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清苦生活的自娱自乐--知青歌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中学生自愿和被迫离开城市，踏上了走向边疆、农村的征途。
在建设兵团、农村，这些知青作为简单劳动力使用。兵团的“军事组织”对知青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双重的禁锢。一些领导者的腐败、愚昧、对文化的仇视，使知青们被置于任人宰割又申冤无地的境地。在陕西等艰苦地区，男女知青甚至连口粮钱也挣不下，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仅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与父母家庭的分离，对终身扎根的忧虑都促使知青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堕入社会最底层的知青们，在插队支边的艰难岁月中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农村，在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几个大的建设兵团，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数量不小，尚无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仅目前见诸文章、报刊和收入盒式录音带的已不下数十首：《四季歌》、《75天》、《地角天边》、《雨声传情》、《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松花江上》、《疯狂的世界》、《我的眼泪》、《姑娘八唱》、《请你忘记我》、《伤心的泪》、《小小油灯》、《钞票》等。
这些歌曲是知青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寂寞岁月中，创作出来进行自娱的，它们是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别家乡初到农村时期的歌曲和在农村中受重创后创作的歌曲。前期歌曲的主要内容为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情绪，后期则主要表现对生活的幻灭感。
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云南兵团十五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文章中讲，“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就会一伙一伙围坐在一起，对着月光唱着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以宣泄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
在东北兵团，知青精神生活的贫困也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唱歌便成为东北知青唯一可以减轻苦闷和孤独的方法。在1970年－1971年，15团29连女知青宿舍里，经常半宿半宿地唱歌，唱《井冈山的道路》、《江姐》、《红珊瑚》、《刘三姐》、《怒潮》（电影），甚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红河村》、《灯光》。到了1975-1976年，兵团的种种“纪律”、“约束”开始松弛，各种知青歌曲便开始在连队中泛滥开来。于是便有了14团工业连“知青歌曲大联唱”这样一幕场景。
在建设兵团中，能够当干部、教员、开机车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有许多知青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穷极无聊，便各自搞一些个人爱好，打发光阴。一些喜欢电子的便自己组装各式半导体收音机。在14团11连，有一个北京知青李××搞了个窃听器，窃听女生讲话，连里知道后，组织全连知青对其进行批判。
14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发射机，知青们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在一千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金小平打开发射机，北京知青朱宗强、章海等人在宿舍里唱歌、说话，在连队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收到。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愈听愈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当天，男知青搞发射台的事就在女知青中轰动了。
知青歌曲基本是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自嘲为“借曲家”。这些“借曲家”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样一些离乡歌，其实正是民歌、民谣的当代优秀作品。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知青歌曲同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们是当代的《诗经》。
“文革”中，知青内部的信息流通渠道既多且广，且流通很快。有时一首歌或一个主题在各地有不同唱法、不同词曲。如《梦见母亲》在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就有两种变异的唱词。如《四季歌》知青们可以信口填词，所以种类更多。一首《南京知青歌》其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和北大荒等地就有：“深浅”、“深陷”、“深嵌”等改变。应该说，知青歌曲有其特殊地区性、特殊群体性，也具有知青群体的共性和普遍性。
下面将知青歌曲的创作、传播和内容演变作分段介绍。
《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在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剥夺，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和幻灭感。
《南京知青之歌》词曲：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首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
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毛主席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情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情。
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情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