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养成这种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许多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曾在中国绝迹的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态。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只会索取，不讲奉献，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屡屡出现。反科学的歪理邪说占有一定的市场，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蔓延的行业不正之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地干扰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需要正气鼓舞，人民需要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用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去纯正社会风气，在全社会树立正气。提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光荣，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可耻；提倡讲奉献、讲贡献，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克服“权钱交易”、“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浩然革命正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
总之，红岩精神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全社会起作用，影响教育了我国好几代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全社会推崇和发扬红岩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
1938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在总结抗战以来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南方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公开机关大部分人员也相继赴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新华日报》随即在重庆出版。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代表中央全面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由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秘密设于八路军驻重庆公开的办事处内，并合署办公。1939年5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城区驻地机房街70号在日机大轰炸中被毁后，南方局、办事处迁入城郊红岩嘴13号，自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艰难岁月，直至1946年5月迁往南京。在此期间，1944年11月，因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员先后离开重庆，经中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主持南方局工作；1945年12月，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将南方局改称重庆局，中共代表团成员即为重庆局负责人；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后，对内即为中共中央南京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等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与政治压迫并举的反共高潮。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长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局面濒临破裂。为力挽危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带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中共公开机关，坚守重庆，开展政治攻势，以斗争维护团结，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与此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利用各种公开合法渠道，不失时机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实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进而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支持，南方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与各国驻华使馆、援华机构和国际友人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主张和抗战实绩，加强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开拓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半独立外交的新局面。
抗战胜利后，为配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贯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国统区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复杂的环境和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经受了各种风险的考验，锻炼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他们发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风雨如磐、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这种蕴含着老一辈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的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姐
江姐（1920-1949年），原名江竹筠，曾用名江志炜、江雪琴，四川自贡人。
1928年因家乡大旱，随母亲到重庆外婆家寄居。10岁时，进南岸大同长袜厂当童工，1932年进孤儿院免费读书。1936年考入重庆南岸中学，1939年春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班学习，任该校中共党组织负责人。
1941年秋，江竹筠受党组织指派到重庆新市区担任区委委员，其任务是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当时环境十分恶劣，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而军统特务机关就在她工作的附近，而她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熟。不久，江竹筠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党组织让她担任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助手并假扮夫妻，以掩护机关。在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的驱使下，江竹筠自然地和周围的人们交往，不露破绽，以掩护老彭顺利开展工作。
1944年春，由于特务跟踪，江竹筠转移到成都。遂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以学生身份做群众工作，她在四川大学改名为江志炜。
1945年，江竹筠和彭咏梧正式结婚。
1946年7月，江竹筠从川大肄业回到重庆，协助丈夫工作。她负责搞学生运动工作。在她的帮助下，西南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分别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及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领导学生开展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7月，江竹筠协助丈夫彭咏梧领导出版了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负责部分送稿和报纸散发。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11月，江竹筠以联络员身份随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工委副书记的彭咏梧一道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
1948年1月，彭咏梧在云阳、奉节武装暴动时牺牲。江竹筠回重庆向川东临时工委汇报情况时，临委考虑她容易暴露，不宜再去下川东，而且她的孩子还小，需要照顾，再三劝她留在重庆工作。可是，江竹筠仍然坚持到丈夫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江竹筠来到万县后，由于风声很紧，迟迟不能下乡，组织上决定暂时留她在万县县委工作，同时做暴动地区的联络工作。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由于他们告密，1948年6月，江竹筠等在万县的一批同志被特务逮捕，并被押往重庆，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当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并掌握着川东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时，妄图把她当作突破口。但江竹筠在敌人一个多月的酷刑审讯中，守口如瓶，后来特务们竟丧心病狂地在她的指尖上钉进一根根竹签，致使她一次次痛昏过去，但敌人依然一无所获。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只得感叹地说：“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彭咏梧死了，看来江竹筠也死心了。”从此结束了对江竹筠的审讯。
在江竹筠受刑最惨烈的日子里，渣滓洞牢房里的难友们出现了慰问“江姐”的动人情景，有的替她包扎伤口，有的写慰问信，他们用竹签当笔，蘸红药水把赠言写在草纸上。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传诵一时。
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与31名难友一道壮烈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