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点，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能望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能听到，但各国人民却都觉得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衣服最漂亮，安于本地的习俗，乐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直到年老死亡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代，如果还要按这一套行事，那除非堵住人民的耳目，否则几乎是无法施行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记载的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的耳目总要极享声乐美色之好，嘴巴总想尝尽各种肉食的美味，身体安于闲适快乐的环境，心里又夸耀着拥有权势、才华的光荣。统治者用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有很久了，即便用老子的那些妙论挨家挨户地去劝导，也终究不能感化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他们，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是加以教诲，再加以整顿约束，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山西盛产木材、竹子、谷子、苎麻、牦牛尾、玉石；山东盛产鱼、盐、漆、丝、声乐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象牙兽皮；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千里之内，矿山到处都是，有如星罗棋布。这就是各地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都是中国百姓所喜好的，俗话说的穿着、饮食、养生、送葬的物品。所以，人们要靠农民种地来取得食物，要靠虞人上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来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器具，要靠商人流通货物。这难道还要官府发布政令，教化征召百姓限期集会吗？人们都各自施展才能，竭尽力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货物低价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出售，货物高价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乐于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便会生产。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顺应自然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地会使粮食缺乏；工匠不制造会使器具缺少；商人不做买卖，会使吃的、用的和金钱这三种宝物无法流通；虞人不开发山泽会造成资源短缺。”财物匮少了，就无法进一步开发山林水泽。农、工、商、虞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来源。源大则富裕，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是富裕的机会，没有谁能剥夺或是施予，但聪明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贫穷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本来那里多是盐碱地，少有人烟，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去纺织刺绣，竭力提倡工艺技巧，又吩咐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百姓和财物纷纷流入齐国，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像车辐那样聚集齐国。所以，齐国能生产冠带、衣履供天下所用，而东海、泰山之间的各路诸侯都整理好衣服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修姜太公的事业，设立了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得齐桓公得以称霸，数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政治；而管仲本人也得到三归台，虽然他的官位只是陪臣，却比各诸侯还富有。自此后，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统治时期。
所以说：“粮仓充盈了，人们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人们就会知道荣辱。”礼生于富，而废于贫。所以君子富有了，就喜欢做好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去做他能做的事。江水深，鱼儿就在此处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此处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势时更加显赫，失势时，他的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心情不快。在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是显著。俗语道：“家里有钱的人，不会因犯法而受刑死于闹市。”这话不是空的。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来往穿梭，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有千辆兵车的天子、有万户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害怕贫穷，更何况编入户口册里的普通老百姓呢！
过去越王句践在会稽山之上被围困，就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快打仗了，就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才算懂得商品。善于体察时机与用途，就能看得清楚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所以，岁在金时，就能丰收；岁在水时，就要歉收；岁在木时，就会闹饥荒；岁在火时，就会干旱。旱的时候，就要备船以待涝；涝的时候，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一般来说，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一次大饥荒。粮价每斗二十钱，农民的利益会受损害；每斗九十钱，商人的利益要受损失。商人受损，钱财就无法流通；农民受损，田地就会荒芜。粮价每斗最高不高于八十钱，最低不低于三十钱，则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价出售粮食，调整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些就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的道理，是务求完好坚牢，没有滞留的资金。买卖货物的时候，凡是易腐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积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是短缺的原因，就会通晓物价贵贱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归于贵。当商品贵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卖出，将其视同粪土；当商品贱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购进，将其视为珠宝。商品货币的周转流通要像流水那样。”句践按着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强了，能用一大笔钱去收买士兵了，可以使士兵们不顾箭射石击去冲锋陷阵，就像口渴时要抢着喝水一样，终于报仇雪恨，将吴国灭了，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成为“五霸”之一。
范蠡已经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的耻辱，便慨然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运用了其中五项，就实现了雪耻的意愿。既然施于治国这么有效，我要也用它治家。”于是，他便乘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面相通，是货物贸易的场所。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抓住时机寻求利益，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治理产业的人，要能选用贤人并且把握时机。他在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千金钱财，两次分散给贫困的朋友和远房的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富裕了便喜欢做仁德之事的君子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听任子孙处理他的产业，子孙继承了他的产业并有所发展，于是达到巨万家财。所以，后世人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跟着孔子学习，离开孔子后去卫国做官，又运用卖贵买贱的手段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子的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即子思）穷得连糟糠都吃不起，隐居在陋巷里。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拜访、馈赠诸侯，他所到之处，国君只与他行宾主之礼，而不行君臣之礼。孔子能名扬天下，是因为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便是所谓得到形势的帮助而使名声更为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正着力于开发土地，白圭却乐于观察市场行情以及年景好坏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而被低价抛售的时候，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而被高价需求的时候，他就出售。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将粮食买进，出售丝、漆；蚕茧结成的时候，他将绢帛棉絮买进，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午位的时候，会出现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的时候，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会有雨水。太岁复归卯位的时候，他囤积的货物大概比往年要增加一倍。要增加收入，他便收购下等的谷物；要增加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收购上等的谷物。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节制嗜好，减少穿戴，与奴仆同甘共苦，他抓住赚钱的时机就像凶猛的野兽和飞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所以他说：“我经商致富，就像伊尹、吕尚制定谋略，孙子、吴起带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达不到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做不到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尽管他想学我的经商致富之道，我终究是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要经商致富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因为有所尝试，有所尝试才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行事就能达成的。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靠冶铁起家，其财富多得可以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等到牲畜众多之时，便全都卖掉，再购买各种奇异的物品和丝织品，将其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再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补偿给他，送给他牲畜，多到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牲畜的数量。秦始皇下诏乌氏倮可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与诸大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从得到朱砂矿后，竟好几代人独揽其利，家产也多到不计其数。清虽是个寡妇，却能守住先祖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觉得她是个贞妇，便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盖起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边鄙之地的畜牧主，巴郡寡妇清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一样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吗？
汉朝建立，天下统一，朝廷便开放关卡要塞，废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畅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流通顺利，他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汉朝政府又将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迁到京城来。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到黄河、华山，沃野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时代开始上贡赋起，便把这里当作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邠地，周太王、王季住在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此这些地方的人仍保有先王遗风，爱做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将干坏事看得非常严重。直到秦文公、秦德公和秦穆公定都雍邑，雍邑地处陇、蜀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时迁居栎邑，那里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将咸阳治理得很好，汉朝也将咸阳当作都城，并在长安附近建了诸陵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中于此地，这里地方很小，人口又多，因此当地百姓越来越钻营取巧，多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蜀地区。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土，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料、铜、铁和竹木之类。南边可抵御滇地、僰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地、笮地，笮地出产马和牦牛。然而巴蜀地区交通闭塞，虽修了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但只有襃斜通道控制其出口，联通四方道路，用多余的物品来交换短缺的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以及上郡与关中地区的风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天下第一。可此处地势险要，只有长安与其相通。所以，整个关中地区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这里生产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候，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位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好比是鼎的三个足，是王者更迭建都的地方，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此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聚会之所，所以当地民风小气节省，熟悉世故。杨邑、平阳邑人民，往西可以到秦、戎狄地区经商，往北可以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两地在石邑以北，接近匈奴，多次遭受掠夺。当地民风强直、好胜、扶弱抑强，不愿从事农业和商业。但由于该地邻近北方夷狄，常有军队出入，所以从中原运过来的物资，时常有剩余。当地民风强悍而不务农事，从三家尚未瓜分晋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其民风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的时候，就更为助长了这种民风，当地民风仍保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两地的人民在其间游刃有余，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温、轵地区的人民往西可去上党地区经商，往北可去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沙丘一带还有纣王传下来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靠着投机取巧生存。男子们常聚在一起游戏玩耍，慷慨悲歌，白天围在一起杀人抢劫，晚上就挖坟盗墓、制造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貌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则弹奏琴瑟，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讨好献媚，有的女子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和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民风与赵相似，但由于地靠梁、鲁，民风稍显庄重而又看重操守。卫君曾将都城从濮上的帝丘迁到野王，野王的民风崇尚气节，扶弱抑强，保有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通齐、赵，东北与胡人交界。地处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偏远，人口稀少，多次遭胡人侵扰，民风与赵、代地区大致相仿，民风迅猛凶悍，百姓不爱思考，当地盛产鱼、盐、枣、栗。该地北邻乌桓、夫余，东面可以控扼秽貉、朝鲜，真是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
洛阳人向东可去齐、鲁经商，向南可去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绕，方圆千里都是沃土，适宜种植桑麻，盛产彩色丝绸、布帛和渔盐。临淄也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风从容豁达，通情达理，人民足智多谋，爱发表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人口不易外流，不敢聚众斗殴，但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抢劫别人财物的人，这是大国的风尚。此地士、农、工、商、贾五民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