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若烹小鲜。”道的本质自然无为。效法天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必事必躬亲，事必自为，要少做少为，或不做不为，尽力创造条件让下属自做自为，造成“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无为而治。
柔弱不争，像水一样，可方可圆，随高就低；不自·我表现，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自骄自满，谦虚居下寡欲知足，宁肯受辱吃亏，“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史者。他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理论，同儒家“和为贵”的管理思想、法家的法制理论相互辉映比照，成为中国传统领导智慧百花园中一枝奇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和《老子》一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存有老子传，对老子其人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从北魏时期开始，人们就对老子其人其书产生怀疑。今人对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大体有四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认为，老子生于春秋时期，曾任东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掌管图书，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
《老子》书为老子自作，但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这种看法，以高亨、吕振羽为代表。第二种意见认为，老子其人和《老子》书应该分开。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老子在孔子之先，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
但《老子》成书在战国中期，是老子后学发挥老子思想的产物。这种观点以唐兰、郭沫若为代表。第三种意见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老子》书也是战国时成书的。这种意见以冯友兰、范文澜、侯外庐、杨荣国为代表。第四种意见认为，《老子》书成书于秦汉之间。持这种看法的有顾颉刚、刘节。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根据。
这种争论恐怕暂时难以结束，很难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
我基本同意第一种观点。司马迁《史记·老子传》记述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迁还记述了“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见过老子后对弟子说：“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把老子看得像龙一样，评价很高。《老子传》还记述了“老子修道德”，“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据考证，《史记》关于老子的记述大体上是可信的。据推算，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孔子早大约20岁。老子早年做过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吏。中年时期因为周王朝权贵的迫害，一度避难于鲁国，史传孔子问礼于老子，可能就在鲁国。公元前530年，大约在老子40多岁时，周王朝又将他召回，仍任原职。后来，周王朝发生内乱，周王朝典籍被人带走，老子失去职位，无事可做，西出函谷关，流落到秦国，“莫知其所终”，想必客死于秦了。《老子》一书当为老子晚年所著，初成于春秋末期，流行于战国时代。
如同先秦其它典籍一样，《老子》也不是完全由个人执笔写成，而是由老子学派的门徒不断发展补充，从春秋末老子在世开始，一直到战国时完成的。《老子》既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如天道观、贵柔、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也包含了老子后学的东西，如反尚贤、反仁义、反法制等。但老子后学和老子本人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先秦诸子，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多引证《老子》。在《韩非子》中还有《解老》、《喻老》两篇专门阐释老子思想的文章。老子思想一经产生便发生影响，逐渐被社会所重视，后经庄子的推波助澜和其他各家的分析、批判和继承，成为人所公认的百家之中的一家——道家。
冷静的批判者
没有痛苦，就没有觉悟，没有经历社会制度的兴衰成败，就没有对社会管理的深刻把握。老子思想的形成，得益于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遭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奴隶制逐渐瓦解，封建制逐渐形成，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渡的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到处呈现出动荡、分化和改组的局面。政权更迭，人事更替，此起彼伏。政局的变化犹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景观。身为周王朝史官的老子，每日每时都在亲眼目睹这些政治变动，并从中体会、揣摩社会管理成败的规律性。史官的身份使之靠近政治，了解实情，而专掌图书这种特殊的官吏身份，又使之同实际的社会管理保持一段距离，置身其外，旁观者清，比当局者多一些清醒，多一些理智。政治史学家极易成为社会管理思想家。《汉书·艺文志》因此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思想的产生还得益于老子的隐士经历。周朝前期，学术为贵族专有，官师不分，师是官，官是师，学在官府。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解体，原来附属于王室的各门学术的官吏流落到社会底层之中，他们在民间以私人身份讲学或传授技艺，史称“官师分离，学术下移。”在官师分离、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不满于社会现实的隐士。这些隐士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务农或从事其它体力劳动，如《论语》记载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蔡丈人等等，他们未必是真的务农或专门务农，但也确确实实地在“耦而耕‘以杖荷蔡’”（用拐杖挑着锄草的工具）。隐者远离社会权力中心，但对社会的运转十分关心，正如清代学者刘宝楠说“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论语·季氏正义》）他们留心世事，以隐居放言的方式讽喻现实，并逐渐提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对老子思想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老子是隐士的代表。老子中年避难于鲁国（近于隐者），晚年流落到秦国，由贵族王官下降为平民隐士。如果说老子作为周王朝的特殊官吏（史官）比那些身处在权力中心的人能更清醒地发现社会运转的规律性，那么，作为隐士的老子，离社会权力中心更远，同掌握权力者的社会联系更淡薄，这便使之能够以更加冷静、客观的态度去观照社会的运转，发现社会管理行为诸种弊端，建立自己的管理思想体系。《老子》书阐发的思想有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冷静理智。李泽厚先生说，《老子》书可能受到兵家的影响，毛泽东读《老子》后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这说法有一定的真理性。《老子》同兵家理论诸多相似。兵家考虑问题，必须以清醒的理智去谋划战争，制定战略，选择战术和时机。战争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决策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所以，一切举措都只能以现实利害关系为依据，反对任何感情用事和鬼神迷信。老子也主张丢弃感情的纠缠，冷静客观地观察社会的发展。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人们把草做成刍狗时，并不爱它，祭祀完毕扔掉它时，也不恨它，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百姓，就像人们对待刍狗一样，并没有仁爱的感情。老子主张社会管理要十分谨慎小心，“事先谨慎啊，像冬天涉水过河，反复考虑啊，像堤防邻国的进攻”。老子兵家式的冷静理智，不是受到兵家的影响，而是老子的文化、经历和观察位置所致。医生观察病人是理智冷静的，这是因为他们懂得医学理论，具有丰富的知识，也是由于他们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相似病例。看惯了，看淡了。还由于病人同自身没有感情的关联。作为隐士的老子很像一个诊断社会病的医生。他具有丰富的历史和自然知识，他亲眼目睹了政治兴衰更替的大量事件，他又远离政治中心，以局外人的位置冷眼旁观，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冷静、理智，甚至有些冷酷。
老子以批判精神著称于史。当他以冷静理智的眼光分析评断当时普遍流行的管理理论时，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
孔子和儒家倡导“人和”之道，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孝悌、忠恕的道德教化和中庸之道等方法缓解紧张的人际关系，建立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老子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应该“绝仁去义”，“绝圣弃智”。按着老子的观点，社会管理应建立在分清是非曲直的理性基础之上，而不能用仁义道德之类感情的东西左右决策。况且，推崇德治教化、“仁者，爱人”，必使一些人假借仁义之名，骗取个人的私利，假公济私，“假道学”，这恰恰是道德的堕落。老子的批判是深刻的。项羽以“妇人之仁”失天下，今人有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者，都证明老子的先见之明。
《老子》对法家的法治方略极为反感，有许多反对法治的激烈言论。法治方略的基本点是刑德之柄，重赏严罚，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强大的武装暴力作凭借，以正强化和反强化的激励方法为手段，迫使人们按君主的意志行动。这种方法实行的结果便是残酷的杀戮，杀戮发展到极限，是“民不畏死”，“民不畏威”。这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充分说明了法治方略的弊端。《老子》对法治弊病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它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治过于苛严，人民必然抱怨不满；法令过分分明，盗贼可能反倒越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有一种传统观点，以为《老子》书的这些话，反映了作者对法的仇恨，是一派偏激之词，这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它的用意只是揭露法治的局限性，指出以赏罚作为驱使民众的唯一手段，以繁复丛杂的法令限制人们的手脚是不行的，它发展的极限，使得下属稍不留意便酿成怨狱之祸，结果是官逼民反，民不畏死，民不畏威。为此，《老子》呼喊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百姓不怕死，灾祸就要临头了。应该说，《老子》的这一思想，对于一味迷信法治的法家是有借鉴之用的。
“不尚贤，使民不争”是老子批判墨翟的观点。墨子及其后学倡“尚贤”说，认为社会治理的关键是选拔贤人当政。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是从政的根本，“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多多地招贤）而已”，不论仁途顺利，还是遭遇坎坷，都应努力求贤，“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老子认为贤人政治实行的结果，是使人争夺不休，结帮拉派，同一政治意见的人，自己信得过的人，往往被当做贤者推荐上来，意见不投或信不过，再有能力也可能被排除在外，最终个人之间的分歧化为派别之争，历史上的党祸就是这样形成的。
老子的批判思想大多是深刻有价值的，并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老子不愧为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是一位“先知”。当然，如同任何一种理论均可以“证伪”一样，老子的批判思想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致彻底否定道德教化、法制和“尚贤”。老子批判理论的局限是其社会管理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这种局限是从其整个管理理论中引申出来的，是老子管理理论的局限。
道
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范畴，道的理论是老子全部思想的基础。老子的管理思想是从道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
老子的道是宇宙本体、本源。老子是一位哲学大师，他要回答世界和人类从何处来的问题。在老子之前已经有“帝”“天”等宗教迷信观念和唯物主义的“五行说”。它们把世界和人类的发生存在本体归结为神秘的外力或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物质。老子认为这些思想都不足以说明世界的本源，因此提出道的范畴。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天地、阴阳以及万事万物产生之前，道就已经存在了。它先是以混沌未分的独立状况存在，“道生一”，然后分化出阴阳二气，“一生二”，接着，阴阳合和，统而为一，形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它同阴阳加在一起，就是“二生三”，之后，便繁衍出天地间万事万物。
关于道，老子有几处经典描述；《老子》十四章说：“视之不见名日‘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嫩，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二十一章写道：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
以此。”这两段话，是老子之道的经典表述。老子的道，是有与无，可感与不可感的统一。在老子看来，道首先具有无形无象、超越感觉的特点。有形有象的物体，在阳光直射之下，上方是亮的，下方是暗的，从前面可以看见“头”，后面可以看见“背”，而道恰恰相反，上方不亮，下方不暗，前不见“头”，后不见“背”。道是无形无象的。
道的无形无象特征，决定了它超越感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似乎老子也是矛盾的。它在否认道的可感觉性的同时，又依靠感觉发现了道的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内容。道的超越感觉，只是指感觉得不很清楚，“惟恍惟惚”，但在恍恍惚惚之中，却发现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所发现的“物”和“象”，同具体的物质存在不同，它很细微，很模糊，有人认为就是混沌未分的元气。虽然老子从未说明道就是气，但就其对道的阐述总体而言，道同气应属于同类的范畴。
道具有无和有，可感和不可感双重属性，这是十分明确的。但两者对道的意义并不相同，无比有更加重要。
道的最根本特点是自然无为。老子说：
“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的本性是自然的，离开了自然的本性，道也不成其为道。“自然”的涵义，就是天然，自成、自然而然。
詹剑峰先生认为：“凡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谓之自然。”这种解释比较准确。道生成万物，而生成万物的过程本身，既无外在力量的支使，也无任何主观动机的指导，完全是客观的过程。老子为了说明道生成万物的无为自然特点，在《老子·五十一章》中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而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老子把道生万物和万物生成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道生万物，“道生之”；二是道生万物之后，又存在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各自的属性，即“德”（这里所谓德，同儒家之德，与现代意义的德不同）。万物依靠自身的“德”存在，“德畜之”；三是万物依靠各自的“德”而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有形体的物种，“物形之”；四是物种凭借环境生长成熟，“势成之”。在老子看来，道生万物的整个过程都不含有目的性、意识性，即“道”生长万物，却不据为已有；“道”资助万物却不自恃己能；“道”长养万物却不居心主宰。“道”顺任万物自我化育，自然生长，自生自成。
可以看出，道的自然和无为是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在一起的。
因为道之无为，无意识、无目的，所以道自然地生成万物，又使万物自然地发展和壮大；因为道自然地生成和发展万物，所以道才成其为“无为”。自然和无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如果说天道自然无为是道创生万物的特征，那么道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特征，就是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