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诗坛上，王维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不仅如此，他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王维受家庭影响，早年即笃信佛教，平生亦虔诚奉佛，素服长斋。他的诗画艺术成就与其较高的佛学修养是分不开的，故世有“诗佛”之美誉。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内心极为痛苦的他“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很容易就会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此时的他只得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李白的道家与王维的佛家不同之处就在于李白只追求自我，根本不回头也不低头，而王维总是微笑着回头或者低头看看。这也是两种宗教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佛的形象总是高高在上，微笑着看着你的，而仙的形象总是飘在空中，仰着头，背对着你。
文人虽然也受到儒、道、佛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他们失意之时为之追求过，这无可厚非，事实上，这恰恰更好地丰富了文人的精神领域。人的性情是复杂、多面的。他们的反省，是在自我人格完美上的体验，是在现实和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的展示，这样的精神内化，更能体现出他们真诚的一面，似乎更具有文人的魅力！
韩愈的出现，打破了文人的思路，韩愈的复古思想和文人精神的要求，实际上是对儒、道、佛精神的批判，尽管他自己可能已经受到它的影响。韩愈这一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弱化了文人自我价值存在的体系，强化了文人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宋代文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环境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是适合不适合自己而已。余秋雨先生在《寂寞天柱山》中说道：“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卡夫卡说：“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佛教之于文人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江南小镇》
余秋雨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传统文人的历史文化处境，“隐逸人格”也就成为其散文所探讨的重要内容，其中，《沙漠隐泉》《庐山》《江南小镇》《寂寞天柱山》《藏书忧》等篇章都描画了高标出尘的隐逸形象，或是流露出浓郁的隐逸倾向。中国文人这种隐逸人格的存在，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和自身的教育信仰密切相关。对精神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人在声色犬马之外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中国古代文人虽然怀抱济世理想，却屡屡在现实政治中受挫，由此心怀不忿，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不做、或隐居山野、或半官半隐。
有少数的文人确实是投身佛道之中的，如李叔同。但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将佛道参悟当成一种风雅的娱乐。他们往往淡出了政治舞台，却很容易地登上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并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将自己的人格精神与艺术美的创造和建构融为一体，并在这种艺术创作活动中获得成就感，享受超越自我的乐趣。他们喜欢同僧道往来切磋，如唐朝的白居易、王维，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等，多与高僧大德交游，欣赏其超凡脱俗的气度，并从中深受启发，从而写下许多千古绝唱。即便身居高位的名臣也是如此，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耶律楚材，他们拜出家人为师，本身就是佛门居士。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佛学宗师慧远与庐山文化的形成有着不解之缘。慧远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大抵可分两个时期：从出家到50岁，他跟随师父道安学习佛法，专注修行，在漫长的几十年中，从一个聪慧的俗家才子，蜕变为一位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佛教徒；50岁时，慧远在襄阳与师父道安作别，去往庐山隐居，创建了东林寺，之后的三十年，他不出庐山一步，彻底隔绝尘世，一心向佛。庐山由此成为江南的佛教中心，慧远也作为佛教领袖而被天下人所尊崇，他的名字与庐山一起闻名天下。
慧远在东林寺中潜心修行的三十余年里，“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意思是：即便是送客，慧远也从不让自己的影子越过寺前的虎溪。更有传言说，如果慧远不小心踏过架在虎溪上的石桥，山上便会传来灵虎的嗥叫声。
有一天，《桃花源记》的作者、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与简寂观道教宗师陆修静来拜访慧远，他们志趣相投，一谈起话来就兴致盎然。当慧远要送他们离去时，三人的谈锋依然无法刹住。慧远不觉破戒，越过了虎溪。山上灵虎顿时发出大声的咆哮，三人这才惊愕地发觉破戒之事；可他们并没有愧悔自责，反倒彼此相视，会心大笑了一场。于是这段慧远过溪、三人朗笑的佳话，不但成为后人口中“虎溪三笑”的美谈，还屡屡出现在历代画家的笔下。后世一直将《虎溪三笑图》所绘之内容，视之为儒佛道“三教亲和，原是一家”的象征，并以宋代石恪所绘为最古。
慧远所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他晚年生活的庐山，不但是一个佛教中心，还云集了一批才华卓越的文人，他们从各个地方慕名前来，聆听慧远说佛，与其谈经论道，结伴修行，希望能在佛学层面上渐入佳境。人们喜欢听他讲经，也同样迷恋他流传于世的动人传说。在当时，不仅同道、信徒向慧远奉上敬意，他的人格魅力还令整个社会为之倾倒，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儒生还是武将，都曾表达过对慧远的崇拜之情。慧远凭借对佛法的颖悟和超然的人生姿态，为广博渊深的中国文化又添上了精彩一笔。
与苏东坡同一个时代的佛印禅师，是以文学和佛学而名闻全国的一位高僧。佛印少年早慧，从小就以神童闻名，他3岁开始学习唐诗，5岁入学读书之时，已经能够将《唐诗三百首》中的二百多首背诵得相当流利。因此，老师把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作为他的学习课本。没过多久，聪明过人的佛印通晓五经，对诸子百家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日，他偶尔造访竹林寺，无意中翻开《楞严经》阅读，却一发而不可收，并认定这才是真理。于是，16岁的佛印毅然出家，一门心思研究佛学。不久，佛印德学兼优的名声遍传大宋，神宗皇帝特意赐予他“高丽磨纳金钵”一个，以示嘉奖；很多佛寺也慕名力邀他去做住持。
佛印曾为庐山归宗寺的住持，当时恰逢苏东坡被贬黄州。黄州与庐山离得不远，分别位于长江的北岸和南岸，苏东坡闲来无事，常常过江去找佛印谈禅，分外相投。随着见面的次数增多，两人的交谊也日渐亲厚。他们都是生性幽默、潇洒豁达的人，常在谈话中开对方的玩笑，可就是在这你来我往的“掐架”中，也能揭示佛教的禅理。
一日，苏东坡请佛印教他坐禅，他身披长袍，在佛印对面端坐；过了一会儿，苏东坡心念一转，向佛印问道：“如此端坐何所似？” “好似佛陀一尊。”佛印缓缓说道。苏东坡听了这句回答，不由心花怒放！正在他万分得意之时，佛印反问道：“阁下看我何所似？”佛印禅师的袍子宽大，衣摆、袍袖都拖在地上，十分滑稽，这可被苏东坡抓到了“把柄”，他不失时机地讽刺道：“好似牛粪一堆！”说完这句，他偷看佛印一眼，但见对方默然不语，照常端坐，竟似承认了一般。苏东坡见状，只觉身心舒泰，越发飘飘然了。
回到家后，苏小妹看到苏东坡得意扬扬的样子，不由问道：“哥哥今日心情不错，有什么好事，说来听听？” 苏东坡喜形于色：“当然有好事，自从结识佛印师父以来，每次辩论佛理，我都是输家，今日终于轮到我做了回胜者！”苏小妹问：“哥哥，你是如何胜了佛印师父？”苏东坡便将他与佛印的谈话，给小妹绘声绘色地复述一遍，以为小妹一定会对他大加夸赞一番。可小妹听了，并没有半个字的赞赏，反而大摇其头：“哥哥，你又输了！” 苏东坡困惑不已：“不可能，我把佛印比作一堆牛粪，而他一句话也答不出，怎么会是我输？”苏小妹笑盈盈地解释道：“哥哥，万法（万事万物）唯心，心外无法，你参禅多日，这道理应该明白。佛印师父心中只有佛陀，所以你在他眼中才像是一尊佛，哥哥你心中只有牛粪，所以才把师父看成了一堆牛粪。人家嘴里吐佛，哥哥你口里吐粪，就是臭嘴一张，不是你输，还有哪个？”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满心惭愧！
文人就像一条纽带，把世间的万物与我们的心连了起来。文人的隐逸思想皆是因现实生活遭遇挫折，怀抱的济世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他们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统治生活的外围或边缘，因此他们好以山水为家，好与僧道为友。在山林庙舍徜徉的文人，并非是要逃避现实生活，而是追求那种闲适、恬淡、豁达的人格气度和文化精神。余秋雨先生在《“佛祖笑了”》中说道：“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状态，又可能是文明的归结状态。一种文明离开了宗教是不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