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一行抵达赤塔，正值远东共和国国民议宪大会召开之际，暂时还是临时政府。新政府由布尔什维克掌握，而宣言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外交冲突，成为苏俄共产主义政权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另一方面也适合于以个体农业生产为主的西伯利亚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瞿秋白充分利用在赤塔停留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这样既可以练习俄文，又可以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权及共产主义。他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谈中东路问题），粮食总长葛洛史孟（谈新政府的粮食政策及中俄通商问题）。1921年1月2日晚，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在外交部官邸会见瞿秋白、俞颂华，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主要如瞿秋白所记：“远东政府，虽有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克氏体形魁梧，面貌刚直，但正在病中，不得不躺在卧榻上同客人谈话。克氏的夫人是一位晚装轻盈的少妇，一口纯熟的英语，她对瞿、俞关照说：克氏多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克氏虽言语喘急，仍然以英俄文尽力解答问题，直到夜九十点钟才结束谈话。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其中有《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杂志、《社会主义史》。瞿秋白把这些书刊读过一遍，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面对着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意料之中，意想之外的，等等，引起了这个青年记者的沉思。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千姿万态的变象，有时会觉得无味枯燥，然而一旦达于极处，便会豁然开朗，顿然醒悟。
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
从枯寂的冥思苦想，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对于刚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一个可喜的开端，也许可以说，这是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梯。这时，他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乾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吧。”
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到赤塔，一路上仆仆风尘的采访、调查，积累了许多见闻资料。在总领事的专车上，外交官们酒食争逐、赌博嬉戏的腐败生活，使瞿秋白感到厌倦，然而又不得不违心地应酬一番，浪费许多宝贵时光。有时，他索性避开喧闹的牌局，躲在一边阅读，翻译，思考，写作。振笔疾书，文如泉涌。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寄给《晨报》、《时事新报》的二十余篇通讯，多半是在这种条件下写成的。
同外交官们应酬，虽然浪费光阴，就中却知道了几件官场轶事。其中的一件是：陈广平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一批留俄华侨护照。陈广平收到印好的护照后，如获至宝，藏入箱内，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唯恐丢失一份。当天晚间，陈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到一张，一掀一掀的给随员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的意义原来如此！无怪乎，驻赤塔的领事管某，以前在伊尔库茨克领事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互相打起来，因而被撤差。
寄希望于新俄
从死寂的半殖民地的故国，来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异邦，瞿秋白顿觉耳目一新，感慨万千，思想与认识大进一步。尽管新兴俄国困窘得犹如西伯利亚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却透过死沉沉的严冬的暮帘，窥见了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他由衷地希望和自信新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样，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榜样。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出了这种殷切的期望。
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原稿是未经修订的俄文打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中央档案库。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远东来信》栏内发表了这篇文章。与原稿相比较，内容相同，仅仅在文法和署名上有差别。公开发表的文章署名是“秋白（广州）”，而原稿则只署名瞿秋白，并未注明地点。瞿秋白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当是在赤塔停留的十七天内。
瞿秋白根据手头上有限的资料，颇有胆识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他指出，由于中国工业生产薄弱，“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至于工人的数目则很少。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手工业者”。中国工人遭受着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工人比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更加成熟。可以预期，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非常可怕，但他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没有组织。”显然，由于把农民划入无产阶级，因而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估计得偏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没有文化的人，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没有文化的人，同样无法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经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战斗队伍。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将在这一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进而无产阶级化。瞿秋白把他与俞颂华、李宗武的赴俄，看做是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重要一环。他满腔热诚，信心坚定，告诉俄国朋友说：
我们充分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为此目的，我们来到了俄国。我和俞颂华、李宗武同志分别代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我们来到俄国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俄国的情况。我们切盼能认认真真地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我们希望，我们的到来将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而我们的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这些真诚的话，说明瞿秋白带着很高的自觉性深入异邦，探取火种，为挣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国人照亮前进的方向，探索新路。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瞿秋白确是当之无愧的。
1921年1月25日晚十一时，瞿秋白一行抵达赤色俄国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会见了他们，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和工作。随后，他们会见了《真理报》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工作就此开始。他们住进了一幢由旧时旅馆改成的公寓。寓所周围是一片树林，大教堂的铜顶金光灿灿，耀人眼目。这种适意的居住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很坏，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此刻，瞿秋白心境极不平静，他说：“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他自称为“东方稚儿”，怀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了他生活经历的崭新的一页。
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一切都在表明，这个“东方稚儿”，已经登上了新时代的航船，认清目标，拨正方向，破浪扬帆，奋然前行了。
二 一家星散飘零
1911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皇帝。当人们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民国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曾经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但是，等到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各省的都督改称为督军之后，世道却变得越来越坏，生活也越来越艰辛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同人们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憧憬，差得是那么远。在瞿秋白看来，新国取代了旧朝，“革命”后的常州同过去相比，不过是一批新贵上台，其昏聩腐朽，其贪婪无耻，其横暴野蛮，比清朝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瞿秋白在精神上的苦闷，是与生活上的艰辛交织在一起的。
贤庄的大姑母，不久就去世了。瞿秋白家中生活，不能再依赖姑母的柴米接济，景况日益困窘。到瞿秋白十二岁前后，家中不得不把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在族人白眼相视之下，搬到了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这是瞿秋白在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
瞿轶群。瞿秋白大妹，晚年定居杭州。
三 苦闷，求索，斗争
尽管世道沧桑，有钱人对于饮食男女的欲望，却从不降低水准。大众生活每况愈下，官僚豪客们的奢靡腐化却是愈演愈烈。秦淮河上，征歌闹酒，天开不夜，正是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上层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给瞿秋白的印象是强烈的。后来，他对于这次旅行，写了如下的话：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涘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
四 改造社会的呼声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变革，中国需要步入新时代。他说：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
五 走向光明的使者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做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