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情之绝唱
陈铁军（1904~1928），原名陈燮君，1904年生于广东佛山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22年，考入广州私立坤维女子中学，接受了中共党员国文老师谭天度的影响。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1925年在广州参加声援上海和省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曾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中共中山大学文学院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1月被捕，同年2月牺牲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年仅24岁。
婚礼是新生活的开始，而陈铁军的婚礼却是她生命的结束。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女共产党员陈铁军就是其中之一。她在狱中不屈不挠，同敌人顽强斗争。1928年2月6日，敌人将陈铁军和她的男友周文雍一起押上刑场，两人态度从容，昂首阔步地高唱《国际歌》向刑场走去。两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毫无惧色，更使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女共产党人陈铁军竟大声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就这样，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两个青年男女革命者，举行了结婚典礼。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的“生命与爱情之绝唱”。
二 不要婚姻要革命
父亲是当地的糖商，陈燮君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里，不愁吃不愁穿，却处于浓厚的封建思想的管束中。父母早早地就将她许配给佛山镇一个姓何的人家。生性倔强的燮君对此十分不满，可是没有办法只能先忍耐着。14岁那年，燮君向父母提出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的要求，开明的父亲答应了女儿上学的要求。燮君上学以后，发现学校里所教的并不是她要追求的知识。于是，勤奋好学的小燮君非常注意观察外界，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她开始觉察到自己虽然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小家”，但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家”里，这个“大家”是那么的贫穷，人民是那么的痛苦。她热切地渴望有一天，世界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会平等。
陈燮君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年代。时代的革命洪流不断地冲击着佛山这个小城市，也把革命的曙光带给燮君和燮元姐妹俩。当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时，许多进步青年学生从大城市到佛山镇来宣传学生运动，特别是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佛山籍学生郭鉴冰带来一批女同学到佛山镇宣传学生运动，对她的影响颇深。15岁的燮君拉着小妹燮元在街头听演讲、看传单。这支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组织起的宣传队特别吸引她。这些女青年站在街头大声疾呼和激情演讲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的新思想、新理念，高呼提倡民主和科学的革命口号，让燮君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她看到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人民的怨声载道及生活的水深火热，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卖国主义的嘴脸，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军阀割据，其原因都是因为封建主义思想对中国的长期统治。由于这些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得逞，中国人才生活在如此黑暗的现实里。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的前途，实现男女平等是向封建思想进攻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些进步思想的传播像是一团火焰，点亮了燮君的眼界，像春雷一样唤醒了燮君15岁幼稚的心灵，燮君从此萌生了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
1920年，郭鉴冰毕业后回到佛山，开办了第一所新学制的女子小学，名叫“季华女子小学”（现为铁军小学），这所学校的出现轰动了佛山市。抱有男尊女卑旧思想的人在背后窃窃私议，说该校标新立异。燮君却向父亲提出转学的要求，她的父亲是个开明的华侨，他尊重燮君的选择，帮助女儿转了学。燮君到了这所学校以后，不仅在主要科目上勤奋用功，副科上的手工劳作也非常认真。女子学校还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并要求女生穿新制服。上体育课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一般家长都不大支持和理解，认为穿布衫短裙，有失大家闺秀的体统。但是燮君却认为这是一种革命，是在向旧的教育制度挑战，她带头穿上了布衫短裙。
燮君小学还未毕业，让她不愉快的事就找上门来了。父母生前把她许配给当地何合记盲公饼老板的孙子，这时男家催她完婚，借口是老爷患病，要娶孙媳妇过门“冲喜”。封建的包办婚姻使她手足无措。但这是父母病故前为她选定的婆家，哥嫂不顾燮君的反抗，秉承父母的旨意，应允了何家的要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旧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燮君迫于无奈，在何家答应了她提出的“拜堂后回娘家读书”的条件后，与何家少爷完了婚。
等到燮君读完小学后，何家就再三催促她回去当孙少奶奶，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哥嫂也按照习规向燮君申明，决定不再供给她继续升学的费用。燮君并没有屈从哥嫂与何家的压力，她与妹妹协商，在得到妹妹的同情和支持后，毅然决定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她想方设法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和衣物，离开家乡到广州继续求学，去寻找一条真正属于民主自由的道路。
三 不叫燮君改铁军
陈燮君终于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大城市——广州，在坤维女子中学读书。不久，妹妹燮元也进了这所学校。没想到这是一所专为大家闺秀而设的学校，所从事的教育内容很快就使陈燮君产生了反感，于是她自己到处搜寻一些政治书籍来看。当时的广州，既是革命的策源地，又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各种政治思想斗争很激烈。当陈燮君在各种学说思潮的旋涡中彷徨的时候，中共党员谭天度老师给她指明了方向。他发现陈燮君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学生，就主动把进步的刊物《向导》、《新青年》等介绍给她阅读。在谭天度老师的引导下，陈燮君发动同学组织起了“读书会”和“时事研究社”，在同学中大力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她还结合当前的斗争形势，开始学习《新青年》上面介绍的社会主义知识和理论。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为狠狠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6月23日，罢工回来的工人和广州革命群众数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陈燮君带着同学们冲出校门，满怀激情地挥着旗帜，高声呼喊着反帝口号，加入到群众游行队伍中。当队伍经过沙基时，租界的英、法军队，残酷地向群众游行队伍开枪扫射，造成了流血惨案。这更进一步激起中国工人的罢工热潮，经过不懈的抗争，长达一年多的罢工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次革命斗争中，陈燮君感受到了群众力量的伟大，也亲眼看见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血的事实教育了她，妇女要真正解放，人们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同黑暗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陈燮君就参加了中共广东党团组织的“新学生社”。从那时候起，她就和广大进步青年一起，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5年夏，陈燮君虽然考进了广东大学（1926年改为中山大学）文学院，却不忘记自己的家乡，她常常把进步的老师和同学带到佛山，宣传革命真理。又把一些同族中有进步思想的姐妹引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和她们并肩战斗在广州。区夏民、区梦觉都是她的亲密战友。李淑嫒是燮君大嫂的妹妹，来到广州后一直和燮君姐妹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来英勇地牺牲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群众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这时候的陈燮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想觉悟，是青年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她自觉地、积极地到工人中接受锻炼。她脱掉白上衣、黑裙子的学生装，换上大襟衫、阔脚裤，像一个普通女工一样，跟工人家属们一起缝补衣服、打草鞋，支援北伐大军；她来到女工家里问寒问暖，工人都把她当成自己人，敬重她又疼爱她。
经过省港大罢工和支援北伐革命等一系列斗争的血与火的磨炼，1926年4月，陈燮君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陈燮君向组织上表示了改名的决心：“燮”是调和的意思，我们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从此改叫铁军，不叫燮君了。我的妹妹也不叫燮元了，叫铁儿，我和妹妹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事业。
陈铁军入党前后，正是国民党右派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在中山大学学生中的“女权大同盟”等右派组织此时的活动也非常猖獗，妄图篡夺中山大学学生会的领导权。陈铁军等一批革命学生，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的表现受到了同学们的尊敬，被选为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委员。与此同时，她还积极参加劳动妇女运动，被选为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兼第三届委员，同时还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党还派她担任妇女运动干部培训班主任，除聘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政治、历史理论课外，她自己还负责讲授“妇女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法”等课，深受学员的欢迎。
四 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那也就是我的幸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15日，广州的反动军阀也对共产党举起了屠刀。4月12日凌晨，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陈铁军是被指名抓捕的对象，她得到情报后，机智勇敢地爬出墙头，攀上大树，逃出了敌人的魔掌。逃出后她没有只顾个人的安危，而是马上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她化装成阔太太，逃过军警的耳目，从城内跑到西关，通知因难产而住院的邓颖超大姐撤退。陈铁军的忠诚，感动了信奉上帝的女院长，她毅然不顾危险地掩护病中的邓颖超逃出了医院。
4月15日以后，广州党组织被破坏，陈铁军和党暂时失掉了联系。她的哥哥为了救自己的妹妹躲避敌人的追捕，想方设法找到了她，并且郑重地告诫她：“你们所谓的革命是要被杀头的。”没想到陈铁军回答道：“正因为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才需要不怕危险的人为大家办事呀。如果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也就是我的幸福。”哥哥见用死吓唬妹妹不行，就向妹妹央求并承诺，说出资送她到外国去留学，等留学回来再从事革命也不迟，结果陈铁军的拒绝再一次让大哥失望。大哥见劝不动陈铁军，就转身劝小妹妹陈铁儿，谁知道陈铁儿早就跟铁军是同一信仰了，她斩钉截铁地向哥哥回答道：“我的路已经选定了，我一定跟着姐姐革命到底。”哥哥面对姐妹俩坚决革命的态度，只得无奈地琢磨：为什么革命对姐妹俩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广东省委积极准备广东暴动。不久，陈铁军也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她接受了新的任务，和周文雍假扮夫妻在广州租一间房子，建立地下市委机关，准备发动广州的暴动。陈铁儿也住进市委机关，担任交通员，以此掩护陈铁军和周文雍。
1927年11月，武装暴动的日子迫近，为了揭露汪精卫的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周文雍带领失业群众向汪精卫请愿，汪精卫拒不接见并下令武装镇压请愿队伍。周文雍被捕入狱，陈铁军和李源接受了营救周文雍的任务，铁儿是她的助手。陈铁军先把营救方案托人转告了周文雍，随后在探监的时候带进去许多辛辣的食品。周文雍吃了这些辛辣的食品会发高烧，陈铁军再送厚礼给狱中医生，让医生将周文雍作为重病号送往医院治疗。周文雍留在医院里治疗时，负责营救的同志利用中午看守换岗的机会，带领事先准备好的手枪队缴了警察的武装，李源冲进病房用白布单裹着周文雍，迅速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车，直接奔往沙河。营救周文雍的任务很顺利地完成之后，陈铁军和陈铁儿又积极地为广州起义做准备工作。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旗上，留有陈铁军和陈铁儿的针线活，她俩还带着女工们，日夜赶制红领巾，以作起义时的标志用。当时，陈铁军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
由于种种原因，广州起义失败了。在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陈铁儿都撤退到香港。1928年1月初，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潜回广州，铁儿也一道返回广州工作。陈铁军回广州的路上特意回家看望了哥哥，哥哥和嫂子被铁军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临别时送给了妹妹许多钱，说这是对革命的支持。可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兄妹之间见的最后一面。
陈铁军来到广州后，马上投入到广州市委发动“春节骚动”的组织工作中。但由于一份传单落在敌人的手里，敌人便在全市开展了大搜查。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广州城。广东省委要陈铁军撤到香港进行工作汇报，陈铁军考虑到广州局势的严重，认为自己在这个时候不能离开，便让李淑嫒到香港汇报。不久，广州乐安坊的一个秘密机关被破获，叛徒经受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出卖了陈铁军和广州荣华北街的市委机关的地址。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市委机关，陈铁儿在邻居的掩护下侥幸逃脱，陈铁军和周文雍却落在敌人的魔掌中。
陈铁军和周文雍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名利的诱惑，始终坚强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勇于牺牲的顽强精神。敌人无奈宣判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死刑，当敌人问他们最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周文雍提出与陈铁军照一张合影，敌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这张合影成为了他们为后人留下的永远的纪念。
1928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人们正在过元宵节的时候，党的优秀儿女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押送到红花岗刑场上。一路上，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国际歌》声中，他们屹立在红花岗上，把敌人的枪声当作结婚的礼炮而从容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