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任用商鞅后不久，商鞅打算变更法制，孝公却怕天下人因此而议论自己。商鞅说：“在行动上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在事业上犹豫不决，就不会取得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的人，本来就常会被众人非议；有独特见解的人，必定会被众人嘲笑。愚蠢的人在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发生过什么，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大事不能先同百姓谋划，只可以在事成后与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高深道理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显著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只要圣人能够使国家变得强盛，就不必沿用陈规；只要能够使百姓获益，就不必遵循旧制。”孝公说：“好。”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不变更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人不改变法制而治理国家。顺应民俗而施以教化，不费力就能取得成功；沿袭成法治理国家，官吏习惯，百姓相安。”商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那一套说法啊。老百姓都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则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让这两类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与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事情。三代礼制不同却都能一统天下，五伯法制不一却都能各霸一方。智者制定法度，愚人被法度制约；贤人变更礼制，俗人被礼制约束。”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更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换掉旧器。遵循成法可以无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商鞅说：“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仿效旧的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的法度而能统一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的礼制结果自取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应该被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孝公说：“讲得好。”于是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终于下达了变更成法的命令。
按照新法，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彼此监视检举，一家若犯法，十家连带着治罪。不告发奸恶者，处以拦腰斩断的死刑，告发奸恶者，与斩敌首级者同样受赏，藏匿奸恶者，与投降敌人同样受罚。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开另立门户的，赋税加倍。立下军功者，按功劳大小分别升爵受赏；为私利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因而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人，免除他本人的劳役或赋税。从事工商业的人，以及那些懒惰而贫穷的人，将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都收为官奴。王族中没有立军功者，不能列入家谱。明确规定尊卑爵位的等级，各按其等级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数量、服饰式样等。有军功的人都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没有显荣的地位。
新法已然准备就绪后，还没公布，唯恐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市场的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头，招募百姓中有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十金。百姓觉得这件事非常奇怪，没人敢动。于是又宣布“能将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头搬走了，当下就赏给他五十金，借此事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百姓。接着就颁布了新法。新法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去国都投诉新法不当的人数以千计。正在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推行的原因，是上层人先去触犯它。”于是准备依新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对他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傅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传授他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到了第二天，秦国人就都奉行新法了。新法推行了十年后，秦国百姓都感到非常满意，路不拾遗，山林中也没有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不敢为私利而争斗，乡村、城镇的社会秩序都非常安定。当初说新法不当的秦国百姓，又来说法令适当了，商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都迁到边疆去。此后，再没有老百姓敢议论新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