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衣服商作就一种新式花样的衣服的时候，常雇人穿了去在街上及热闹的游戏场行走，使所作出的花样成为流行，引人购买，而自己从中取利。帽子的忽平顶忽圆顶，眼镜的忽大忽小，妇女衣襟的忽直忽圆，以及衣料颜色花样的忽这么忽那么，在遵从者自以为流行时髦，其实这所谓流行时髦，是由制物商操纵而成的。一般趋向流行时髦的人只是上当罢了。
记得有一年，我在杭州，五月中的一天，天气很热，我穿了一件夏布长衫出去，一般讲究衣服的朋友们及街路上的人见了都大以为怪。特别是走过绸庄门口的时候，店员都用手指我，好像在那里批评嘲笑我什么。其实，那时街上已很多赤膊的人了，绸庄店员自己也有许多赤膊的。夏天早到，穿夏布原是合理的事，有什么可嗤笑的呢？可以赤膊而不可以穿夏布长衫，这是何等的矛盾？但在那讲究衣服的及绸庄店员看来，的确是一件不大佳妙的事。如果一到立夏节以后，大家都穿起夏布来，那么那漂亮朋友们的什么纺绸衫、春纱衫、夹纱衫、熟罗衫等将出不来风头，而绸庄也快要关门了！我常计算中国衣服的种类，自夏布长衫起到大毛袍子止，其间共有三十等光景，各有各的时命，不容差次。夏布是要到大伏天才穿的。这种麻烦的等差，在只穿一件竹布长衫过四季的穷人原不算什么，拥护这制度的全是那些漂亮朋友和衣服商人。这情形和夏天暴雨后天气凉得要穿夹衣的时候，而卖凉粉或西瓜的总是赤着膊大声叫卖一样。
即小可以见大，由以上的例看来，可知社会上所流行的存在的一切东西——制度、风俗以及学说思想等等，都有它的根据。别的且不讲，今夜只讲学说思想。
学说思想本身的成因有二：一是时代的要求，二是个人的倾向。所谓个人，又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如何的豪杰，都逃不掉“时代之儿”一句话。即在成因上说，所谓学说思想已不是纯粹不杂的东西。至于一学说一思想成就以后，有的被尊崇，有的被排斥，尊崇与排斥似乎另有标准，与学说思想的本身好坏差不多是无关的。
这标准是什么？老实点说，就是要看这学说思想对于某种阶级有利与否，所谓“各人拜各人的菩萨”。譬如四季只穿竹布长衫的穷人当然不主张衣服的时节的等差，绸庄主当然要反对五月穿夏布长衫。
不过，阶级之中有有权力的阶级，也有无权力的阶级。被权力阶级所拥护的思想学说，当然比无权阶级所拥护的要来得优胜。并且事实上，权力阶级能支配无权阶级，要他怎样就怎样，所以结果只有权力阶级能拥护利用思想学说，思想学说也只有被权力阶级拥护利用了以后才能受人尊崇，存在流行。
我并不敢说学者的思想学说都是为替权力阶级捧场而发生的。（不用说，为捧场而创学说的尽多。）他们创作一学说，构成一思想，也许心中很纯洁，不趋附权势，但是到了后来，自然会有人利用。这是他们所不料及的。
古往今来这种例证尽多，先讲中国的吧。
凡是中国人，无论男的女的，读过书的不读过书的，都知道尊敬崇拜孔夫子、关夫子、岳老爷、朱夫子。我们不敢说这几个圣贤不必崇敬，但所以成一般崇敬的对象，不能不认为别有原因。孔夫子的主张君臣名分，关夫子与岳老爷的为一姓尽力，朱夫子的在《通鉴纲目》中以蜀为正统，都是配皇帝的胃口的。袁世凯在要做皇帝的前一年，令学校读经，令人民崇祀关岳，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孟夫子因为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类的话，曾被明太祖逐出圣庙。这是很明白的反证。
“天”这一个字，在中国很带着浓厚的宗教意味。皇帝是“天子”，皇帝的命运叫“天命”，皇帝的杀人叫“天罚天讨”，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字的假设，皇帝就被装扮得像人以上的东西了。皇帝祭天，叫人民敬天，自己却在那里“靠天吃饭”。
此外，如所谓“礼”、“命”、“风水”、“星相”等种种的东西，也逃不了同样的嫌疑。叔孙通帮汉高帝作朝仪，汉高帝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他从“礼”得到好处的自己招供。唯其穷人受苦的时候，能自认八字不好，命运不好，祖坟风水不好，贵族和资本家才有安稳饭吃。否则他们的养尊处优就要失了根据及理由，而世界也就或者早已不能如此“太平”了！
同样的例证，在外国也可随时可见，随举数则于下！
中世纪的哲学完全替基督教建筑基础，这是谁都知道的哲学史上明显的事实。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皇家保护之下发达，他的“一切实在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句原则，被德皇解作“现存的是正当的”了。亚丹斯密的经济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资本阶级所拥护的。因为亚丹斯密主张利用个人的利己心，放任自由，不加干涉，这在资本家看来真是最好没有的学说。马尔萨斯说人口是依几何级数倍加，食物只依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食物断不能增加一倍，人不能没有食物，结果必至自相残杀，无论如何救济，斯世终是个可悲观的局面。这思想在主张用社会主义以改造现世的人实是很大的打击。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社会主义就要失去基础，而在资本家方面，却因此得了暂时的缓冲地了。
最有趣的是犯罪学上的例。意大利犯罪学者中，差不多同时有两个人，一个叫龙勃罗梭，一个叫佛尔利，都于犯罪学上有所发见。龙氏的犯罪学是以骨相术为基础的。他以为凡是犯罪的人，都是骨相异常的人，凡骨相异常的人，先天的就非作恶犯罪不可的。佛尔利呢，把犯罪的原因分有三类：一、人类学的原因，二、风土的原因，三、社会的原因。其中所谓人类学的原因，和龙氏所说大致相类，至于风土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实是龙氏所未发的创见。在学说的精粗上，佛氏当然胜于龙氏。可是龙氏的犯罪学为一般人所推崇，而佛氏却受人冷遇。因为龙氏把犯罪的原因全归诸犯罪者先天的骨相，社会上的特权阶级对于犯罪者可以不负责任，龙氏的所说不啻替特权阶级辩护罪恶。佛氏于犯罪的原因中列着社会的原因，他说：“在人的身心上，没有再胜于饥饿的害恶的。饥饿是一切非人情的反社会的感情之源，饥饿存在之时，什么爱，什么人情，都不可能。”这正触着特权阶级的痛处了。在特权阶级握着势力的期内，他的被世人冷遇宁是当然的事。
此外可举的例证很多，仅上面的若干事例，已足窥见大概了吧。如果用了这眼光去观察一切，我们实不能不把一切怀疑。法律、男女道德等的所以如此，觉得都另有原因，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
阶级的权力总有时可以移转。马克斯的经济学说，渐有取亚当斯密而代之的状况了，女子的势力如果再发展一点，男女间的关系或许更改。东洋留学生势盛的时候，学校一切制度都流行日本式，现在是美国留学生得意的时代，学校一切制度当然要变成美国风。不信，但看现在大吹大擂的新学制！
我们对于世间一切须有炯眼，须看出一切的狐狸尾巴，不要被瞒过了。
刊《春晖》第二十八期，1924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