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院中常堆放一堆堆的瓶盖，暑假中，孙子及外孙群集，瓶盖常成为孩子们打仗的玩具，满天飞的瓶盖中，经常夹杂着大人的怒斥声：
“夭寿哦！连这也拿来玩，爬进天哦！这些死囝仔！实在哦！……”
文静些的女生则相偕到附近的光华戏院去看戏。年纪小的时候，就用坐车时使用的惯技，尾随大人入场；稍大些，这些把戏再不灵光了，便只好等着看戏尾，等到散戏前的十分钟，看门的撤守，我们便蜂拥而入。记忆里，光华戏院专门搬演歌仔戏，大约三天或一星期演完一出戏，虽然每天只看十分钟，但多属精华或高潮戏，所以仍然看得津津有味。只是，戏院边儿是一家知名酒家，每每被大人恐吓，可能被抓进去，从此沦落风尘。因此，每回经过，总夹杂着兴奋与惊恐的莫名情绪。
看完戏的黄昏，不知怎的，一径悲伤惆怅。回外公家的路途，好像陡然变得又长又荒凉。我常常仍沉浸在剧情中，不愿出来。不发一语的诡异，引得众家表姐妹义愤填膺，发誓再不一起同行。然而，一到次日，又禁不住我赌咒发誓、腆颜央求，便又高高兴兴携手奔赴。整个暑假，便如此这般，日复一日。
那时，是这般热爱着戏剧搬演的人生。因为爱看戏而喜欢回外公家。其实，母亲自小被领养，和这个家的关系有些迷离，藕断丝连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暧昧。这样的特殊身份，自然影响我和其他表姐妹的情谊，我总偷偷地忌妒着她们之间看似浑然无间的打闹，而我，刻意模糊之间的差异，假装没有任何不同。但这样的刻意，其实有着浓厚的表演性质。我一边看戏，一边模拟着，也自己担纲演出一场。演出时，仿佛一边享受着悲剧性的快乐，一边痛苦地佯装豁达。
痴狂地爱恋着戏里的小生，仿佛叫洪秀玉的。为了她，一度曾经强烈地想偷偷跟着戏班子跑。然而，毕竟胆子小，也没有管道，只能躲进屋里，披上大袍，对着镜子，悲痛地比画，并哀哀唱起七字调，觉得自己历尽沧桑，地老天荒。
上国小时，在潭子乡公所任职的父亲，因为无闲整治田地，卖掉了微薄的祖产，带着我们从偏僻的丸宝庄，搬迁至潭子街上。前临纵贯公路，后傍纵贯铁路，比起老家的堂兄们，我们算得上是城里人了。其后，每次回旧居，我们总穿上最体面的新衣，摆出最骄傲的神色，而把生活窘迫困顿的真实面，紧紧地隐藏。
台湾经济起飞之前，父亲自潭子乡公所退休，用微薄的退休金投入土地买卖行业。一边中介，一边也尝试自行投资。事后，母亲回忆说：
“恁老爸的运气未歹！”
老爸可不这么想，每次母亲如此说，他总急急申辩：
“谁说运气！如果不是有几分头脑，要赚啥？一家口这尼多人是要吃啥！重要的是头脑啊！”
当时，对面的糖厂关闭了。童年时，躲过守卫，混进混出的大游乐场，终于改易主人，听说要成为大型加工出口区。父亲眼光精准地在节骨眼，高价卖掉纵贯路旁的住家，并同时以低廉价格，在加工区的紧邻处，买了一块地，自地自建了一幢二层洋房。
大片的糖厂宿舍区，瞬间被夷为平地。似懂非懂的年龄，分不清到底是感伤还是兴奋！只记得黄昏回家时，扬起的尘土，犹自袅袅的四处冒烟，昔时因偷采芒果、番石榴而被警卫追得惊心动魄的园区，蓦然门户洞开，反倒隐隐让人觉得不安。缺乏娱乐的年代，糖厂里，每隔一段时日，总有康乐队前来演出。本是提供糖厂员工及眷属观赏的，但是，附近的邻居，不拘大人或小孩，总是千方百计突破重围，窜进里头去看杨小萍载歌载舞，听听黄小冬夫妻高亢的对唱，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双簧、各式特技、魔术表演，不一而足。黄梅调流行的时候，《十八相送》是最热门的节目。而我便是在糖厂门口的空地里，学会骑脚踏车。哥哥松手的那一刻，我惊慌地冲进糖厂开着的小门并卡在其间，动弹不得。到现在，还遗留着因害怕而双足直觉地大张时，脚指头被粗糙且尖锐的石门两壁削掉皮肉的痕迹。
童年的梦，终结于纠缠难分的彩带舞里。
一间间的工厂和办公室取代了如茵的草坪，精密的加工进驻，引来大批的就业人口。潭子像暴发户般，一夕之间，腰缠万贯。然而，富有的园区，却屡传失窃事件，原本虚设的警卫，忽然目光炯炯地逡巡在每个进出的员工身上。戒严尚未解除，威权的老板和腐朽的警政，同心协力罗织了几宗骇人听闻的冤案。被冤枉的工人，手无寸铁，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后，真凶方才以极其荒谬的破绽被发现。年少的我，亲眼目睹清白的嫌犯自警局回归时，手脚血迹斑斑，形容枯槁，惊惶的眼眸犹自藏匿着说不出的恐惧。我因之噩梦连连，经旬不断。乡民的愤恨，只能在里巷间耳语流传，不但未有平反或赔偿的要求提出，充满禁忌的时代，甚至连正当的防卫都不能！是非黑白，连家人都说不得。
我们的楼房和加工出口区同步落成。
围墙成为我家和加工出口区的楚河汉界，母亲在围墙边亲手栽种了五株樱花，几年后，每到冬季，粉红色的樱花盛开，每每招引许多行人驻足。
我在那屋子度过最惨绿的初中及高中时代。成天和始终搞不懂的数学奋战，联考的阴影和积弱不振的成绩共终始。每到重要的考试，就开始发高烧，起红疹。大专联考的前夕，我全身红肿，奇痒无比，一夜辗转无眠，次日清晨即起，到考场应试之前，先行去医院打了一针。强烈的药效在第一场的应试考场发作，我呼呼大睡了一场。发榜后的那段日子，朋友们都浸淫在解放后的快乐中，唯独我，一到黄昏，体温便急急上升，总要父亲下班后，骑摩托车送去一家西药房打针。在负笈北上的前一天，母亲忧心如焚，深恐离家的女儿在遥远的外双溪，仍旧高烧不退。她拿着药单，再三叮嘱自处之道。托天之幸，离开了那幢楼房，病症竟然从此不药而愈。
因为写作，我经常和母亲共同回首过往。一回，述及那幢二层楼房，问她多年前屋旁种植的一棵杨树，她纳闷地说：
“有吗？我哪会未记得了！敢有种杨柳？”
“怎么没有？每到春天，屋子里老白茫茫一片，不是后来才发现是杨花作祟吗？”
“啊！想起来了！是有一株杨树……你敢还记得那些樱花？我种的呀！冬天的时阵，多水哩！你敢还记得？”
我把话题硬生生抢回：
“记得啦！还有那一大片空心菜，后来怎么不种了？”
“有种空心菜吗？我哪会忘记！”母亲又露出迷惘的表情。
“有啊！你怎么忘了？不是每回客人来，你都叫我去摘一些回来，现炒一盘吗？”
“啊！想起来了！是啊！差一点忘记了！……伊时，我种那五株樱花，花开起来，一大遍，实在极水哩！我常常站在厨房窗口欣赏，感觉心情极爽快咧！”
怎么又回到樱花！后来，我惊诧地发现，年纪越大后，母亲的记忆竟似经过筛选或过滤般的，仅剩了她深心系念的一片花海。她不时地以极度遗憾的口吻说：
“你知后来那五株樱花安怎么？一天，不知为啥来，突然从加工出口区泼出一堆用剩的水泥，泥浆沿着墙边流窜，活活淹死了那片水当当的樱花，实在有够夭寿哦！这款代志……”
“这尼水的花，实在有够可惜啦！有一款人就是无眼光啦！……啊！讲起来，也已经过几落冬啰！……那时阵，闲下来的时，每天，目睛看着樱花，就好像在日本东京旅行共款……”
一直怀念着从前那个时代的井然有条的母亲，在经济拮据的年代，犹然思思念念着有朝一日能做一趟东京游。如此背离生活轨迹的幻想，在我孩提时代经常听母亲不切实际地叨念着。如今说来，或者母亲便是借栽种满园的樱花，来圆她人生的大梦亦未可知吧！
樱花树下，不只埋藏着母亲的梦，也同时掩映着父亲由黑白转为彩色的人生。一个基层的公务人员，以一份微薄的薪水，哺养一家十口的辛劳，不难想象。我的一位姐姐，曾因经济因素，不得不放弃免试保送升学的机会。那时节，在煤油灯下，曾照见父亲因歉疚而深锁的眉心。当时，连浑不知事的我，都强烈感受到父亲辗转反侧的心痛。是否是灼灼的樱花带来了生命的转机，是永远也无法识解的谜题，然而，清清楚楚摆在眼前的是，父亲一向深锁的眉心，在樱花粉红嫩绿妆点的新家里，乍然舒放开来。
一个疑惑老沉淀在心底：到底是父亲的聪明转换了低迷的窘境，抑或台湾经济奇迹使得人民普遍提升了境界？而无论如何，躬逢其盛的我，都是最大的受惠者。仗着这样的幸运，我才有比兄姐更好的机会，跨进收费昂贵的私立大学的窄门。1968年秋天，我怀着雀跃的心情，迫不及待地飞离了哺育我十八载的台中。
从此，台中成了我永恒的迷离记忆。
1998年8月
走过岁月
第一次上台北，是我考上大学那年。
母亲和我，提着笨重的行李，打火车站出来，一眼看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傻住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路人问明了十路公车站牌，两人站在车站前的广场上，望着眼前川流不息、飞快行驶的车辆，叹着气，一筹莫展，但觉咫尺天涯，不知如何过街。最后，决定二人联手一搏，便又闪又躲，惊慌失措地横过忠孝西路（当时叫中正路），汽车司机气急败坏地朝我们按喇叭，有一位司机还恨恨地伸出头骂三字经。虎口逃生般的，我们站在对街上喘息。一向泼辣明快的母亲，一反常态的如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地叮咛我：
“台北人实在有够恶！下次，你要卡注意哩，要无，会吃亏。”
我则睁大了眼，乡巴佬进城似的感叹：
“台北人真奇怪，马路上都不走人，全坐车！”
过了好些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过马路得走天桥或地下道。我的老家——台中，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到了十路公车站牌下，战战兢兢跟着排队。车子来了，居然排队的人都不上车，我们慌慌张张地赶到前头，好不容易把行李扛上车，耳边却传来司机凶巴巴的喝斥：
“下去！下去！这里不能上，不守规矩，投机取巧。”
我们被骂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红着脸，连忙拖着行李下车，这才看到车子还有一个后门，大家都从那儿鱼贯上车。我又羞又气，当场眼泪就掉下来。母亲想来也是气恼的，可又不知如何排解那份尴尬和狼狈，只恨恨地嘟囔着：
“笑死人！谁人知影台北的车生做这款，有两个门！谁人知影……”
我的家乡——台中的公交车，一直到现在，似乎还坚持一个车门的传统，由前头上，也由前头下，几曾见过这种双门的怪物！
初次负笈北上时的一团高兴，被两盆冷水给当头一兜，霎时变成了两行眼泪，一直流到外双溪。这是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很坏。
没想到在这个可恨的地方，一住就是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台北固然教人眼花缭乱，和目前相比，究竟还是单纯多了。如今，每回开着车子，陷在火车站前的车海里进退失据时，总不由得想起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岁月，甚至要不计前嫌地怀念起那时风驰电掣般的交通流量了。
最早在台北的落脚处是外双溪。刚进学校，就被周遭环境所吸引。当时人少车少，到处一片天然的青绿，隔着外双溪，就是中影公司，灰黑的外观、拙稚矮小的建筑，却从事着最摩登的行业。在黄昏时分，我们总会行过望星桥，潜进片厂里，看人们如何在室内搬演人生。右边是清灵幽雅的妙光寺。在功课与情感两皆疲累时，站在木鱼青灯前合十一拜，确能让人涤尽尘思，悠然尘寰之外。再往阳明山方向行去，是芝山公园。无论拂晓或黄昏，绿烟红雾弥漫，一径的幽静绝俗，令人神往。女生宿舍位居最高处，往右边闲眺则是故宫博物院。院内文物众多，常教人废寝忘食、流连忘返。而我，当时最常去的地方，倒非博物院内，而是它旁边一片野趣十足的相思林。带着一本宋词，往树下一坐，斜倚树干，稍作闭目，再睁眼时，往往已被黄花掩没，书上、裙上、发上俱是落花飞絮，真如人间仙境。再往内双溪方向行去，则飞瀑怪石，奇花异草，不可胜数。
我在外双溪共待了五年，四年大学，一年助教，到了后期，已逐渐感受到文明入侵实在不是件可爱的事。先是往阳明山和去外双溪交会的三角地带突然用水泥柱假冒的竹节砌起一座小题大做的双溪公园。公园面积很小，却充满了假山假水、回廊曲桥，外加密密麻麻的花草，教人看着几乎喘不过气来。接着是内双溪瀑布无端妆点上大幅商业广告牌，把整个天然景观弄得惨不忍睹。最可怕的莫如中影公司突然福至心灵，搞了个文化城，招徕了大批游客，终日游览车不断，麦克风喧嚣，外双溪的宁静终告沦陷。而故宫旁的相思林终也未能幸免于难，被开发为一片诗意荡然的井井有条。我年轻时浪漫的情怀，终于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环境的污染而逐渐远去。
进东吴念书的人，很少不对那窄小、寒酸的大门失望的，总觉和“巍峨黉宇”相去太远。多年来，外双溪变化太大，只有东吴的校门以不变应万变，依旧以纯朴的面孔，吞吐着进进出出的学子，在“物非人非”的现世里，这样的坚持倒成了怀旧人唯一的安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