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桂欣信心百倍，工作干劲十足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来得快，来得凶，不断地升级，让人有些始料不及。特别是1966年12月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一定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个领域”，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附和，以致中央、国务院对铁路部门开展运动的限制性规定被取消。于是，铁路系统混乱加剧，指挥失控，铁路建设和运输遭受严重破坏。
接上面通知，机务大队筹备工作暂时搁浅，全体职工要以实际行动表忠心。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学理论，然后，跳忠字舞。不管年龄大小都得跳，跳得好不好没关系，只要不跳低级趣味的动作，不嬉皮笑脸就行。腿脚有毛病的人也得坚持跳，样子滑稽可笑，实在跳不动的，就跟着队伍走大步。跳与不跳，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忠与不忠的问题，这顶高帽子是万万戴不得的。
当然，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上街游行，庆贺最新指示发表。每个人手里举着小红旗，一路高呼口号。至于喊什么口号，不用担心，反正有人领着喊，跟着吼就是了。这种游行雷打不动，雨淋不止，而且常常是深夜进行。刚想上床睡觉的时候，外面就有人喊：“快起来！快起来！欢呼最新指示！”
周桂欣纳闷了：为什么最新指示都是在晚上发表？是不是国家领导人习惯在晚上工作呢？多年以后，他才搞明白，其实最新指示大都是白天出来的，就是要等到深夜电台才发布，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直播，只能通过广播听声音。人们深夜不睡觉上街游行庆祝，更能体现赤胆忠心。游行回来睡大觉，第二天不上班，也不会有人过问，真是一举两得。周桂欣为了能按时参加游行活动，只好每天晚上在临时办公室睡个囫囵觉，第二天再回家补一觉。
一开始，周桂欣从文字上理解，以为“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文化领域的一场革命，批海瑞，批武训传，这些都是文人墨客的事。我是搞技术的，沾不上边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周桂欣又搞不明白了，一切政治都是以经济为基础，为什么革命先“抓”，生产被“促”呢？应该调过来讲“抓生产，促革命”才对呀。
随着“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铁路形势更加恶化。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取消，有的无法执行。甚至行车信号的绿灯表示不安全，红色表示禁止通行，也被认为是违背了“红色代表革命”，“革命需要前进”的原则。个别地方竟然采用以红灯为安全通行的信号的“革命行动”。桂欣被这场运动完全搞蒙了。
1967年发生了“一月风暴”，铁道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以及其他一些铁路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基层单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个派，那个派。如果不参加一个派，就说明政治立场有问题。他想，参加造反派吧，看样子神气十足，可我没那个胆。自己成分不好，刚刚工作不久，没有跟任何人结怨，没有不满情绪。如果不是组织上对我关心照顾，我没有现在的安稳日子；如果没有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我没有这么好的工作。我感恩还不及，我去揭谁的短？造谁的反？选择保皇派吧，参加这个派的人大都是些老同志，老干部，他们阅历丰富，有经验，跟在他们后面，应该不会走错路吧。万一有什么事，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就这样，周桂欣思前想后，抱着混一混的思想，加入了保皇派。至于保谁的“皇”？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周桂欣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起工作的干部和职工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如果按地域关系来划分，主要广东籍和湖南籍。
平时与广东人打交道时，比较随和，再穷，没人看不起你。谁有钱有权，没人眼红，也不会有意拆台，更不会踩着人的肩头往上爬。只是想办法自己奋斗赶上去，超过对方就行。面对政治运动，广东人显得比较木讷，上面来工作组调查情况时，要求大家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广东人一问三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说。
湖南人却很激进，不仅积极主动找工作组“汇报”情况，而且互相写检举信，提供可疑线索，上纲上线，敢于批斗。
上面要求揪出隐藏在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揪出一个来，人心惶惶，还遭到严肃批评：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果然，上级派人下来驻点督促，不到一个星期，湖南人挖地三尺，一下子就揪出七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有老同志，也有新同志。其中有三个人影响最恶劣，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经常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对热门话题评头论足，属于牛鬼蛇神之类，必须打倒！
不久，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一位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成立大会召开的那天，一位湖南籍的老工人爬上台，对着话筒，口沫四溅，大声表态：我代表工人阶级向革命委员会“哀”心地祝贺！引起台下一阵哄笑。
革委会成立后，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关系日趋紧张，由情绪对抗发展到武力对峙，开始用木棍械斗，伤了不少人。平时跟周桂欣关系不错的一位老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出身贫农，平时寡言少语，在武斗的时候却特别活跃，冲在队伍前面。这让周桂欣想不通了，他凭什么积极呀？连大字都不识一个的人，难道他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难道这才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周桂欣很害怕，每次群殴，他都有意落在队伍最后，看见造反派的人冲过来了，他就躺在地上，捂着胸口，痛苦不堪，大声喊“哎哟，哎哟”。等人一走，他迅速爬總，开溜。
武斗愈演愈烈，双方开始四处搞武器。保皇派冲击武装部，搞来几支半自动步枪，一次可连发五发子弹。在一次械斗冲突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头目较上了劲，保皇派用枪口顶着造反派的额头，大声喝斥：“别动！动，老子崩了你！”
造反派：“有种，你就开枪。不敢，你就是王八蛋！”
保皇派狠扣扳机，枪没反应。造反派起哄，群起而上，乱棍飞舞，把保皇派中的一个人的脸皮都打翻下来，鲜血淋漓。保皇派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
回来一检查，原来武装部早有防备，把所有枪机都卸走了，步枪成了烧火棍。
保皇派头目垂头丧气，两眼冒火，指着周桂欣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搞技术的吗？”
周桂欣望着他，点点头，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头目指着另两个工人说：“你，还有你，跟着周桂欣干，把枪机搞出来。别一个个傻了吧唧地等着挨揍。”他的意思是要周桂欣带工人自制枪机部件。
花了两天的工夫，周桂欣画好草图，指导工人加工，做了几个样品，试一试，砰——可以打响，但射程很近，没有杀伤力，还经常卡壳。
保皇派不满意，要求重做。
周桂欣这个时候心里很矛盾，很恐惧。看到枪，他就想起娘倒在血泊中悲惨的样子。如今，要他亲手制造杀人武器，就是要他当一名罪恶的杀手！这场运动一旦结束，知识分子罪加一等，秋后算账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该镇压的对象。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躲一天，算一天，装病！
他跑到县城医院，不停地咳嗽，谎称自己刚患过肺结核，身体虚弱，需要慢慢赫，缠着医生开病假条。
医院这个时候管理也很混乱，医生每天都在混日子，一笔下去，给周桂欣连开了三个月的病假。
出了医院大门，周桂欣拿着病假单，偷着乐了。
就这样，周桂欣收拾好东西，回到榆湾村休病假，成了逍遥派。
这年5月31日，中央、国务院对铁路实行了军队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