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智慧的领导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要荣辱不惊，要有“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胸襟。具有能上能下的平常心的人，当属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他曾三上三下，但无论是上，还是下，他都保持了一颗乐观坦然的平常心。
邓小平的第一次下和上，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1931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时，邓小平就能够中共中央批准，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第二年冬天，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然而，不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并对其进行排挤和打击。邓小平坚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结果也遭到了打击。1933年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被撤消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起伏，被撤职后，他被下派到乐安县的南村区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期间，邓小平没有任何抱怨，仍踏踏实实干活，不久就被调到军委总政治部工作，后来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1935年，中央政治局在召开遵义会议，邓小平奉命离开《红星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又出现了一些转机。
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和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一帮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陷害了一批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是他们这次主要的打击对象。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等帽子，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斗争。在196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党内外职务，保留党籍。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的一个拖拉机厂，在那里劳动改造了三年。
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暴露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出现了第二次转机，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他被重新起用，再次回到党中央工作，并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开始对党内工作进行梳理和整顿。
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和上，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再次主持党的工作后，极力主张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正常秩序的生产，工作秩序，并着手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全面整顿。邓小平的许多政策措施触犯了“四人帮”的利益，被“四人帮”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借口，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并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被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邓小平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三起三落，邓小平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在动乱的时代，有多少人经受不了大起大落的折磨，自杀而亡，而他却始终如一。无论是起是落，都平静地接受，这就是一个伟人的平常心。
把大局放在第一位
◎“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韩非子？十过》
【意译】第一是如果奉行小忠，那么就是对大忠的一种戕害；第二是如果只顾小利，那么就是对大利的一种残害。
中国有句俗语是“扒了东墙补西墙，结果还是住破房。”这句俗语，是告诫人们做事要注意顾全大局，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样结果只能使部分得到改善，而总体上仍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做领导，更应该树立一盘棋思想，将大局放在第一位。
战国时期，赵国国君手下有两个得力助手，一个是文官蔺相如，另一个是武将廉颇。这两个人可谓是赵王的左膀右臂，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蔺相如自从完璧归赵事件之后，便被赵王提拔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上卿位置。性情直率、城府不深的廉颇对此十分不满。他经常不避人地说：“我廉颇一个堂堂大将军，在战场上生杀予夺，为赵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蔺相如只不过是个下层小民，仅凭能言善辩竟然爬到了我的头上，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廉颇还扬言说要当面羞辱蔺相如。
蔺相如听说了这件事后，便处处躲着廉颇。有时候他驾车出门办事，远远地看见廉颇的车，也要让仆人躲到巷子里回避。蔺相如的门门客见到这种情形，便议论纷纷。他们在背地里说蔺相如是因为胆小怕事所以才故意躲着廉颇将军。这话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便对他们说：“我躲着廉颇将军，并不意味着我怕他，我连威武的秦王都不怕，难道我还怕廉颇将军吗？其他国家之所以不敢来侵犯赵国，正是因为有我和廉颇将军在，如果我们俩发生了争执，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那么别的国家就会趁机来攻打赵国。我之所以要躲着他是因为我以国家大局为重，而不去计较个人的私人恩怨。”众人听了这才了解蔺相如的良苦用心。
廉颇正想找蔺相如出气呢，可是却总是遇不到他。后来，他的部下向他报告了蔺相如的话。廉颇顿时感到羞愧极了。于是脱光了上衣，背上荆条，去蔺相如家负荆请罪去了。从此，两人成为了同生死共患难的至交。
蔺相如是一位将国家大局放在第一位的人，虽然廉颇出言不逊，但他从未与其计较。他的宽宏大量，也是他能够做到上卿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识大体的领导，就应该舍小义，顾大局。然而，有一些人并不是这样。他们将一己私利，或者某一个小团体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注重大局。作为领导、决策者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
楚汉时期，项羽手下有一位大臣叫曹咎，他官至大司马，被封为海春侯。
汉四年初，项羽在成皋与驻军黄河北岸的刘邦对峙。楚军因被汉军阻拒而无法西进，汉军也难以攻下成皋。这时，项羽手下的一位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彭越，因推翻秦朝后项羽没有封他为王而怀恨在心。趁机与刘邦的汉军联合，袭击楚军的后方梁地，接连攻下17个城池。
梁地是楚军粮草供应的必经之地，直接关系到楚军的粮草供应和后方安全。项羽为了安定后方，决定亲自率师东征彭越。这样他只好将留守成皋的任务交给了曹咎。成皋地势先要，有设有均需粮库，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项羽放心不下，临走时再三叮嘱曹咎：“一定要小心守卫成皋，如果汉军挑战，你千万不要轻率迎战。在半个月内我一定击败彭越，回来和你一起对付刘邦。”随后，项羽就带着大军去攻打彭越了。
刘邦得知项羽离开成皋后，连夜率领汉军渡过黄河，向守卫成皋的楚军发起了挑战。起初，曹咎谨遵项羽的叮嘱，无论刘邦怎样挑衅，他都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并下令不准任何人出城迎战。刘邦见没有达到正面交战的目的，于是就改变策略，下令在成皋城边设台，派一部分士卒每天在台上喊骂羞辱楚军，嘲笑曹咎胆小如鼠。这时，曹咎心中十分不爽，气得在城上破口大骂，但是他还记得项羽的交代，再三忍耐，闭门不出。汉军一连骂了五六天，曹咎实在忍不住了，就把项羽谨慎行事的叮嘱抛在了脑后，率领大军出城作战。
楚汉交战不久，汉军就佯装战败，逃向汜水岸边，渡水逃往对岸。曹咎见此形势，信以为真，命令楚军渡汜水追击汉军。可是没想到，渡到一半时，汉军反击，楚军打败，刘邦乘胜攻下了成皋。成皋失陷，楚国大量的屋子被汉军洗劫一空，曹咎自知罪责难逃，也愧见项羽，于是就在汜水边挥剑自杀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曹咎就是因为没有忍住小小的刺激，才导致了成皋失守，楚军打败的结局。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作为领导如果不能从大局出发，那么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要想做一个称职的领导，做一个成功的领导，首先就要树立自己的大局观念。
齐神武帝时期，有一个正直的大臣叫杜弼，他一生最痛恨贪官污吏，因此他常常在神武帝面前揭穿这种人。
有一次，杜弼发现了一些人的贪污行径后，便上奏齐神武帝说：“现在朝廷内忧外患，应该先把朝廷内部的贪官污吏清除干净，再去对付外面的敌人。”神武帝说：“好啊，你又发现了哪些人是贪官污吏，赶快向我汇报。”杜弼不紧不慢地着：“现在，外面那些骑在马上的人就有很多是搜刮百姓的贪官。”神武帝没有同意杜弼的意见，他心想那些人可都是我的功臣啊。但是杜弼一有机会就向神武帝讲述那些将军们的罪行，并希望神武帝赶快除掉他们。这搞得神武帝心神不安。终于，神武帝忍不住了。
这天，神武帝派军人们穿好打仗的装备，严肃地列在路的两侧，高高举起军刀，脸上表情严肃，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这时，神武帝让杜弼自己一个人从中间走过去。杜弼一个文官，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站在那里哆哆嗦嗦地不敢动。神武帝看见他的样子，忍住笑，对他说：“你就只管走过去，绝不会伤到你。”可是杜弼仍旧不敢。
这时，神武帝说：“我已经告诉你他们绝不会杀你，但你仍旧如此害怕，可想，那些将军们在战场上面对的场面岂不是更可怕？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捡条命回来，虽然贪污了一点，但是他们为我夺回的却远比他们贪去的要多得多。你今天除掉他们，明天谁为我杀敌呢？”
杜弼赶紧跪下谢罪，说：“是我目光太短浅，没有从大局考虑这件事。”
从大局看问题，不光要看到事情的一面，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从大局考虑问题，既要纵向考虑，还要横向考虑。一个领导只有做事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全面考虑，才能在决策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就会出现偏差。尽管有时候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利益选择，但一个聪明的领导，会从大局利益来考虑问题，权衡利弊，最终做出正确的选择。相反，如果一个领导总是被一叶障目，看不见泰山，那么整个组织、整个团队都会因此而受到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