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虽主张德能兼备，但就德和能两者的轻重而言，更重视德。孔子一生讲天下归仁，“克己复礼”，德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战国的时候，燕昭王将这一传统发展到极至，主张以德（廉，孝，信）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后人司马光尊养“老成”之人的思想也是典型的体现。他认为若以才德的多少来划分人的种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一）然后，又说：“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也；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也。”在司马光的人才天平上，人的价值顺序是圣人——君子——愚人——小人。圣人是难得一见的。君子是比较普遍的，但君子的特征是品德同圣人差不多，能力差些，君子事实上就是理想人才。由此可见司马光的重德轻才观。司马光似乎对才能有本能的恐惧，如同对品德有本能的看重，以至于退而求其次，没有君子宁肯用愚人。
德能轻重变化说。就是这个司马光，提出德能轻重关系随时代而变化的观点。他说：“为国家者，进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进取不以才则无功，守成不以德则不久。”德和才何轻何重要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定。轻和重的价值要以历史的需要作为唯一尺度。
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思想。也许司马光是要以此为他自己的重德轻才理论作辩护吧。
先秦及其以后德才关系的理论及其争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是一笔宝贵的管理财富。
理想的管理者不能有才无德或有德无才，而应该是高德高才，德能兼备。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而党也是人的集合，关键在党，实际上也是在人，人是最为关键的。能够担当起跨世纪历史重任的必须是德才兼备的新人。他们应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关心群众，热爱群众，依靠群众，甘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他们应该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忠诚朴实，一身正气，一心为党，一心为民；他们还应该有完善的知识结构，懂经济，知法律，懂政治，有广泛的阅历和经验，有出类拔萃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创造性，能知人所未知，见人所未见，为人所不为。在社会风气不正，官场腐败依然存在和改革大业进入艰难困苦的攻坚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干部能够做到德才兼备，就更加急迫和重要。
重德轻才或重才轻德的理论，直观地分析和评价，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够具体掌握这些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实践环境，一定会发现当然的理由。德能轻重变化说已经对此从理论上做出了较公正的回答。大的原则是德能兼备，但究竟孰轻孰重，那要看时代的历史需要。
在两军相争，生死存亡的战争时代，在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动时期，对人非凡的创造性品质和组织管理能力的需要尤其迫切。人的能力成为至关重要的品质。人的品德则退居次要的位置。如果过分追求完美，就会因“水至清则无鱼”而丧失真正的人才。魏晋时期的曹操为统一平定天下，曾四次下令阐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主张“勿拘品行”，唯才是举。曹操反复说明，管仲贪生怕死，陈平盗嫂受金，吴起、韩非等人名声都不好，但他们却辅佐君王成就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可见，“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能否打破限制，唯才是举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曹操公开提出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要“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依照这样的策略，曹操组织了一个人才济济、威风凛凛的文武齐备的军事政治集团，在魏蜀吴三国交争的较量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大的方针政策需要稳定而不能变易，人才的品德就成为重要的规定，而能力的要求便退居次要位置。西汉萧何去世后，曹参为相。他一切遵循萧何的作法，不加任何改变，实行无为而治，给社会带来统一和安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发展。史称萧规曹随。曹参的能力不可谓很强，但他有“守成”的良好品德，就成为最难得的，最好的人才。
在现实领导实践中，每一位聪明的领导者，都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侧重选才或选德。
对那些创造性、开拓性强的岗位，应以才能高低为主要参照标准，而对于管理有序和协调有力为主要努力目标的岗位，如管人的和管物的，应该以德行为主要筛选依据。灵活机动，与时进退，一切以管理实践需要为转移，这就是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
分与和
分与和，今人理解为分工与合作，在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中包含了远比分工和合作更丰富的内涵，这是关于管理组织结构和管理文化建设的问题。
先秦诸子中许多人谈及组织结构，诸如孙子“使百万之众如使一人”的编制划分，墨子的天子、国君、乡长、里长、家长的等级划分，韩非、商鞅的君臣之分等。但对组织结构论及较多且更深刻的是儒家。
荀子从天人分别、社会建立的角度论述了组织分工的意义。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人所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日：分。”荀子认为，人同天地并立为三，“制天命而用之”，役使万物，根本原因就是人能彼此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成立社会组织。没有组织分工，就没有社会的管理，也就没有社会。孟子的劳心和劳力说从社会正常运转的角度，深刻论证了领导和被领导分工的重要意义。孟子针对农家学派许行关于领导者应该直接参加劳动的观点，批判道：“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同社会生活中必须有农工商等分工一样，管理活动也要有分工，有管理者，又要有被管理者。没有这一分工，管理活动就没有办法进行。这里，孟子将劳心与劳力，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两对范畴绝对等同起来，是不正确的，但其主导思想又是十分深刻的。领导同被领导的分工是最其码也最重要的分工。马克思说，有人群就要有领导，就象一个乐队必须有一个指挥一样。
“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王弼语）群龙无首，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不会有什么力量，更不能谈良好的管理。
孔子的“正名”说是中国较完整的组织理论的最早形态。孔子针对社会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局面，主张建立严格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把人们放置到相应的等级次序中去，享受各有差别的权力、利益和责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之下，诸侯，大夫，士，都有相应的权力。每一等级的人们都应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位”，绝不能越级问政，做出不合等级身份的事情。根据当时社会越级问政，超越权力行事的现状，孔子提出“正名说”，要明确每个人的身份等级，做到身份地位同其所做所为相符，“名正言顺”，“名实相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典型的科层等级制度。
科层组织结构中的人们各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如观看舞蹈，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两佾”。荀子认为各社会等级划分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物质财富的有限性同人们物质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把财富以不同的份额分配到不同等级的人们之中去。因为社会等级不同，人们获取的物质财富多寡也不同。社会等级是一个管理权限的概念，也是一个分割物质利益的概念。
没有社会一、二、三产业的分工，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领导和被领导以及领导层级的划分，也就没有有效的领导活动。儒家和其它先秦诸子的分工理论，反映了当时管理理论的成熟和古人的聪明智慧。
有分工还要有合作。分配到各等级系列中的人们如何行动步调统一一致，彼此配合，以致于相亲相敬，紧密团结，这就是合作或“和”的问题。和，是被管理者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行为，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法家人物倡导以力服人之道，完全依恃强制外力逼使臣属服从，对和不感兴趣，较少涉及。道家老子以冷静理智的眼光观察社会的管理，不期望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能够建立亲密的和谐关系，但他的无为而治之道，能够造成“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的效应，让天下百姓臣属自然而然地做好各自的事情，消除紧张的对峙局面，形成客观的合作关系。老子从不特意讲“和”。墨子理论是以人与人的密切合作作为关注中心的。墨子的兼爱、尚贤说，是领导者努力创造和谐人际关系的举措，尤其是公道尚贤的主张，意向更加明显。尚同说是被领导的臣属们应该采取的合作的举措。兵家孙子重视分工更重视合作，重视和，他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上下同欲”，亲爱士卒等谋略都是典型的体现。然而，先秦诸子对和的智慧贡献最大者是儒家。
和是个哲学问题，孔子之前已有和同之辩，辩论的成果是，和不是简单的要素的混和相加，而是不同要素的有机结合，“以他平他谓之和。”孔子在这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各个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人们如何和谐的问题。孔子理论的中心命题是“和为贵”，他的仁和礼，忠恕，孝悌，中庸等等，都以和为归依，孔子关于物质利益满足，人格尊重和道德教育的思想，确立了儒家和谐智慧的基本走向。孟子的贡献是找到了实施和谐领导策略的理论基础，即人性本善论，给我们留下了“制民之产”，实行仁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著名命题、荀子发现了人性的弱点，觉察到一味顺应人的需求，未必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辅之以必要的赏和罚，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孔、孟、荀三人联手，编织了一幅完美的和谐策略的图画。
儒家谈分与和并不是分开来进行的。在儒家看来，和是分中之和，分是和中之分，两者不能分割开来。孤立的分与和就会成为别的东西，甚至走向反面。孔子讲“正名”，名正言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又讲“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希望统治者们从内心深处将分与和彼此统一起来，处理好它们的关系。孟子“辟许行”，大谈劳心劳力之分，同时又主张“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也是追求分中之和，和中之分。孟子主张给百姓以物质利益的满足，发展生产，“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时又告诫梁惠王，不要言利，原因就在于：不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不会获得人心支持，就没有君臣君民之和，不遏止百姓的求利之心，人人把物质利益作为唯一追求目标，就会无视上下君臣之分，以下反上，犯上作乱，孟子谈论的中心就是分与和的统一。
荀子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上，论证了和与分的内在统一关系。荀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荀子把人作为群来看待。群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组织管理起来的社会。群的确立前提是分，因为“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没有组织结构的分就没有管理。但只分不和还不是群，不是统一的群体，没有力量，不可能与天地并立。分与和结合起来，就“多力”、“强”、“胜物”，成为高于万物，裁夺万物的力量根源。
儒家的分和统一的智慧是一笔宝贵财富。既讲分，又讲和，分是和中之分，和是分中之和，分中有和，和中有分，分和一体，这种智慧反映了古人伟大的辩证思维。
分与公
儒家以和谐为管理的最佳境界，要求领导者以仁者的胸怀，用一片爱心对待下属。但儒家以爱求和谐的管理内涵着一条原则，即“尊尊”和“亲亲”。儒家管理受到血缘伦理的影响，“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语）在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亲爱兄弟，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将来走向社会有希望成为忠臣的根据。懂得并能做到“亲亲”的人，才会做到“尊尊”。“尊尊”和“亲亲”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两条基本原则。从“尊尊”和“亲亲”出发，实行“仁者，爱人”的管理策略时，对不同的施爱对象就不可能没有分别和差异。儒家人物对血缘比较亲近的人，总是不同程度地给予照顾。孔子讲“举贤才”，但又说“内不失亲，外不失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乐在其中。荀子比孔子进步了些，也还是主张“贤齐则亲者先官，能齐则故者先贤。”
孟子咒骂不讲“亲亲”和“尊尊”的行为是“无父”、“无君”。儒家满足物质利益的管理方法，在物质利益给予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天子，诸侯，大夫，士，从上到下，利益和权力越来越小，从下到上，越来越大。儒家爱的管理始终以伦理之分和等级之分为前提和归结，是分中之爱或爱中之分。以墨子的话说，儒家是“爱有差等”。
墨子是先秦时期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墨子从被管理的角度看管理，对公道的管理感触很深，对儒家的“爱有差等”极为不满，提出兼爱说与儒家对抗。
墨子认为，爱的管理的可贵之处是“兼”，应该取消物我，人我，人与人的差别，完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兼爱不是空洞抽象的，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有财者疾以分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作为领导者的兼爱之道，表现为“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企图彻底打破“尊尊”“亲亲”的限制，公道行政。墨子以后，商鞅和韩非论证了赏罚问题上的公道原则，“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吕氏春秋》对公道原则做了总结。《吕氏春秋》有一《贵公》篇，它从自然界阴阳二气的和谐，风霜雨露的及时，“不长一类，一私一物”，而是为了一切生物的道理，讲到作为万民之主的君主的会道行政，得出“凡主之立也，生于公”的结论。
公道原则是宝贵的管理智慧。人在本质上都希望得到公道的待遇。领导者能否满足下属的公道对待的需求，直接关系到下属的积极性和工作情绪。“公生明”。公平是明智领导人的形象特征之一。学习古人的领导智慧，就是要学做公道的领导者。
然而，公道也不可做绝对的理解。世间本无绝对的公道，公道是相对的。墨子批判“爱有差等”，提出并论证公道原则，这是对中国管理智慧的巨大贡献，但他的理论有理想化的色彩。墨子企图彻底取消“差”，绝对地“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墨子设计的理想社会，天子，诸侯，乡长，里长，家长，从上到下，贤能层级逐渐减弱，从下到上，贤能层级逐渐提高，大贤领导小贤，小贤服从大贤，如此类推。除去能质的区别，单就同一能质的层级言，上下级之间的贤能层级同等级成比例关系，这是有道理的。墨子的尚贤、兼爱和尚同都以这一理想设计为前提。然而，也应看到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复杂性决定这一设计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有着浓厚的空想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