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年琥珀》一文中，余秋雨先生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不得不颁布诏书，把各省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因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画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至发展、兴盛至衰落，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以及文化载体的书院，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自始至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统治阶级不但有调和，而且还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与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成学堂，让中国古代教育与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让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因此，书院并未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此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打破沉默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与学术机构，书院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给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可是在近代，学堂将书院取代，历经近百年的沉默。然而，书院依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依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如今，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今天的现代教育制度加以反驳。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于是就开始增强了，中国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很多人对中国历史以及文化传统开始进行回顾，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历经长期的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其他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令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非常开放的，尽管在招收生员上书院有着严格的名额限制，可是书院教学实行开放式的办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并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互相问难答疑、互相激荡提升，因而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发展成了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其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后，胡适先生曾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后觉得，现今的传统书院，例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差不多已成为了旅游景点，变成了文物部门以及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同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且创办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与学术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学术的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不受约束、相对自由的、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活泼自由。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也并非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一次大量涌进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受到断裂的处境，这让一批知识分子以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某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当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以及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时候，便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并且同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张炜以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现今的坚守非常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他在山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就具备了中国传统书院的一切基本元素，比方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以及藏书与研修的功能，稳定以及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与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以及抱负等。张炜说，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以及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与功能。
各种书院的相继成立，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与现代书院的创立此种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关注与讨论。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觉得，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以及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与探索。
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对现代书院也加以了肯定，他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过：“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事实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恰恰是它对当今教育机制与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书院在复兴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冯骥才说，如今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得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师资也是个问题。书院许多导师是由教授兼任，可是忙于本职的学者们，却很难有更多的精力照顾书院。为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想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麓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与硕士点。承担了许多国家的研究课题。倘若书院要红火起来，首先一定要在制度上理顺，不要将它仅仅当成文化遗迹。用得好，依然能够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要具备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单单是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弘扬，这是岳麓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凭借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能支持学术研究经费。再次，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让岳麓书院请进来，走出去。主事者往往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一般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以及别的中国书院当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在建设现代大学文化的征程上，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以扬弃的态度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决定于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不过，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代表着大学文化也能照搬，原因在于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就像梅贻琦先生所说的：“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让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文化敏感带》中，余秋雨先生在说：“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只有厚德才可以令人生充满活力；只有笃学社会才会充满生机；只有传承回归中才会超越；只有开拓才会促进崭新的文明升华。我们应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百年书香校园创造更好的业绩，谱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