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的目的是恰当地使用，让每一位人才都找到发挥自身特长的位置。换言之，每一个管理岗位，都应该用称职的人担当，这就是能职原则。《战国策》里有三篇短文，相当精彩地论述能职原则。赵国国君孝成王是个昏聩的国王。他不懂得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应交给称职的大臣，而是从主观好恶出发，一并委任于嬖臣建信君。建信君之取悦于赵王的东西，不是治国安邦之能，而是“色”（“其所以事王者，色也。”）。《赵策四·客以买马讽赵王》、《赵策三·建信君贵于赵》记叙了人们对赵王昏聩之举的批判，阐发了能职的用人原则。《客以买马讽赵王》一文记叙道：“客见赵王日：‘臣闻王之使人买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日：‘未得相马之工也。’对日：‘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日：‘建信君有国事，又不知相马。’对日：‘王何不遣纪姬（当时赵王宠爱之妃）乎？’王日：‘纪姬，妇人也，不知相马。’对日：‘买马而善，何补于国？’王曰：‘无补于国。买马而恶，何危于国？’王日：‘无危于国。’对日：‘然则买马善而若（同或）恶，皆无危补于国。然而王之买马也，必将待工。今治天下，举错非（举动措施不正确）也，国家为虚戾（国家残破，人民受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与（授与）建信君，何也？’赵王未之应也。”《齐策四·王斗讽齐王好士》也有类似的记叙：“王日：‘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日：‘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义指绉纱）也。’王日：‘何谓也？’王斗日：‘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日不如爱尺縠也’。”赵王和齐王未必不知道治国比买马做冠重要得多，但买马做冠必待工匠，治国却信任嬖臣。这就是说，赵王和齐王在买马做冠的生活小事上不自觉地遵循能职原则，而在治国安邦的大事上却不肯遵循这一原则。这统治者真是糊涂无能。这两篇短文以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较，敏锐的思想，说明了贯彻能职原则的必要性。
用人不疑和了解下情
领导者的智慧在于既能以充分的信任激励下属努力工作，又能全面了解下属任职的总体全面信息。这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
《战国策》的一些篇章反映了这一道理。
信任是一种激励。知人用人难，以高度的信任对待贤者更难。
《战国策》多处记叙因对臣属的信与不信及信任程度不同所带来的不同后果，用理论和事实说明了君主守信的重要性。
《靖郭君相齐貌辨》从正面说明了既知之，则信之的道理。靖郭君是齐威王时的齐相。当时有个叫齐貌辨的人，“其为人也多疵”，毛病过失很多，没有人喜欢他。可靖郭君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高人，对他极为器重。人们为此意见很大，纷纷建议靖郭君不要继续优待齐貌辨。靖郭君为此气愤地说：“如果能够满足齐貌辨的要求，就是统统赶走你们，败了我的家，我也毫不足惜。”这以后，他将齐貌辨安置到最上等房舍居住，令长子早晚侍候他的饮食。可见信任之诚。后来，齐威王死，宣王继位。宣王不喜欢靖郭君。靖郭君不得已隐居在薛地。这时，齐貌辨冒着杀身之险，游说齐宣王，使其改变了对靖郭君的态度，继续任用为相。齐貌辨为何置生死于度外，为靖郭君效力呢？作者回答道：“当是时，靖郭君可谓能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为沮。
（音举，止，终止）此齐貌辨之所以外生乐患趣难者也。”既知之，则以高度信任对待之，这是仁君贤相应有的态度。
在对待臣属问题上，人君有几种常见病：
其一，任用贤者为政而以不肖者间之。《秦策二》载：“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之。左右日：‘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将使耳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日：‘君与之知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
使此如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其二，使某人为政，又与其政敌谋之。《魏策一》载：魏王任用公孙衍为将，公孙衍和魏相田需不和。可魏王在任用公孙衍的同时，又听信田需的计谋。因此，季子向魏王说：“大王难道没看见过让牛和马一同驾车的么？连一百步也走不到。大王以为公孙衍可以信赖任用为将，可又听信田需的计谋，这和牛马一同驾车是同样的道理”，“王之国必伤矣。”其三，朝令夕改。没有靖郭君既知之、则信之、不为众沮的精神，一有风吹草动，便改变初衷，收回成命。《赵策四》载：秦使王翦进攻赵国。赵王派李牧、司马尚带兵抵抗。他们数破秦军，并杀死秦军大将。王翦施反间计，散布谣言说：”李牧、司马尚欲助秦反赵，以受秦之封赏。“昏聩的赵王失去了对李、司马的信任，怀疑他们确有反叛之心，收回兵权。”后三月，王翦因急击，遂灭赵。“在封建主义政治体制条件下，要君主绝对守信，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君主一言九鼎，不可移易。而君主也是人，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在某一类信息多次重复出现的时候，很可能由信变为疑，以致于不信。《魏策二》载：庞葱要陪魏国太子到邯郸做人质，临行前对魏王说：“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日：“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日：“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日：“寡人信之矣！”庞葱接着说：“市上本来没有虎，可三人说有虎，您就信以为真。首都大梁离邯郸比您离市场远得多，议论我的也不止三人，请您明察。”庞葱走了以后，谗言接踵而来。太子罢质后，庞葱果然没有得到魏王召见。这说明，虽然重复频率高的信息未必是可靠真实性信息，但一般的心理现象确是以事物出现的多重复性等同于真理性。“三人成虎”以及诸如此类的“曾参杀人”都说明这一道理。谋臣策士大多发现了这一现象，所以千方百计开辟新的途径，限制君主可能的变幻无常。甘茂就是如此。当他受秦王之命进攻宜阳时，为了避免因反对派的谗毁而失败，他设法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并且在息壤的地方和武王订了盟约，终于取得宜阳之战的胜利。这些事实都提醒当政者，给臣属以应有的信任，是吸引贤者、事业发达的必要前提。
信任下属，并非放弃管理、放任下属。领导者应时刻保持对下属行政的知情权。
《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文章以生活中的小故事说明君主要了解施政用人的真实结果，必须注意反馈信息的全面性，要善于广开言路，倾听反面的批评的意见。文章说：齐国大臣邹忌是身材修长的美男子，但不如城北的徐公漂亮。可是，邹忌的妻，妾和客人却异口同声地说他比徐公美的多。经过思考他知道：妻说他美，是偏爱他；妾说他美，是怕他；客人说他美是有求于他。因为这一系列的因素，歪曲了事物的真相。于是，他面谏齐威王说，齐国如此之大，偏爱您的，畏惧您的，有求于您的有多少！因此您的蒙蔽就更大了。齐威王深以为然，颁布命令说：“群臣使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命令初下的时候，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几个月后，进谏的断断续续；一年以后，“虽欲言无可进者”。可见，因为开拓了信息流通的渠道，使得君主全面地了解下情，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从而施政用人趋于正确的轨道了。
《楚策一》载江乙同楚王的对话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江乙对楚王说：“‘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于王何如？’王日：‘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日：‘有好扬人之恶者，于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远之。’江乙曰：‘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日：‘善。寡人愿两闻之’。”兼闻善恶，全面地获取信息，这是正确考核下属和分析领导者自身用人状况的必要条件。如果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必然得出错误的判断，失人误政，贻害无穷。但是，在管理实践中，知其美不闻其恶，知其恶不闻其美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要摆脱这一恶习，一要破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二要挣脱感情好恶的圈子，公正地待人。
如前所述，《战国策》非一人所作，也非一时之作。它记叙了战国时期许多谋臣策士的观点和活动。谋臣策士们在游说诸侯、干预时政上是一致的，但其施政用人的思想渊源却极其复杂。因此，他们的思想也有“杂家”的性质。有人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如《秦策一》载苏秦说秦，不用而归，妻子不下织机，嫂子不为他做饭，父母不与言。待他说服了赵王，做大官后回到家乡，父母闻之，迎出三十里；妻子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子趴在地上象蛇一样爬行，不断跪拜道歉。苏秦感叹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许多谋士以自私自利为荣、为业。这种思想和法家的人性观如出一辙。但《战国策》又有对法家观点的批判。如《秦策一·商鞅治秦》对商鞅“刻深寡恩，特以强服”很不以为然，最后以“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的史实记叙说明法家的局限和不足。总之，《战国策》里反映了儒、道、法等各家的观点，又有对他们的驳斥和批判。就此意义说，有“杂”的特点。
但是，谋臣策士为了取悦君王，在寻找理论武器时，更多地注重其实用性和可行性。这就使其较少地局限于各家的思想樊篱，而更多地接受被实践证明的管理思想的精华。这就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也是《战国策》的管理谋略不同于其它先秦诸子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