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你不就是那个……有人从热腾腾的烟雾后边抹出一张笑脸来。
她把墨镜抬了抬，是一个穿花布衫的女的。确切地说，是花布洗成了白布，又被机油染回花布。
这样的花布衫她以前也穿，还找到了用风油精洗掉油渍的窍门，但今天她不打算传授这经验，花袄女手上硕大的北方馒头太碍眼。
她拿上馒头，顾自走了，边吃边走向公交站。对于追公交车她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奇怪情怀，小时候在山里看着远处的公路有车经过，就兴奋地跑起来追。城里天天可以追，却经常追不上。馒头还没吃完，公交车就来了，她把馒头塞进嘴里，撩起裙子噔噔噔跑起来。连公交车都追不上算什么城里人呢？
公交车门紧贴着人脸关上，她听见车后一个声音说，啊，你不就是那个……
她没法转身，却知道是谁。这嗲声嗲气的声音她最熟悉不过了。舒不舒服呀，下次来记得找我呀……像捏着嗓子说话，让人起鸡皮疙瘩。她以前也精通这种说话方式，但现在憋不出来了，还是真音好，早上遇到人就说“早晨”，麻烦人了说“唔该”，就跟本地人一样。
见她没反应，身后的人又说，这天气，真热！
她想起以前自己在出租屋热得彻夜难眠的日子，鼻子微酸，差点就脱口而出，去商场吧，有免费空调。可她终究什么也没说，假装不认识身后的人，反正她绝不是第一个假装不认识她的人。
门一开她就逃一样下了车，真不该搭公交车的，她想，还是叫车吧，现在全广州风靡叫车软件，很方便。她叫好车，在街边等，停在路边的车忽然从车窗伸出个脑袋来，啊，你不就是……
她望了他一眼，低头快步走了。她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她，他认识的只是十年前在他店里当洗头妹的小花。那时候的小花真的是一朵花，有着南方人羡慕的高个子和白皮肤，一掐能出水，引得他这店老板也成了嗡嗡嗡的蜜蜂，整天围着花转，今天送早餐，明天送口红，痴情得很。
可痴情有什么用呢？她受不了他满嘴的脏话，更受不了他打嗝时整间屋弥漫的大蒜味。就为这，她才离开洗发屋去了洗脚城。
她有些懊恼，自己变化那么大，怎么还是被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呢？
幸好，叫的车来了，是辆宝马，她逃一样钻进车里。
这——开车的竟然是他！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休闲短裤，POLO衫，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也是，地位到了，穿什么都时尚。
就是他，带她上广州塔吃饭，让她得以用一种从未有过的角度俯瞰广州；那一顿饭她吃得很慢，像拿刀背切牛排，半天才锯下一小块，欣赏着放进嘴里，慢慢嚼，不遗漏一丝广州的味道。
是你呀，他也很惊讶。
她尴尬地笑笑，你大老板怎么也接单？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爽朗地大笑，好玩呀，看跟谁有缘呗。你看，还是跟你最有缘。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当初如果不是知道他有家室，她就不用换了手机号码玩失踪。
两人都没再说话，车子却开得很慢很慢。快十点了才到目的地，也就是她工作的地方。放心，没人会指责她迟到，店里一个个见了她都热情地打招呼，因为她就是这家美发店的老板。重申一下，是老板，不是老板娘。
经营这家店，她苦苦捱了六年，从只有她一个人，到现在拥有十几个帮工。
一个洗头妹递给她一份报纸，上边有她大大的照片。
她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有个记者来洗头，说她的经历太励志了，说回去要写篇报道。
她快速浏览了一下，大致是说一个外来打工妹，如何拒绝被包养的诱惑，一步步艰苦创业。最后记者感慨地总结，她真是打工妹的骄傲！
打工妹，全文她的人称代词就只是“打工妹”三个字，压根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她立刻打了记者的电话，对方对她的质问感到很惊愕，一个打工妹，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区别？
她急了，一股火气从胸口涌了上来，早上吃的馒头也往上涌，吐个稀里哗啦。一股馊面粉的酸味袭来——什么广式馒头北方馒头，都一样。
（本文首发于《羊城晚报》，后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
不愿凋谢的花
稚气的小芽们，推搡着从鸡蛋花树光秃秃的树干上探出头来，它们毫无顾忌地扭动身躯，趁着风起，偷偷揪一揪隔壁老树的胡子，留下一串快活的笑声。你看，有春天撑腰的孩子多幸福啊！我也被这份幸福感染了，绕着鸡蛋花树又蹦又跳，大声唱着赞美的歌，尽管经我嗓子发出来的声音像锯木屑。
那疯女人又发作了，白大褂们说。他们很熟练地把我架到椅子上，按住。我没有挣扎，挣扎没用，只会让针头扎得更疼。
这是我第七次被注射镇静剂。
真的，七次。镇静剂又不是麻醉药，我能数得清。
他接到电话，很快赶来了。他看我的眼神很模糊，分不清是难过还是愤怒。他坐到我旁边，拉住我不能动弹的手，用尽量克制的语调说：亲爱的，你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你能不能为了我，为了我们小波，好好配合医生呢？
我点点头。他满是血丝的眼睛让我很愧疚。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妻子，更不是个合格的妈妈。
当初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合格了。
我想给他们做早餐，可我把冰箱里的二十个鸡蛋全试了，还是没有办法把鸡蛋煎成心形。不是心形的煎鸡蛋如何表达我对他们的爱呢？
我也试过给他们洗衣服，很卖力地搓，泡泡沿着我的手爬上来，爬出洗衣盆，爬上马桶，爬进洗脸盆……我以为他们推门进来时会很惊喜，然后跟我一起玩戳泡泡的游戏。事实却是，兴奋的小波被强行抱开，而我，再一次败给了冷冰冰的洗衣机。
为了让他们多一点笑容，我在阳台上种满了漂亮的花。花籽不知怎的掉落到砖里，竟斜斜冒出芽来，我千脆把砖撬开，让这个坚韧的小家伙可以舒展开来。可它只舒服了半天，当天晚上就被拔掉了，砖被抹上水泥嵌了回去。我捧着断了的小苗，哭得有些……嗯，用他的话说，哭得有些莫名其妙。其实我只是不明白，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就像那次，我把路边可怜兮兮的小黑带回家，他们也是说我莫名其妙。
小黑明明很可爱，整天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逗得我哈哈大笑。他们却说小黑身上有细菌，禁止我碰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小波。
他越来越忙，眼珠深深陷了进去，忧郁的眼神更忧郁了。我担心他生病了，劝他看看医生，他说好，却把我和小黑带到一个写着疗养所的地方。
你病了亲爱的，你能乖乖地待在这里疗养吗？他沙哑着嗓音说。
我点点头，我从不对我爱的人说不，更何况，我一眼就看到了这里窗边有棵鸡蛋花树。
我喜欢鸡蛋花，这是南方少有的四季分明的植物，不像其他的树，一身不褪色的大绿袍，把自己伪装得四季如一。
于是我就在这里了，穿着白色的衣服，吞着白色的药片，等着窗外鸡蛋花开。鸡蛋花虽也是白色的，但中间有太阳一样的黄色“蛋黄”呢，多少孕育着希望。
话说回来，其实住在这里还挺好的，不用担心挤不进电梯，不用怕因为看一只蚂蚁跳舞而烧黑了锅，更不用担心阳光照到我身上时我不能一动不动地接受它的抚摸。小黑也觉得这里挺好的，撒开四条腿绕着树一圈又一圈地跑。
他固定每周日会来看我一次，带着每次看起来都不太一样的小波——孩子总是长得很快，比鸡蛋花快多了。
妈妈，你在看什么？小波歪着脑袋问。
看鸡蛋花。我说。
可是树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呀？小波问。
等春天来的时候，就会有了。我说。
妈妈，你为什么喜欢鸡蛋花呢？小波问。
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在鸡蛋花下认识的呀。我说。
这么一说，当初相遇时的画面又开始在我脑中播放了：他把鸡蛋花插在我头上，然后跟我一起围着鸡蛋花树肆意地跳舞，大声歌唱。当然，没有人会来阻止我们——那是郊外，哪来的人？
之后每个周日，小波都会陪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树。他似乎对这棵跟爸爸妈妈都有关的树充满了好奇。小黑，哦不，大黑反而对这棵树没兴趣了，懒洋洋趴在屋里数着日子，有人进来了就得体地摇一摇尾巴。
妈妈，妈妈，快看！鸡蛋花开了！小波兴奋地冲了出去，跑到鸡蛋花树下，又蹦又跳，大声唱着幼儿园刚学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我吓坏了，冲过去一把捂住小波的嘴，惊恐地瞄向那些穿白大褂的人。
他们并没有拿着针简跑过来。
这孩子真可爱，他们说。
（本文发表于《羊城晚报》《小小说选刊·女作者专号》）
艺术家
父亲说，他是艺术家。
祖爷爷留下大瓦房里，满是父亲东敲西打的手工艺术印记。
母亲在地里忙活时，父亲就坐在垄上，用麦秆编各种形状逗我，蚂蚱、蜻蜓……我噘起嘴：都不像。父亲笑笑：这是抽象派的。
八岁的时候，大冰雹来了，它们像鼓手一样捶打着屋顶的瓦片，化作音符滑人屋内的大盆小罐。母亲低声哭了，父亲却把我搂在怀里：你听那节奏，“咚咚咚”，是大自然的乐章。
瓦房不能住了，母亲也不知所踪，父亲一挥手：走，上大城市去！
上大城市做什么呢？当然是当艺术家了，往细了说，是专攻行为艺术。父亲说，这是个比较冷门的分支，国外比较流行。
于是，我随父亲来到他曾经打工过的大城市，开始了艺术生涯。
父亲工作的地点不太固定，步行街、购物广场，或是公交车站、天桥，都不太挑，只要人就行；我们睡的地方也不太挑，天桥下或是路边长凳上，只要是靠近工作的地方就行。
每天清晨，父亲套上那件灰色的工作服就开始工作，那是他唯一的工作服，泛黄的衣领和疙疙瘩瘩的衣身，有独特的怀旧味道，亮点是那两个补丁，按黄金比例待在它们该待的位置，好看极了。
我们席地而坐。熙熙攘攘的人潮，在你们看来或许是一种恼人的乱，在他看来，每个身影都是一根针，自由穿梭在社会的布匹上，每天都能绣出一幅不一样的作品来，他沉醉其中，喃喃道：儿啊，你看，真美！
父亲工作时基本保持安静，不像隔壁的那个老大爷，不停说“行行好”“好人有好报”之类固定的台词，也不像路那边的小姐姐，写很长很长的字在地上。父亲说，无声胜有声，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艺术融为一体。
夜深了，父亲望着月亮，冷峻的脸，像雕塑。
睡吧，我说。
儿啊，你看，好圆的月亮，像一幅画。父亲说。
我抬头，疑惑了，明明是月牙儿。
父亲笑，月亮本来就是圆的，是地球的影子把它挡住了。
我点点头，再看，月亮果然好圆。
孤身夜归的高跟鞋“噔噔噔”很是急促，经过我们身旁时，明显降低了频率，我看到，她的脸色露出安心的笑容。
父亲说，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可我发现，懂得欣赏父亲的艺术的人，不多。这么久以来，只有一个穿马甲的叔叔似乎懂他。那天，他盯着父亲看了很久，突然眼一亮，掏出相机“啪嗒啪嗒”狂按快门，嗯，他一定是嗅到父亲身上的艺术气息了，之后他还跟父亲聊天，问父亲腿是怎么断的。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沉默已久的父亲忽然拉开了话匣子：我以前是在工地从事艺术创作的，你想啊，一块块各有个性的砖头，为了一致的目标收起了锋芒，胸贴胸，背贴背，齐心协力筑造出一栋宏伟的大楼，那是多感人的事啊！可有一天我发现四楼墙外有块砖头却叛逆地扭过头去，我爬上竹架，一边劝慰着它，一边想趁着水泥没千让它站好，谁知道竹架突然散了，我摔了下去。工友们从散了的竹架中抽出一根，给我做了个拐子，为了这个拐子，有个工友的手还被竹篾刺了一下，流血了。说到这儿，父亲有些心疼地哽咽了一下。
后来呢？马甲叔叔问。
后来我回了乡下，家里还有几亩地，我那口子在地里忙活的画面，像极了米勒的《拾穗者》咧。可有天忽然下起了大冰雹……
父亲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故事，以为遇到了知音。几天后，马甲叔叔带来一份报纸，还给我们念。我听见了“无良老板逃逸，致残民工街头乞讨”，我又听到了“遭遇天灾，妻子抛夫弃子改嫁”。父亲一直努力微笑着，在他走后，却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连同脸上的笑容一起。
沉默。
半晌，父亲忽然说：儿啊，咱以后转做手工艺术吧。
我赶紧点点头，求之不得。刚才一群人过来围着我又是塞钱又是拍照的，有的还抹眼泪，我慌得不知道该往哪儿躲。
第二天，父亲搞来一堆麦秆，他开始编各种形状，蚂蚱、蜻蜓……还是抽象派的；我也试着编各种形状，蚂蚱，蜻蜓……却是写实派的。
父亲大喜：我儿有艺术天赋！
我的作品很受欢迎，对面学校放学的孩子，一窝蜂过来买。也有不买的，围着我齐声嚷嚷：没书读的娃，没书读的娃……
他们懂什么，我跟父亲一样，是艺术家。
想变成鹰的人
他的名字叫鹰。
出生时父母就成功预测了他的爱好——飞翔！像雄鹰那样，张开双翅，迎着风掠过雄伟的大山，停栖在大城市最高的建筑上。
然而父母却没法成功预测他的命运，或者说，改变他的命运。龙生龙凤生凤，生个老鼠会打洞，身高一米六的父亲和身高一米五的母亲，如何生出苍鹰体魄的儿子？
听说空军学校招考学员，他爹把牛车一套，带着他颠过十八里山路，到邮局寄出了长长的报名信。等啊等，等啊等，老牛生了牛仔，牛仔又能拉车了，还是没有回信。也难怪，只需瞥一眼身高那一项，后面的都可以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