画鬼容易画人难——给尹钛的序写史，最难的是写人。历史是人折腾出来的，说史，即使是单纯的大事记，也免不了有人在里面，不能把人和事剥离开。但是，现在做历史的，往往见事不见人，写来写去，干巴巴的，就那么点事儿，里面当然有人，但是人都“事儿”化了，没血没肉没性情。说实在的，不是写史的人不想写人，一边是多年的积习难改，一边是写人也的确有难度。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难就难在人是现实中存在的，有些人，还是另外一些人熟悉的。
写史不同写小说，可以乱加虚构，写得不好，也许连人都不像了，更何况真实存在过的张三李四？
历史上的张三李四难写，写名头响的大人物则更难乎其难。说的人多，写的人也多，但写好了，写活了很难。其中，袁世凯和杜月笙两位，要算是难中之难。
袁世凯是个著名的白鼻子人物，从民国起，凡是有关袁世凯的叙述，除了他自己人的《容庵弟子记》之外，基本上都是负面评价。袁世凯的脸谱，从北洋时期就给人画花了，近似小丑或者二丑，到了国民党主政，就基本上定型在白鼻子上面了，成了京剧中的王莽、曹操之流亚。此后，更是每况愈下，写传者，不在袁世凯三个字前冠以“窃国大盗”四个字，基本上是不能开印的。直到近年，才稍微好了一点。相形之下，杜月笙的命要稍好一点。在北洋时期，杜老板食客不止三千，比当年的孟尝君和信陵君还风光，捧他的文人多，连眼高于顶的章太炎，都出来拍杜老板的马屁，把一个浦东不知什么来历的小混混，捧成杜周和杜预的后人，再上，一直推到尧舜。国民党时期，由于主政者有意遮掩当年自己的青帮痕迹，有意疏离，杜月笙风光不再。但文人墨客，落井下石者也不多。也只是到了1949年之后，纸上的杜月笙才真的变得穷凶极恶，文人们仿佛才悟到，原来这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帮会头子！于是，左一个流氓大亨，右一个流氓大亨的文字问世了。
中共主政中国，自1949年开始，而在中共主政之前，史学界的主流，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家了。这种史观，评价人物有两个尺度，一是进步史观，二是阶级分野。在前者，只要推动历史进步的人，都是正面的，而历史，即使在形式上，也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谁开倒车，注定要被钉死在耻辱柱上。在后者，则是讲究人物的阶级属性，如果出身不好，向先进阶级靠拢也可以。在这样的历史观主导下，我们这两位，袁世凯和杜月笙，究竟在史家或者文人的笔下能有何等命运，不问可知。当然，眼下的境况已经好转，人们写史的禁忌少了些，也有些人出来给过去的反面人物抱打不平，说几句好话。但骨子里，进步史观的阴影还在，人们还是脱不出好坏善恶的二元分际。无非是过去说坏，现在说好，翻烙饼，标准还是那些货色。更要命的是，跟整个学界的浮躁类似，现在的写史者，写来写去，好像都是为了市场，大家都是写手，一种市场化流水线上的写手。
除了极个别学者之外，很少有人去发掘史料，钩稽隐事。只消文字绚烂，有噱头，不愁没有销路。
尹钛写这两个人物，在我的印象里，已经有好些年了。首次完稿，记得是在2007年，当时，一些出版人看了以后，就轰然叫好，给了这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者最高的版税，甚至，我的序都已经写好了。但是，尹钛却始终不肯出版，总觉得还要加工修改，打磨再打磨，一拖就拖到了今天。
我原来写的序已经怎么都找不到了，只好重写一篇。不过，这两本书磨到今天，的确跟当年不一样了。里面不仅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而且文笔更加好看，好玩，完全没有了他这个年龄比较有学问的学者那种掉书袋的感觉，很大气，绝少斧凿的痕迹。任何一个层次的人，只要喜欢历史，多半会捧起放不下。这两本书，不客气地说，是当今写人的佳品，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还没看到过比它们更好的著作。
尹钛是我的学生，一个相识很久的朋友。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书虫了，每日蓬头垢面，就知道读书。他还在本科的时候，给他们班上的第一门课，我给了他120分。此后，一直到博士毕业，其实我没教给过他什么东西。我跟他之间，其实就是资深的朋友，书友。我真的不明白，他小小年纪，腹笥怎的会如此之宽，肚里的货这么多，而且倒出来的时候，竟然如此灿烂有光。
以上的文字，有吹捧自己学生之嫌，在某些学人，吹自己的学生，就是吹自己。但是，平心而论，我真无此意，即使说了好听的，不过是真心话而已。是好是坏，读者诸君自己判断，建议在买之前，先看上一段，如果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再掏钱。
2012年12月1日，于京北清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