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张大网，网上有无数个网眼，网眼之间布满了相互联系的纽结。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之网，就是通过这无数的纽结。
我们把关于世界之网的纽结的认识成果叫做范畴。
范畴是大的概念，它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本质之间的联系。
范畴既是以往认识的成果，又是新的认识的开端。了解一个学说体系，最佳途径是研究和了解它的基本范畴。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在演化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范畴，诸如善和恶，德和力，德和能，分和和，分和公，有和无，人和法，君和臣，等等。把握这些范畴，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思想脉络，把握了各人物和学派观点之间的有分有合、纵横交错的关系。这是敲开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宝库之门的捷径。因为研究所得的局限性，这里只能列出有限的八对范畴，以求教于领导者和理论的同行。
善与恶
领导活动的对象是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对领导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一刻也离不开人。西方的管理学界有X理论，Y理论，Z理论，等等。中国传统领导智慧则先后出现性善论、性恶论等人性理论。无论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的理论，都是围绕着实施科学正确的领导实践展开的。
孟轲是性善论的倡导者，史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生活的时代已有诸种人性理论，如性无善无不善说，有性善有性不善说，等等。孟子的性善论是以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为批判对象并由此建立逻辑体系的。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异类，本性也不应该相同，“人异于禽兽”的，也许是很少的本性存在就是先天向善的萌芽，他称之为“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自然发展下去，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善的品德。
“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是实施领导活动的理想要件，是理想的领导者和下属的必备品质。性善论的实质在于，人先天具有成为合格领导人和下属的资质和条件，人是值得信任的。
性恶论是同性善论根本相反的理论。倡导性恶论的苟况，生于孟子之后，同属儒家学派，是战国末期大儒。荀子的学风和人品决定他没有对性善论进行直接批判。但两者的理论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性恶论认为，人先天具有向恶的倾向。人都有自然本能，这是“不可学”、“不可事”，先天生来具有的，这些本能同后天的社会条件结合，也表现为对权力、名誉、异性、地位的追逐。本能的追求没有止境，不加限制势必同社会的管理秩序发生冲突，越疆犯界，导致一系列不堪设想的后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就是说，人的本性先天同社会管理对立和冲突，具有向恶、犯罪的倾向。性恶论的结论是，人是不可信任、无法依靠的，人先天是领导的敌人。
从性善论和性恶论出发，逻辑地引导出两条不同的领导战略。
性善论推导出以德服人的领导战略。以德服人的领导战略是孔子提出并加以论证的。孔子的名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孔子的人性理论没有展开，未能建立起以德服人的人性理论基础。孟子继孔子之后，以性善论论证了以德服人的历史必然性。既然，人的先天本性是善的，是同领导活动统一一致的，人都可以成为圣君良臣，那么，就不必将人当做敌人和对手看待，要顺应人的本性，以物质满足和人格尊重的办法，求得人心支持，同时进行道德教育，让善的本性由自发转化到自觉，最终开创出“得道多助”、“人和”的局面。
从性恶论出发，逻辑地推导出以力服人的策略。既然，人天生向恶，先天具有反领导秩序的倾向，那么，人的本性就不能“顺”“从”，必须反人性而行，逆人心而动，“化性起伪”。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虽然也给出了赏罚之法等强制手段，但“化性起伪”的手段主要还是圣人教育、道德熏陶感染等。荀子还没有赤裸裸地张扬强制和暴力，但继他之后的韩非等人却高扬起“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的以力服人的大旗。
荀子的性恶论对法家的以力服人之道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荀子之前的慎到，商鞅等人提出了人性自私自利说，商鞅发现了人性同领导活动的矛盾和冲突，主张以强制性政治手段为后盾，逆人性而行，迫使其务农参战。荀子吸收了前期法家的人性理论，提出人性恶的范畴。“恶”的范畴，有更高的概括性和更广泛的内涵，将人性同领导活动的矛盾关系更准确明白地揭示出来了。性恶论给以力服人的领导战略提供了更加坚实、自觉的理论基础。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虽然不愿意提及老师荀子的性恶论，但他整个以力服人的领导智慧所受到的性恶论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两千多年前的人性善恶之争对今人的有效领导仍是有意义的。用历史的经验，现代的实践和管理理论去分析，人性善恶之论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和规律。
人性具有向善的，同领导活动统一的一面。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每时每刻都同他人处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之中。人与人的最根本关系是物质利益关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形成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关系。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利益将人们分为不同的群体和集团，并形成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意识和观念。这就是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人的社会性往往表现为人的阶级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离群索居，这就决定人必然具有社会性，不具有这样的社会性，就具有那样的社会性。社会性的管理实质，是除个别的例外，人们都会从心而发地认同自我之外的社会群体利益和群体规范，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在必要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献出最宝贵的生命。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成员都具备的“善”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各社会群体的地位和利益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系是大相径庭的，有的相一致，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这种社会群体成员的“善”的本性，就成为全人类的“善”性；有的社会群体是反历史、逆民心而动的，是反动的一群，诸如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们，其成员的效忠、牺牲行为，这种群体内的善性，对历史和人类而言，就不是善性，反倒成为恶性。如果我们抛开人性的历史学分析，单纯从领导科学的角度分析，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人的社会性的客观存在，人们“向善”的、自觉认同于领导活动的本性是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人民群众的优良本性。人民群众的范畴就是指同历史发展要求相一致，积极推动历史进步的人们。人民群众的本性决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群众的力量改进和加强领导活动，创造最佳的领导绩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本性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走群众路线的领导策略依据。
然而，人性“向恶”的一面也是不应回避的。荀子性恶论的历史价值在于，揭示了人的自然生物本性同社会管理秩序的对立和冲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但是，就人来源于动物界的事实而言，人永远不能彻底脱离动物界，永远不能彻底摆脱动物性。人的动物性表现就是生而具有的自然本能。自然本能同动物的本性虽然在表现形式、满足完成方式上有着很大不同，但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自我的满足，驱利避害，在人身上的动物性，既有被人的社会本质所改造和影响的痕迹，也有凭借人的社会本质的条件获得的新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空间。动物没有财富和权力的概念，人却可以肆意聚敛财富、追逐权力，以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在人身上的自然本能往往同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自然本能并不就是自私自利，但在适当的外在条件和个人条件作用之下，自然本能极容易导发出自私自利的本性。
可以说，人身上的动物性对自私自利的本性而言是一种必要关系，“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自然本能引导出自私自利的本性，除了自然本能本身的因素外，其社会的原因是个人同社会利益的矛盾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是极不相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是使个人的利益同社会整体的利益最大程度地统一起来。志士仁人为此阐发了不知多少理论和学说，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此为终身使命。
但也应看到，无论在任何时候，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都是无可消除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利益的矛盾决定人的自然本能有可能导致自私自利的本性。
任何一个管理体系，大至一个国家，小至很小、甚或几个人的管理单位，其管理对象都同样存在自然本能同社会本质，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矛盾，都有可能从自然本能的满足导致“向恶”的自私自利的本性。管理实践中发生的大量矛盾，尤其是曾经显赫一时的著名人物走向犯罪的事实，证明人的恶的本性的存在。
人性二重，既有向善的一面，也有向恶的一面，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人毕竟是人，由于社会实践条件、历史发展程度、道德文化环境以及个人修养境界的不同，向善和向恶的力量对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此高彼低，此低彼高，是常有的现象，善恶力量消长的极限，是至善或至恶，那就是万众景仰、可歌可泣的人或千载痛恨、世人唾骂的人。
人性的两重性要求领导者从客观实际的人性出发，实施正确的领导行为。既然，人是向善的，同领导活动相统一，那么，就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群众达到领导绩效的最佳状态。既然人的本性有向恶的一面，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危害整体利益，那么，就要建立全方位的制约防范机制，既要有完善的管理规范，又要养成按规矩办事的习惯，还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用制度的强制和正确价值观念的诱导，使向恶的本性失去伸展的空间和地盘，从而达到保护和发展个人，也保护和发展集体的目的。
实践证明，许多管理人员走向犯罪，甚至曾经为党和人民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走向犯罪，除了个人的原因外，同领导者失于防范，放松警惕，疏于管理是分不开的。疑人不用是对的，但用人不能不疑，用人之后还是要疑，用人不疑既不益个人，更无益于领导，害了个人，也害了组织。领导者应从人性的高度反思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对个人和组织负责的态度，管好人，用好人。
德与力
影响力是领导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影响力有两种，一是强制性影响力或权力性影响力，一是非强制性影响力或非权力性影响力。强制性影响力是凭借权力而发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同领导者自身的因素无关，纯粹因权力而产生，因权力而消亡。所谓“尧为匹夫不能正三人，而桀为天子却可乱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非强制性影响力是权力之外的，因领导者本人的因素而发生的影响力，诸如领导者的能力、品德、业绩等等。领导人的主体素质不同，虽然手中握有同样的权力，但影响力却相去遥遥。有的领导威德很高，似日月经天，如江河行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从之如流，一呼百应；有的领导者却威望不高，甚至成为弧家寡人，形影相吊。非强制性影响力是衡量领导能力高低的极其重要的参数。
儒家和法家的影响力理论各持一端，并将对方的理论作为激烈批判的对象。
法家主张以力服人。法家从人性自私自利“性恶”的理论出发，建立起“君臣利异”的理论。在法家看来，人天生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他们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从不关心领导和管理的好坏，势必同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发生冲突。民众同君主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领导者必须采取强制的办法，逼迫民众为自己效力。
法家的一整套治国大略，核心一条就是以强大的法律制度，以赏庆和刑罚的两手，强迫民众为我所用。商鞅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韩非研究了历史进化规律，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慧，当今争于力气”。主张“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法家研究了众多的权术，目的就是牢牢保住大权不会旁落。
应该说，从整个领导智慧发展上看，法家对强制性影响力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是最为系统和深刻的。
儒家的以德服人大略，从孔子开始，经孟子，到荀子，构成了一条一以贯之的传统。这条传统立足于人性同领导活动的统一一致性，（荀子的性恶论情况略有不同），认为应顺应人的本性，立足于从积极方面满足民众的需求，进而获取民心的支持。他们主张尊重民众的人格尊严，把人当人看，“博施济众”，“制民之产”，让百姓过上“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七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的温饱的生活。然后，进行道德教育，使之自觉地弃恶从善，归属领导。
儒家扬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可以说，儒家已经将非强制性影响力的理论发展到了十分成熟的程度。
虽然儒家人物荀子已经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但从整个儒家的治国之道言，对以力服人是排斥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对权力影响力不屑一顾；孟子更是以“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等名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对儒家仁义道德的一套深恶痛绝，认为以德服人之道非但无利而且有害于社会的治理。他们不惜从理论之争发展到政治残害甚至肉体消灭。
以今人的眼光分析，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争论大可不必。但双方的争论给历史和今人以启迪，使人从相互比照中看清了各自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加自觉地将两种影响力运用到领导实践中，创造更好的领导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