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结婚时，我已走出校门，且在那满天风沙的华北油田工作了整整三年。我爱人却刚刚卫校毕业，回到地方一家市级医院。我给她去信，说明我想有个“家”。她开始不同意，说她岁数小，刚走向工作岗位。可我在油田那个“男人多得要命，女人少得可怜”的鬼地方，实在是太需要她了。
我一封接一封信地向她求婚。最终，她抵不住我的“攻击”，总算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们在信中确定婚期后，我责成她向双方父母“通报”情况。我考虑油田给我的婚假有限，直至婚日临近，才在油田矿区的小卖部里买了20条“恒大”牌香烟，连夜乘火车往回赶。
两天一夜的火车，总算是赶到了她居住的小城。站台上，她见到我，原本该高兴。没想到，一见面，她就掉泪淌河地哭开了！她告诉我她们单位领导不同意我们结婚，理由是她的实习期未满。她说：“你想结婚，你去找我们医院领导吧。”
我思虑再三，真的去找了。
结果，医院领导看我在油田的单位证明都开来了，总算是勉强同意。但约法三章：一不给我爱人婚假；二不许向医院要房子；三是一年内不许怀孕。我一一答应了。
我爱人却紧咬着嘴唇，直扯我的后背，示意我不要什么都答应。我做我爱人的工作，说我们反正是两地分居，只要让我们结婚，临时凑合一下就行啦。我爱人没点头，也没摇头，一切由着我去办。
当天午后，我搭乘市区去县城的客车。傍黑时，赶到乡下老家。当着父亲的面，我从包里掏出千里之外带来的20条“恒大”，我问父亲：“这些烟，办酒桌够不够？”父亲好半天没有言语，末了，猛不丁地冒出一句：“谁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我很吃惊！瞪大两眼直盯盯地看着父亲。父亲说：“不是说好不办的嘛？”
这时，我才知道在这之前，我爱人已连续给家中来过两封信，后一封信已告诉家里人，喜事不办了。现在，突然间又提出“喜桌”的事，父亲显然是有些措手不及。我跟父亲说：“婚事可以简单些”。父亲埋头吸烟，不再搭理我。
接下几日，父亲仍不提我的婚事，反而用我带来的“恒大”，去给乡里的头头们送礼。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在午饭桌上跟父亲顶起嘴来。我提出来，村子里同我一起读书的十七八个，而今考上大学，且在外地工作的就我一个，怎么说，这次结婚也得把他们请来“坐坐”。父亲则坚持只把本家的叔叔大爷们叫来吃顿饭就中啦！别人，一概不请了，并建议我们旅游结婚去。
我看父亲对我婚事极为冷淡的态度，心里既委屈又难过。一来气，放下筷子，拎起行李就走出家门。心想，旅游就旅游。妈妈和小妹看我眼含着泪水走了，一直追我到小街上，我胳膊一抡、再抡，头也没回地走啦。途中，我的泪水一直在眼眶中打转儿。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我的婚事如此厌烦、草率。
事后，我才知道，那阵子父亲刚好在乡党委换届中落选，正躲在家里怕见人。
转天，准确地说是1988年10月1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一大早，我爱人无可奈何地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她集体宿舍里感到很无聊，骑着车子到街上转着玩。走到市体育场那儿，看到全市中学生在举行秋季运动会，便停下车子，扒在操场栏杆上毫无目的地观看。印象中，那天小北风尖尖的，不时地吹起操场上的尘土和栏杆底下的草叶、花糖纸什么的，直往人脖子里灌，还让人睁不开眼睛。但即便是那样，我还坚持着，反正到别处去也没有意思。
后来，直到大喇叭里传出“上午的赛程到此结束”时，我才想起该回去吃午饭了。出乎意料的是，等我回到我爱人宿舍时，一推门，见父亲和小妹正坐在屋里。从小妹和我爱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她们是刚刚哭过的，尤其是我爱人，泪水还挂在腮上。父亲见我进来，一声不吭地埋头吸烟。我爱人走近我，质问道：“你去哪了？到处找你。”
我没有吭声。
小妹说：“家里正为你们办喜事，亲戚朋友，还有你那些同学，都请齐了，快回去吧！哥。”我仍旧没有吭声。但此时，我的泪水却止也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