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认为，要想获得真实的信息，就要重视保护直言正谏之士。一般的臣属，总是依君主的好恶喜怒倾向行事，不肯反映实情。《贵直论》载：齐宣王喜好射箭，并愿意别人说自己的力量大。本来他能拉开的弓不过“三石”，可是，当他让臣属试拉自己的弓时，人们都说：“这弓肯定有九石多，除了大王谁能拉得动呢？”可悲的是，宣王不知有假，“终身以为用九石”。为了避免这可悲的现象发生，《吕氏春秋》主张，聪明的君主要听逆耳忠言，要重视直言正谏之士。《贵直》说：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也，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不听逆耳之直言，不尊重直言正谏之士，无从获得真实的信息，势必阻碍领导渠道的上下疏通，发生阻塞现象。
鼓励直言正谏，支持和尊重敢于面刺君王之过的直士，这是先秦及以后思想家们一致的见解。历史上也涌现过不少模范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以人为镜”的格言，被传为千古佳话。但直言和纳谏的合理配合，是以君臣双方的良好个人素质为前提的，即圣君良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圣君良臣的合理搭配，并非比比皆是，这就使得直言和纳谏的结合，遇到许多困难。因此，为保持领导渠道的疏通，就应该在法制建设、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领导渠道的疏通也应由人治走向法治，在弘扬虚怀纳谏和仗义直言的传统美德的同时，让领导活动的信息疏通有更多的法制保障，让信息流通更加顺畅。
“凡主之立也，生于公”
所谓公道原则，是指在领导活动中，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在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给予上，公道对待所有被管理者。这一原则是健康正常的管理气候所必具的条件，是激励得以发生实效的前提。
在《吕氏春秋》之前，诸子百家们已经发现了这一原则。
最早阐述公道原则的是孔子。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不必忧虑财富不多，只忧虑财富分配不公平。
墨翟的尚贤说，阐发了给予人们从政机会的公道问题。他认为，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不论出身如何，社会地位怎样，都要给以公道的从政机会。“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商鞅和韩非，论证了赏罚问题上的公道原则，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对所有的被管理者一视同仁。
在先秦时期，将公道原则做了总结和概括的著作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中的《贵公》篇，集中论述了“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贵公》总结了历史上安危治乱的事实，认为治源于公道，乱源于不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贵公》认为，公道原则具有自然界的依据。阴阳二气的和谐，雨露风霜的及时，并不单单是为了哪一类生物，“不长一类，不私一物”，而是为了一切生物。同样的道理，作为万民之主的君主，在管理社会的时候，也应做到公道办事，无偏无袒。《贵公》还引证《洪范》的话说：“不偏向，不私党，王道如此平坦宽广；不偏向，不歪斜，遵从先王的原则；不逞一己之好，遵从先王的正道；不逞一己之恶，遵从先王的正路。”总而言之，公道是关系治乱兴亡的根本原则，“凡主之立也，生于公。”任何管理者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先秦时期思想家阐发的公道原则，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被许多思想家继承和发展，成为贯彻整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公道原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激励。激励要想发挥效用，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管理者遵循公道原则，秉公办事，无偏无袒，一视同仁。在激励的原则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该多就多，该少就少，不论是“皇亲国戚”、父母兄弟，还是普通群众、一般同事，一律按章办理、循规办事。如此方能建立起激励的信誉和权威，完善管理者的形象。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受着目的的支配。目的是由需求的不满足所引起的。要想制止不利于管理活动的行为，启动有利于管理的行为，就必须研究人们的需求是什么，并且尽力满足这种需求。坚持公道原则是满足被管理者需求的必要内容之一。因为求得公道待遇是人之常情。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被公道对待的心理需求。固然，有公道对待，人们未必因此为集体付出全部的力量、视企业单位为家；但是，如果没有公道的对待，那么人们就会心情沮丧，怨气重重，就不会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努力向上的精神。所以，为了调动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就必须坚持公道原则，尽量满足人们求得公道对待的需求。
仁和赏罚
怎样治理民众，这是先秦诸子广泛论及的问题，儒家、墨家（近于儒）和法家坚持根本相反的战略思想。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主张实行仁爱德治的方略，即顺应民众的本性，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尊重其人格，辅之以道德教化，从而获得民众之心；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主张掌握赏罚刑德二柄，依靠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民众为我所用。这是一条以赏罚为内容的法治方略。
两者各持一端，都有局限性。《吕氏春秋》批判地继承了两种方略的积极内容并将它们结合了起来，从而实现了先秦时期两大管理战略的较好汇合。
得民心而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这一思想在《吕氏春秋》中被反复多次论述。《顺民》篇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失民心，势单力孤，难成大事。汤武等圣王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而那些亡国之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如何顺民心，得民心呢？《顺民》篇说：“得民心有道，……取于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就是民情、民欲，也即生理要求和追逐物质利益的需求。《情欲》篇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贤不肖，欲之若一。”
《达郁》说，如果民众欲望不能满足，就会发生危险：
“民欲不迭，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害并起，而万灾从至矣。”既然，人的本性就是追求生理需要的满足和物质利益，那么君主就要善于利用、尽力满足这种需求。
顺民欲，合民情，要有一副爱民之心，实行德政。《吕氏春秋》很多篇章讲德政问题，如：“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可以看出，顺民情、行仁义，这一条自孔孟以来，儒家一以贯之的仁爱、德治的治民方案，《吕氏春秋》非常欣赏，只是改变一下说法，基本上照样继承下来了。《吕氏春秋》也肯定法治方略的实用价值。《义赏》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用民》说：“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纲纪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这是商鞅、韩非思想的翻版。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讲人情和人性。儒家以仁爱的方略，主张直接满足民众的需求，从而获取民众的归属；法家则以赏罚二柄为依托，迫使民众去做不愿做的事情，然后再满足需求，此谓以力服人的方略。《吕氏春秋》把这两种方略都继承下来了，但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它揭示了两种方略的内在联系，将它们综合在一起了。
《用民》认为，仁治方略和法治方略比较起来，仁为一，法为二。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仁治是基础，赏罚只能在仁治的前提下进行。这是两者最基本的关系。
在“仁一法二”的思想基础上，对赏罚方略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改造。《吕氏春秋》反对重赏严罚，主张为赏罚之法定出适当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