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说，生命的个体天然是孤独的存在，行走于世上的旅途，也必定是寂寞的，只能独自完成自我与生命的成长与理解，而灵魂最大的羁绊莫过于躯体，于是，生命就在灵魂与肉体的交战中体会着双重痛苦，这种痛苦无人能懂。或许人生是注定要到处漂泊的，因为人在拥有两只脚的同时，还拥有了会幻想的大脑。什么是流浪的本性？无须把“漂泊流浪”当做一种可怜的字眼，哥伦布表明了：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漂泊之于我们，不但是一生的写照，也是值得鼓起勇气去追寻的一种生活。
自古圣贤皆寂寞，也正是这样，他们唯有在漂泊中苦苦寻觅归路，探求心之所属，为灵魂寻找归依之所。也许，他们也会抱怨命运给予自己的太少，可谁会知道，其实漂泊的生活方式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学着战胜恐惧，缔造自己的性格，成为成长中不可躲避的一部分。正是这一条路成就了他们的人生。
中国古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当同龄读书人都在“充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候，他却不为仕途，走上了另一段长旅。20多岁时，他在母亲的鼓励下，“周游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远离人烟的荒野之地，尝尽普通人无法想象、无从感受的艰辛。这在我们看来，也许是莫大的困苦与折磨，但对徐霞客来说，这样的漂泊正是他所向往向往的逍遥之境。从完成一段惊世旅行，到著成一部传世奇书——被誉为“古今游记之最”的《徐霞客游记》，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出入于奇山异水之间，他将流年与俗世看淡，把游历生活当作自己的归路。他一生行踪漂泊不定，一如天边浮云，不停地走向想去的地方，漂泊中他圆了自己的梦，也圆满了人生。
漂泊是一场冒险，赌注是漂泊者的生命，无论结局是完胜还是败北。也许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孤独的旷野，还有无尽的黑夜，但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理想。
在中国的航海史上，曾经出现一位翻云覆雨的人物，他就是郑和。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从35岁“丰躯伟貌、器宇不凡”的青壮年，到年过花甲的垂暮老人，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把后半生交给了碧涛巨浪。他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用自己的努力在海上建立起一条丝绸之路，致力于传播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科技，让深陷纷纭战火的亚非世界看到了和平的可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七次航行前后绵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漫无边际的遥迢海路，云谲波诡的茫茫水天，以及风蚀浪损所带来的桅断桨裂之苦、折戟沉沙之灾，郑和毅然带棺出海，不畏艰辛、锲而不舍，凭借卓尔不群的胸怀与气魄、胆识与勇气、才能和智慧，完成了一个漂泊者对国家的贡献、造就了中国民族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贡献。这面浓缩了中华民族精华的征帆，如同一座丰碑，伫立在长风中，傲视瀚海六百年。正所谓思想有多远，步伐才能走多远；目光有多宽广，胸怀才能有多博大。
余秋雨先生在《远行的人们》中说道：“一切深层沟通都不能仅靠文字资料，而必须以脚步、目光乃至整个血肉之躯作为船筏。”徐霞客和郑和都是天涯漂泊的旅行家，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走遍千山万水，以五湖四海为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身体力行去远走、去探索、去漂泊，从而完成了毕生的追求，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同时也享受到人生中最大的浪漫情怀。当然漂泊并非单指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它同时也是一种心灵飘零的历程，比如去做一件造福人类的大事也是心灵历经漂泊的过程，它需要百折千回的心灵煎熬与磨难才可能成功，而漂泊者一般都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渴望达到一种漂泊的境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们毕生都在孜孜追逐的梦想。
中国历史在断裂之处放逐出了白先勇，说起这个才情横溢的小说家，人们多半会想到他的父亲，桂系巨头白崇禧将军。童年的生活阅历与家庭教育，为白先勇积攒下一份先天的财富。他自小跟随父母一路漂泊于广西、重庆、上海、南京、香港、台北等诸多地方，光阴稍纵即逝，欢宴转眼散席的情境多有目睹，而在这林林总总的背后，是永不停转的人生大戏台。不论可为还是不可为，对理想的执著让他有了走出平静的勇气。阅尽千帆后生发的宿命与虚无，也成为白先勇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主题与情感。那个充满了悲剧意识的流浪者群体“台北人”，被白先勇刻画得淋漓尽致，而他自己则身处美国西海岸这个更加遥远的流浪地，品咂群体的流浪和个体的流浪。这种三度景深的时空流浪，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这三个相隔甚远的空间所组接而成，不仅投射出改朝换代的感慨，还流露着人事全非的欷歔。
对于漂泊者来说，流浪不仅仅意味着在异乡打拼奋斗，还意味着勇于舍弃，敢于将原本拥有的东西丢掉，用长远的眼光展望未来，追求理想。漂泊从来不是男人的专利，它靠的不是体力，而是一种意志，一种精神，一种资格。
三毛一生流浪，背负着文学行囊行走，在她的作品中，记录下的不仅是流浪的历程，也是心灵的轨迹，这种充满未知的冒险远行，使流浪真正成为一种生命行为。她将自己置身于撒哈拉大沙漠，置身于中华文化的陌生地带和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让自己这个柔弱的东方生命，接受来自蛮荒文明最粗犷的挑战和拷问。可她深切的爱国情结并没有时空的距离而被隔阻，她凝重的爱国之情在独具特色的文字和视角中缓缓道来。三毛以生命断裂的方式开始了这种流浪，而且最终以自杀这种残酷的生命断裂方式结束，尽显现代派流浪的无奈与悲哀。三毛漂泊的灵魂应是理想的升华，正如她作词的《橄榄树》中所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三毛一生洒脱漂泊，不要别人知道她从哪里来，而她人生最沉重的十字架，莫过于荷西之死，这个情感包袱的负累将她折磨得遍体鳞伤。终于，一个融灵性与慧根于一体、本应继续流浪生涯的灵魂，被一条柔韧的丝袜轻轻带走。唯有祝愿三毛漂泊的灵魂能够找到归依之所。
如果说，流浪的白先勇来自历史的断裂处，流浪的三毛来自生命的断裂处，那么，流浪的余秋雨则来自文化的断裂处。余秋雨先生从不愿为自己的思维和感受设限。在面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时，他常常会感到一种崇敬和忧伤，但在谈论中华文化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来都不会成为他思想的限制。相反，对这些主义，他时时保持着警惕。余秋雨先生说“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有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漂泊不定的心寻找物质的或精神的依托，而实际上，一个人一旦决定背起沉重的背包独自旅行，就无须任何人知道，无须任何人送行，也无须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才能让心去诠释旅途的目标。漫步在异乡的街头，品咂着杂陈的感觉，这时的心是平静的，没有世俗的缠绕，没有生活的芜杂，喧嚣与骚动如一片风景，脱下了虚伪的面具，慢慢地恢复本来的自己。
早在前几个世纪，欧洲就曾出现过一些艺术家，流浪、行吟是他们的主要行为方式。但是，20世纪中期之后，即战后的“现代派流浪”，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流浪，发生在不同时间段落和空间段落中的放逐和冲突，都是他们关注的内容。在现代文学中，“在路上”的意义并非旅行，而是在当代的辽阔的移动空间中，人们所进行的含泪嬉戏。
也许，有人是注定要一生漂泊，一世流浪。行者的人生，在路上。漂泊可以减轻生命的痛楚，可以让生命的意义更加完整，能真正将人生融入岁月的河。只是漂泊的理想意义并非人人都能感知，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还在在麻木与清醒的边缘莫名漂泊。
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起步与落脚之间便可完成。当你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可能有人刚好到来，而当你踏上陌生的土地之日，可能有人正要离开。城市的漂泊者们往往擦肩而过。如果有这么一天，他们能在同一个地方相逢相识，便是真的缘分了。余秋雨先生曾坦陈自己的漂泊心态：“漂泊的旅途，远离故土随心所欲，城市的灯火映照着我寂寞的情怀，我在陶醉自己的浪漫之中，曾为之感动，只要脚下有路，我将会永远走下去。我可能会失去亲情，失去爱和关怀，但我不能失去心中亮丽的风景。”
离开熟悉，正是为了探求陌生。漂泊者们就是背负着这个奇妙的矛盾，在地球的圆圈里兜兜转转，这既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也是宿命的归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