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的小刘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从内心害怕参加这种座谈会，因为大家都总是在说各种好话。说好话也不是一件坏事情，与人为善总是比那种总要拔刀相向的气氛要好一点，和谐这个词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众人追逐的热点词汇了。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有些和谐是有些和稀泥做老好人的意味的，更令人感到伤心的事情是，有些人是不明就里地做老好人也就算了，有些人本来心里是很明白的，他明明知道别人的东西的好坏在哪里，偏偏还要装着老好人的样子，拼了命地说好。这种人非但不会让我觉得善良，反让我觉得是充满一种不负责任的恶意。
但是吴老的座谈会我还是愿意去的，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这一点如果有必要我当面都可以直陈出来对他写作的不满。但是这和我对他个人的敬重完全是两码事，一个人的文章好不好和一个工匠的手艺好不好一样，是与个人的领悟能力有关的，可是一个人的人品和能力并没有什么关联。况且，老吴这样的业余写家自己也承认是个出了几本书的“写匠”，这种真诚更让人觉得可爱。
和这样的人做事情，或者只是想想，心里也真就满满的都是正能量——这个绝对不是唱高调。
1
老吴叫吴立心，七十岁的时候大家不管长幼都喊他老吴，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一次，人家喊他吴老，他有点不自在，说还是喊我老吴好，现在不是都说大人物退休了就叫吴老，我是一介草民，最大的职务如果算是干部的话也就是个文化站站长，看来还是喊我老吴好。大家也觉得这样亲切，所以我这个二十八岁的后生也觉得这样喊比较好。他比我年长四十岁，可是我已经认识他有十八年了，这个年龄也是一个大小伙的年纪了。那时候的认识，用现在的话说就叫“神交”，现在这个词被许多文人捣鼓得非常神秘和高雅，而在十八年前也就是那种遥远得无法相见的一点了解而已，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大上。
那时候村里唯一的娱乐就是有线广播，那种架在村头大树上的大喇叭每天定时地响起来，让每一个贫瘠的村庄多少有了点生机。村里人也没有时间去认真听广播，只能是一边劳动一边听，只要晚间吃过饭之后躺在床上的时候仔细听一会什么“全国新闻联播”或者“新闻和报纸摘要”之类的节目。一天的劳作原本就疲惫不堪，再加上那些说普通话的节目对于村里的泥腿子而言，多少是有些矫情和难以亲近的，所以热闹的广播节目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有点动静而不至于死气沉沉，也算是和外面的世界有这么一点点的联系。
但是，广播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倒是很重要的，上下学的路上，以及那些寒冷的无法入睡的夜晚，广播成为我们在孤单时候的些许欣慰和依赖。广播的节目也不丰富，除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之外就是本县电台的新闻，还有就是广播剧和咿咿呀呀的戏曲。而我最喜欢的是县里的新闻和《边城》之类的广播剧。中央的消息对于我们有些遥远，县里的那些新闻可以用身边的事情做点对比，感觉很亲切有趣，那种戏曲其实内容很老套，倒是那种纯粹的文学广播剧，彻底地让人徜徉在想象之中。
听广播的时候，我记住了一个名字：吴立心。这个名字每出现一次都有一个定语叫作“通讯员”，十岁的时候我并不理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总是感觉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种想法有点朴素。但正是这种朴素的想法，让我开始对电波中的通讯员有了很多的遐想，甚至成为一个十岁小孩的崇拜对象。那是写作文还要用汉语拼音写生字的年龄，我就有了一个现在看来也还算伟大的梦想，将来我也要成为一个像吴立心那样的人，可以把自己身边的事情变成电波里的新闻。“通讯员”这三个字，成为一颗幼小心灵里的一粒种子。于是，几年的想象之后，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缠着哥哥带我去那个叫作“东荡”的地方去看一下。我并没有说要去找一位自己心目中的高人，只是想去看一看这个只在十几公里之外的乡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土地，会有这么一位每天都上广播的通讯员。
十几公里对于我们孩子而言，也还是很远的，这就是一次有点危险的探索之旅。更让我觉得庄重的是，这个地方的神奇还有些神秘的意味，因为这关系一个孩子的梦想，这一下子就使得这件事情增加了庄严的意味。只是哥哥并不知道，我们要去东荡做一件有点不着边际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各自骑着自行车，我还不能跨过那笨重自行车的“二八大杠”，只能用被他们讥之为“掏螃蟹”的方法骑着车跟着哥哥往东荡去。他说东荡那边他有朋友，那种自豪的神情就好像是在省城里有朋友，或许还会请我们吃一根两毛钱的奶油棒冰一样，很是神气。我跟着他，不一会儿就到了东荡这个地方，这个大家都知道颇有些“凶险”的乡镇，这个乡到处是水面，渔民很多，渔民的脾气都很暴躁，就连他们的孩子和我们同学时，我们都让着他们。尤其是那个著名的渔业大队，其剽悍是尽人皆知的。因为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或者我说不出自己的目的，我便跟着哥哥的车到镇上找他的朋友，也就是他初中时候的一个同学。其实，到了这个地方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我本来就是想到吴立心所在的乡来看一下而已，我找他也是没有什么事情。这个乡不仅仅是传说中的落后，所谓的集镇看不到几间像样的楼房，就连门面上的那些招牌都显得无精打采，这比我自己所在的集镇还要落后，尽管我们那个地方也已经被称为有名气的“八箱底子”（这是句夸张的方言，极言一个地方的偏僻和落后）。话说这也算是对我有些安慰的意思，因为我所敬仰的“通讯员”居然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看来我要实现自己愿望的路也并不遥远。当然，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吴立心先生是深不可测的高人。
心里想着这些，脚步却被哥哥带到了他的朋友家里。他的朋友家还真是有些值得炫耀的，原来是开了一家小小的游戏机店，就是那种投币的游戏机，一块钱十个币，那个袖口油乎乎的女人就是哥哥初中同学的母亲。有几个和我们差不多光景的孩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忙着，我们进门来哥哥的朋友就在抽屉里拿了一把游戏币扔在桌上随便我们玩。我天生玩游戏不灵，站在哥哥后面看他很快就投入战斗状态，屋子里满是叫好或者抱怨的声音。大概是因为免费的缘故，玩起来特别的带劲。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走进来，他孔武有力的样子看起来就很凶猛，脸上写满愤怒，我们马上意识到玩游戏的同伴里谁要遭殃了。见到这个中年汉子进来，朋友那袖口油乎乎的母亲立马站了起来，脸色也变了，但是不说话，只是连忙锁上自己收钱的抽屉。
那人脸上的眉毛横在标准的国字脸上，五大三粗的样子真叫人畏惧。他进来之后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最角落的一个瘦小的家伙立马停了手，贴着墙角往外移动，走了几步就被那高个子一下子捉住了，像是老鹰捉小鸡一样拎着离开了地面，但这瘦小的家伙却不敢出声。那老板娘看这情形一下子薅住了这中年汉子的衣领，歇斯底里地哭骂起来：“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把小孙带走，老娘就和你拼命了！”
那大个子放下孩子，一把推开女人，怒气冲冲地说：“今天我还就要带走他，让你这亏心的生意做不成，我看你拼什么命！”被放下来的瘦小的家伙识趣地往门口挪动，大个子也往门外走，那女人又冲到门口来，一把拉住他，用几乎是狼嚎一般的哭叫声和他扭打起来。这一闹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大个子面不改色地说道：“你这是赚没良心的钱，害了多少孩子的前程，迟早要抓你！”
那女的也不示弱：“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政府，孩子又不是你家的，你难道是那寡妇的相好，要管这等闲事？”
大个子一下子搡开那女的，那女的顺势瘫在地上继续哭闹：“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围观的人之中七嘴八舌的，声音不大但有些闹腾，有人说小孙沉沦在这游戏上确实要管管，有人说这是多管闲事多吃屁，有人说没有事早点回家做饭，闹腾什么东西。
好好地玩一下弄得不欢而散，我和哥哥看着有些尴尬，走的时候感觉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留下那些人继续吵闹，我们也不知道后果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哥哥对我说，这种多管闲事的事情很正常。
2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去了东荡镇，这也算是满了自己的一个心愿，那天我还认真地写了一篇日记，写的时候真正有一种自豪感，感觉自己似乎又朝着梦想近了一步。这篇日记我没有当成老师的作业写在日记本上，而是单独记在自己的一本笔记本上，我对自己的这个梦想有点害羞。及至十多年后我真的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去看那个当年的梦想，依旧有些脸红。我考上的是新闻专业，当年那个想要做通讯员的梦想终于是实现了。离开村庄的时候，村子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大喇叭早就不响了，家家也都有了电视机，那个通讯员的名字也早就听不到了，不过这个名字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
村子里发生的变化很多，我家的变化也非常大，母亲因为一场大病卧床不起，父亲靠着那几亩田的收入肯定是没有办法支撑家庭的。好在还有助学贷款，所以我也算是磕磕绊绊地进了大学门。去学校之前，我还被高中学校通知参加了县里面团委和妇联搞的一个助学仪式，我家庭的情况被报到县里面被列入补助帮扶对象，领到了一千块钱的助学金。去领奖的时候我满怀感恩之心，但是面对那么多的摄像机我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感觉像是很多人看见自己穿了一双破了洞的鞋，感觉非常的难为情，走下台的时候有些落荒而逃。
当然这种感觉很快就没有了，因为生活的挤兑比那些难为情的感觉还要难熬。生活费成了最大的问题，城市的生活并不相信眼泪，生活的困难有再多的眼泪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也张不开口跟父母说什么，甚至于和家里也不再通电话，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们没有好消息告诉我，我更没有好消息告诉他们。想到自己有这顿没有下顿的生活，我即便是无奈无助也不想告诉家里，因为他们同样是挣扎在家徒四壁的窘境之中。就在快要入冬的一个下午，我意外地收到了一笔汇款，落款显然是代称，这笔五百块钱的留言里写着：对生活充满希望。看着这张署名为“强华”的汇款单，我想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复杂，一定是哪位热心人在那次团委的捐助仪式后的新闻报道里了解了我的情况，给我寄来了善款。只是奇怪的是，捐款人并不是我老家的，而是省城的。
因为无法拒绝，而我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拒绝，我便一直按时每年收到这两笔从省城寄来的善款，这确实解决了我生活里的燃眉之急。我想，等我工作了，我也要这样去帮助一个困难的孩子，这个是我唯一能够报答这位“强华”先生的方式了。这种捐助的方式也是最好的，可以将爱心接力下去，因为我知道这位好心的先生不会需要我对他有经济上的回报。
毕业以后，我回到了老家工作，招聘进了县里面的报社，成了一名“本报记者”，这也算是圆了自己当年的“通讯员”梦想。刚刚入职就被安排在采访部工作，跑的是民生口子的新闻，另外还有一份兼任的工作就是联系市关工委的工作，关工委的负责人是原来报社的一把手退休之后担任的，所以报社对这个工作十分重视，我入职的时候总编特别关照我这件事情：都是老革命、老同志，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他们也是为社会奉献余热。我本来也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难的，倒是总编这么一介绍，我似乎觉得他的话里有言外之意。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条线的工作特别琐碎，一直以来没有人愿意跑。不像时政新闻那样有定数，老同志们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往往相对松散和零碎。知道这种现状之后我也并没有觉得什么障碍，毕竟也是一份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而言，吃苦是最没有问题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整天跑会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创造性，总是要围绕主要领导讲话来写稿子，有些会不去也没有问题，只要和秘书要到讲话稿，想想也是那些固定的程序。
小小的报社联系千万家，我这个民生记者整天也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早出晚归在大街小巷里面采访。这天下午，我忙完回到报社，经过总编室里看见一个老人在和值班的总编谈话。很显然谈话的气氛并不是十分融洽，那个人站着，声音有些激动，因为是领导的办公室，我也不便驻足搭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问同事什么事情，说是一个热心的读者，让他们去采访一个先进人物，这个老人不知道，这个人物采访很多次了，可是他倒也执着非要让安排采访。我因为初来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闹得跟有人来上访一样要求去采访。
同事说，说起来也是老人了，文化老人，吴立心。
这个名字从同事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真有点时光倒流的恍惚感，十多年来的岁月里，这个名字似乎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记忆。而今天这个名字竟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和我再见，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见过一次面。耳听得隔壁还在争执讨论，值班的总编打电话过来，让我去他办公室，指着这位老人说，小张，这位老同志有新闻线索，你安排接待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
我知道总编的语气是不愿意搭理这件事情，而且也未必是希望我真去做什么采访，只是想把这位老先生给打发走。就在总编所说的按照新闻规律办的交代里，我将这位老人请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知道也不是总编推脱，按照同事的说法，吴立心的事迹采访过很多次，县域的媒体实在也是不能重复报道一个人的事迹。
我倒是愿意听这位老人谈谈吴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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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手上并没有什么急事，而且我也是愿意细听这位老人说说吴立心，这个在我成长记忆里一个没有见过面的重要人物。我给老人家倒了一杯茶，他客气地站起来接过茶杯介绍自己是从东荡农村来的，不是要给报社添麻烦，真正是想大家来宣传吴立心这样的好人，我和他非亲非故，也没有受过他什么恩惠，真心觉得这个时代这样做一辈子好人的人太少了。作为一名记者，我也相信这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确乎是没有什么必要去为别人的事情说谎，况且他也只是让人们去报道一下吴立心的事迹而已。
他从自己的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作《耕耘的日子》，作者正是吴立心。我翻着书听他娓娓道来。吴立心出生的时候家境也很寒苦，饭都吃不饱的家庭根本没有条件供他上学，只有送到一个私塾里去识字，识了一些字之后也没有正规地上学，到了个子长大了有了力气，家里也不愿意让他去读书了，即便是不要钱也不能去读书，家里不能少了一个大劳力。但是他却一心想着读书，迫于无奈就只好在家里自学起来，自学之余他还试着舞文弄墨，村里的支书也是个文化不高的，他就让吴立心帮他往乡里的广播站写稿子，什么样的内容都写，只要是写形势一片大好的内容。村支书也没有指望有什么下文，哪知道有一天真听到广播里读了吴立心写的稿子，这一下子轰动了整个东荡乡，一个农家子弟写的稿子上了县里的广播，这是天大的喜事。没有多久，乡里面就让他去乡里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就这样他洗干净了裤脚上的泥点子，成了一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在当时可是家喻户晓的。
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老人说，吴立心做通讯员，还是一个热心肠，到处喜欢“找事做”，谁家有个困难事，哪家的孩子没有人管，他都喜欢来管管，后来做了乡里的文化站站长，更是喜欢多事，做了不知道多少好事情，只要去东荡乡一问，没有人不竖大拇指夸这吴老太爷的。他写了一辈子的稿子，出了好几本书，我们都能记得名字，《金不换的故事》《老区的知音》《岁美人和好日子》《多彩的岁月》《情满人间》，这些书都是他一笔一画写我们生活的事情，我们看了就像是拉家常一样，都能看懂，特别亲切。我这给你的书是最近刚刚出版的，这是他的第六本书了，他六十多年写了六本书，这在咱们县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宣传报道他的事迹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没有问题，我可以为这本书写评论的稿子，这个也算是一个宣传，不比新闻稿件效果差。听着这位老人的介绍，我已经有了一点主张，估计要写吴立心的新闻报道暂时是不大现实的，因为一个人确实也不宜重复报道，这个我也是理解总编的意图的。但是，给这本新书在副刊上写一篇文章推介一下，算是硬事软做，也算是折中的办法了，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作《大写的人》。那位来访的老人走后，我就打开笔记本开始写，这样的稿子太好写了，当然发表也更不是问题，报社的人写副刊的稿子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上个头条也不是什么问题。
总编在编辑会上还夸我机灵，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我倒也不是为了逢迎什么，打内心里就想写这篇稿子。我知道这件事情主动去做还有个好处，过两天就是县里面的关工委工作总结大会了，到时候万一再有老同志问这件事情，这篇稿子足以解答他们的问题了，这也算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的一点职业上的“狡猾”吧。文章第二天就见报，这个算是我向偶像致敬的稿件，拿到报纸之后自己还认真地读了两遍。
第三天一早，因为要下乡采访，我很早就来到单位。单位的驾驶员小孙却没有按时到，我就站在报社门口等他到来，平时这个准时的孙师傅不知道怎么回事，电话打了也没有人接。我只有站在门卫这边等着，可以随时上车出发。等车的时候一个戴着礼帽的老人走到报社门口，我也没有特别注意，只是因为这个老人的个子很高，显得有点特别。除此之外，报社这个地方每天人来人往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那老人倒是问我：“请问同志，你们单位的孙小兵在哪里？”孙小兵就是我们单位的驾驶员，想不到这位老人是来找他的。我便回答：“他还没有到，我也在等他。”听我这么说，他说：“哦，我也等一下。”
他又问我，你们单位有没有一个记者叫作张晓的？被这一问我心里有点意外，这个老人怎么又要找我。我先不亮明身份，看他究竟要说什么。老人说，我也要找找他，等他上班的时候，我要去感谢他一下，承蒙他在昨天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表扬了我写的书，写得很好……这话说完，我才明白，眼前这个老人就是我一直想见的吴立心。我激动得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竟有点冒失地说：“你就是吴立心？”老人听了点点头，我上前一步拉着他的手说：“我就是张晓。我是听着你的新闻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您是著名的‘通讯员’！”听我这么一说，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写的那些东西算个什么，和你们现在的大记者没有办法比，你们都是科班出身，我们是泥腿子通讯员，我这充其量叫作‘写匠’！”
我说：“吴老，你就不要谦虚了，我们是听你的新闻长大的。”
吴立心说：“什么吴老，我就是老吴！”说话的时候小孙的车子到了门口，他下车就直打招呼说迟到了。吴立心把他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红色信封塞给小孙。可以看出小孙在不停地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勉强收下了。转身过来，小孙看着我面露尴尬的神情。
“张同志，改天到你这边来讨教写文章，今天你先忙吧，你们是未来的希望。”说着吴立心就仰首跨步走出了报社大门。我感觉今天的阳光真正是好，更好的是居然遇见了一个自己一直想见的人。我上车之后没有走多远，小孙就开始支支吾吾地介绍起刚才的情况。说内心话，我当时也很奇怪，怎么一早见面，竟然是给小孙送一个红信封？一来小孙只是一个驾驶员，人家托他办什么事情？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竟然是吴立心，他怎么会是那种一早出来就送礼的人呢？看来，小孙的解释是很有必要的。
他也不知道我是知道吴立心这个人的，就原原本本地给我介绍起他来。原来吴立心和小孙是老家的邻居。小孙很小的时候爸爸离家出走，留下孤儿寡母在家，生活一点儿经济来源也没有。那时候因为没有人管，小孙也是整天跑到游戏机室去混日子。没有钱就和同学借，甚至还去偷，为这个事情被吴太爷不知道抓过多少次。“他帮助我们家很多。我辍学之后还借钱给我家搞养殖，后来他又让我学开车，学会了几年又介绍我到报社来开车子。昨天，我那乡下老娘不小心摔倒了，半夜我赶回去把她带上来。这一早就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连忙赶到报社来送给我二百块钱，说是让我要好好地照顾老母亲。你说这钱我要还是不要，心里都不是滋味。”
原来如此，我心里的谜团解开了，我差点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说到小孙的事情，我突然想起自己那年去东荡玩的经历，也许小孙不敢相信，那天我就看着他被从游戏机室内拎出来的样子。我笑笑说：“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瘦？我可能还见过你呢。有一次我去东荡玩，看见你被吴老拖出来的……”小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说不定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被从游戏机室拖出来，那个时候还有点恨他。又不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多管闲事？可是时间长了，也不好意思了，他这么坚持地要管这个闲事，真的就感化了我。虽然上学不怎么样，但总算是可以混口饭吃，不然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会犯别的大错误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竟然是见过吴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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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见到吴立心的机会就更多了。慢慢地知道他做的那些除了写文章之外的事情，说句实话，他做的那些善事比他的文章锦绣，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搀瞎子过河，替哑巴说话”。这话平白，但是真的令人动容。他是在文化站站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退下来之后他就被儿孙接到省城去住了。真是好人有好报，他自己苦了一辈子总算是有福报，自己的儿孙都很争气，上了名牌大学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县城，而是在省城安家落户了。辛苦了一辈子，被儿孙接到省城去住了没有几年孙子也长大进了幼儿园，一闲下来吴立心就坐不住了，自己一个人坐车回了老家。他觉得自己在城里没有事情做，而自己老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然这些事情依然是那些管不了的闲事，他回到老家的镇上成立了一个五老志愿者队伍，专门帮助那些留守儿童。最为令人有些不解的是，他都年近花甲了，还是和当年一样喜欢和那些做生意的人“作对”，专门到网吧里查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问题，网吧的老板没有办法但拒绝他入内，他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坐在门口看着，有未成年人来就上去盘问，把网吧老板弄得灰溜溜的，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说：“老太爷，我是服了你了。”从此，这个夕阳红五老志愿者队伍就被作为县里面的典型，各乡镇争相模仿。他好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那高大的身躯里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忙完志愿者的事情，又去到处采访好人好事写报告文学，不会用电脑就依然是靠笔写，写了几十万字的好人好事，出书的时候编辑看着这位须发花白的老人，不禁感叹道：“你自己就是正宗的好人一个。”
所以文联通知我去参加他的文学座谈会，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座谈会没有什么大领导到场，都是本地的文人，还有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气质上可以看出大概都是一些农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很是认真，我知道这些人都对吴老有一种崇敬之心，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为了参加这个座谈会，我还认真地想了自己要说什么，对于这个影响了自己人生的老人而言我有很多的话要说，不用去打草稿也可以说出很多来，我想自己发言的题目就叫作《写心》，而所想讲的不仅仅是他的写作，而是这个抓了一辈子笔杆子的老人所做的善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竭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他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跑到武汉将抛弃家庭的人给找回来；他也是一个风雅的人，能够在自己叫作“耕耘斋”的地方以只有小学学历的笔墨写了几本属于自己的书。最后我一定得强调一下，吴老是我的引路人，正是这个通讯员那些带着泥土味的稿子，让一个同样是满身泥巴的孩子成为一个名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并且得偿所愿地成为一个新闻人，成为一个新时代的“通讯员”。我就这么想着自己的发言，觉得似乎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总归就是一句：他是我的引路人，是一个写心的人。
会议开始了，文联主席主持会议，按照惯例他得介绍一下作家的生平，我觉得这有点多余。在我们这个县城也许书记市长的生平没有太多人了解，对于这个写了几本书的老人还不是家喻户晓吗？再说，今天的活动又基本是文艺界和他的熟人，这个介绍显得有点多余，还不如节省一点时间，让大家多说一点真情的话。但是，文联主席是要按照官方的程序来办事的，他拿着稿子读：吴立心，知名作家，笔名强华……我听着一愣，心里一紧，恍然大悟：吴立心这个人不仅是我的引路人，还是我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