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九，我从城里回到乡下老家时，碰到了正准备赶集去的同乡王贵申。王贵申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书包一样的馍褡，后车架上则捎着花花绿绿的几卷彩纸。看见我，他远远地就从车上跳下来喊道，回来了，老弟。我说回来了。边说边赶上去跟他握手。握着手，王贵申便有些怪异地看了我一下，之后用极神秘的口吻说，老弟，听说你在报纸上写了个啥稿子，把王宝让那狗日的给弄了一下，弄得美。我忙解释道，没有的事，其实……还没等我“其实”完，王贵申又压低了嗓门开始对我讲述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说那篇稿子见报后，县上忽然来了一帮子人，凶神恶煞似的赶到了王宝让的粉坊，把王宝让那个粉坊贴了封条，限期整改，还狠狠地罚了几千块钱。罚了个美，狗日的。王贵申一边恶怒地骂，一边就踮着步子跨上了他那辆锈得发黑的羊角把自行车。
走过石桥，上一面斜坡，转眼就到家门前了。这时候我的步子开始渐渐有些发虚。说真的，我此次回家也正是为了那篇“稿子”，因为就在那篇“稿子”出来不久，县上即对粉坊进行了查罚，恼怒之余，王宝让就于一日酒醉后骂了我父亲一通，并咬牙切齿丢下了许多威胁的话。
那个狗日的，骂下的话难听得没法说。父亲说着，一边就愤怒而忧心忡忡接过我手里的提包。
坐了片刻，喝一杯水，父亲就有些埋怨地问我，你到底把人家写了个啥嘛，啊？
我淡淡一笑道，没啥，其实没啥。
之后我就对父亲讲了我写的那篇“稿子”的内容。其实那是一篇极其普通的批评报道，写的是我们村子前边的那条河，因为沿岸开着十多家粉坊而使河水发暗发臭，一到夏天，周围村子里的人感觉一下子像掉进了大粪池，恶臭得大白天连房门也不敢开，到地里劳动也得戴上口罩或捂住鼻子。不过，我在“稿子”里并未点明是哪家粉坊，而只是用走访周围村民的方式反映了这么一种状况而已。听我如此一说，父亲稍稍放下心来。他大约觉得我如此做事并没有错，于是转眼间态度又昂奋起来，说，王宝让那狗日的扬言要把你怎么怎么，你不要怕，只要他胆敢动你一指头，我就是豁上老命也要跟他拼上一拼。
入夜，我和父亲母亲围着炕桌吃饭。因为弟弟妹妹们还没有放假，屋子里显得有些冷清。大概因为不常回家的缘故吧，那天的饭吃得很香。吃饭的过程中，父亲给我继续灌输他那套“没事不要惹事，出事不要怕事”的处世原则。我怕父母仍然替我担心，便轻松着口气宽慰他们说，其实那件事也没有啥大不了的，过上两天，我如果碰到王宝让的话，就给他解释一下，让他好好处理一下他那些污水，毕竟河水发臭，他也是受害者嘛。
父亲说，你最好还是不要说，那狗日的不讲理，你不知道他那天骂的话有多难听。
接着母亲又气咻咻地复述了一遍那天王宝让在门前闹事的经过。
话说至此，大家便都静下心来。过一会儿，父亲又深谋远虑地叮嘱我说，你要写就写点其他地方的事儿，家门前的事，眼皮子底下哩嘛，你一写谁都知道了。我看着父亲说，我是记者，记者就要反映问题，下情上达。
父亲便哧地一笑道，这娃还是个死脑筋，你们那里面的事我也知道一点，我也是天天看电视，看新闻，你不会拣好听的多写嘛。
我赶忙说，就是，以后我尽量多拣好听的写。
这么说着，不觉就到了晚饭后。这时候村里忽然就响起了鼓声，那鼓大约是放在一个屋子里打的，听上去沉闷、邈远。听到鼓声，父亲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你见到王贵申了吗？我说刚才回家时在村头碰上过。父亲说，王贵申这几天老在打听你，问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没啥事吧？父亲笑了一下，肯定有事哩嘛。接着父亲就告诉我，王贵申这几天正在组织村里的人耍社火，王贵申现在是村上的社火头儿。
听父亲如此说，我的眼前立即现出那张灰青的脸，扁脑袋，小眼睛，由于常年卑微的生活，那脸上深深浅浅的褶皱里已藏满了随时都要讨好人的表情。
我笑着说，不可能吧，王贵申自己就不会耍社火。
父亲说，咋不可能，人都是变化着的，小时候不会，现在就会了嘛。
腊月初十早上，我正在酣睡，屋外忽地响起一阵喊门声。由于是清晨，那声音显得干燥而且寒冽，似乎有一股雪气裹挟着小风不小心钻进了被窝，让人不觉心头发紧。
父亲去开门，却是王贵申。王贵申进门后，就压低了嗓门问我父亲我醒来了没有，之后就嘁嘁喳喳走进了上房。
过了许久，父亲便来喊我，我一边应，一边就猜测王贵申找我究竟要干些什么。
坐下来，我们就围着地上的炉子喝茶。这时候我注意到王贵申从兜里掏出一盒烟，剥开纸封后，递给父亲一根，我一根，之后犹豫了一下，最终下决心似的放在靠炉边的一张方桌上。我赶忙拿起来递给他，推让一番，他又小心翼翼装进自己的口袋。自己却是不抽，抽旱烟。
之后我们就胡乱地啦呱些临近年关的事情。末了，王贵申说，现在的生意，难做得很，你想一对门神才一块钱，光从秦安往来拿就要八毛嘛，香、裱纸，都一样，都赚不了几个钱。这样说着，他的脸上就又现出那种卑微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
停一会儿，他的话题就又转到了“弄王宝让”的那篇“稿子”上，似乎这样说他才能与我取得感情上的共鸣。
弄了个美，狗日的。王贵申说。
我知道他正为自己将要说的“事情”做着一种铺垫，于是耐心地听。果然，没过一会儿他就朝我跟前凑了凑，兄弟，今天我找你办个事，是公事。听他这么说，我倒是一愣，接着就听他说起承办社火的事儿。兄弟，你不知道现在办个事情有多难，你就说这个耍社火，耍耍的事嘛，可一办起来总让人有些头疼，张口闭口是钱，社会瞎了嘛。
我笑着说，你就直说吧，到底要我干啥？
他搓了搓手，说，不让你出钱，也不让你出力，你就给咱们写个稿稿。
我说，咋写？
他看了父亲一眼，有些羞涩地说，你就写咱们村里咋么咋么耍社火，耍得多凶。至于咋写，那还不是出在你手里的活儿？
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咱村上年年都耍社火，这有啥写的？
父亲这时就插了一句，年年耍，可没有今年耍得好，贵申是想让你在报上表扬表扬他。
听父亲如此说，王贵申倒是红了脸，顿一顿，他就语调很激烈地辩解道，不是不是，三爸(指我父亲)你咋这么说哩，我王贵申再想出名也不能这么出嘛。
接着他就谈了他之所以让我写“稿子”的主要原因，他说他看不惯年头节下人们聚在一起耍赌，还看不惯一个村子在冷冷清清中度过好不容易等来的年。他说他牵头耍社火的理由，一为村里，二为村里，三还是为村里。至于人们背后咋么说他议论他，那他实在就顾不过来了。最后他说他让我写稿子的目的还有一个，那就是看能不能引起“上面”的注意，让“咱村”的社火到城里也耍上一回。
听了他的话，我觉得我有些感动，一个整天掮锄荷犁，而只在农闲时偶尔做点小生意以养家糊口的农民尚有如此境界，如此胸怀，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之鼓与呼呢？
我决定“表扬表扬”王贵申。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就背上相机准备出门，这时母亲赶过来担心地说，你小心一点，小心人家(指王宝让)整你。
我淡淡一笑道，您放心，他不敢。
不过父亲临了还是安顿我说，明里知道他不敢，就怕人家在暗处谋着，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我点点头。同时告诉父母，像这种事我以前也经常碰到过，不过最终却一一过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怕他他就开始慢慢怕你了嘛。
走出门去，就听见叮叮咣咣的锣鼓在村子的北边隐约响起。这是我所熟悉的乡村生活。我赶忙加紧步子，一边往王贵申家走，一边就很快地温习了一下似乎已远去了的童年日子。王贵申家的院子里正挤满了人。有唱的、跳的，有坐着的，还有人拿着扫帚在练武戏中的对打。一只高瓦数的灯泡吊在屋檐下，把一群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的人影映到墙上和崖背上，使这小小院落顿生尘俗俚趣。
我进去时，王贵申正有滋有味地往炉膛里添炭。王贵申穿着一件青布卡衣，棉帽子，翻毛鞋，他笼着双手半蹲着，这使他眯缝着双眼的样子看上去有些阴郁。
我说，老贵，咋热闹得很。
王贵申立即跳起来。他一边喊着“兄弟兄弟”，一边就把我绑票一样邀坐到靠近炉子的炕沿上。我注意到，在这里学戏耍社火的，并没有几个过去在村里唱戏的老手，而大多则是一些毛头娃娃或媳妇子。我开始询问他们所学的剧目种类。王贵申说，我说不清，反正一些是在台子上唱的，一些是在地上耍的。说着，就挖出一把红糖，很慷慨地丢进我端着的茶缸子里。
这时旁边吹笛子的一个小伙子递过来一张纸，说，都在这上头。一看，却是一张写满各种名称的节目单，有本戏、折子戏，有清唱、扮唱，还有传统社火高拐子（即踩高跷）和耍狮子。末了，王贵申就笑嘻嘻地递过来一根烟说，兄弟你就看着写吧，反正我不懂，你知道咱们小时候学社火，我连个吼娃娃(即古装戏中的跑龙套)都不会嘛。
我笑着说，不过你现在可是社火头。
之后，他的女人就走过来，她一边高声讥笑王贵申的不懂社火搞社火，一边就埋怨踩高跷的太不小心踩坏了她家的院子。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开了几句玩笑后，我就拿出相机为他们拍照，拍了几张，我就推说天冷匆匆起身回家了。
这天晚上，我偎在火炉边梳理采访过的线索头绪。我想趁记忆清晰赶快完成这篇看来是非写不可的东西，但写着写着，我就莫名其妙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王贵申幼年家贫，性孤僻，少言语。童年时到村里社火班唱戏，扮衙役，因表情木讷，脑子迟笨被开除。年稍长时即当农民，忙时种地，闲时根据季节的不同到临近集市做小本生意，针头线脑，杈把扫帚，镰刀斧头，香裱纸钱，凡赚不了大钱发不了大财的生意没有他不做的。年近不惑，沉默寡言，今年不知何故，却赔钱赔人耍起了社火，当起了社火头……
写下上面的一串省略号，我顿觉自己的滑稽可笑，心想现在有那么多人不懂“文艺”却搞“文艺”，而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农民当了一次社火头，又有什么可讥笑和深究的呢？这样想时，脑子迷迷糊糊，竟不知不觉睡在了火炉边。
临近年关时节，单位上的事一下子多起来。虽说是县报，可头头脑脑们的活动一样也不能少，年终总结，集体团拜，慰问军属，访贫问苦，只要是领导们参加的报社都得跟人，这就使得我们几个瘦弱的记者整天像狗腿子似的东颠西跑，忙得不可开交。也就在这时，我为我们村社火班拍摄的一组照片也相继见报，并引得上上下下一片好评。照片刊出不久，文化局长即打来电话说，今年县上准备在正月十五搞一次大型活动，名为“十八乡社火闹元宵”，你们村社火搞得这么好，自然就不用考察而提前占一个名额了。
得到消息的第二天，我就赶忙通过村部的电话告诉给了王贵申。王贵申自然是喜之不尽。他在电话里颤抖着声音说，兄弟，等你回家过年时我请你，咱们啃猪骨嘟（即骨头），喝杨郎糜子（一种地方烧酒）。
不过这期间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王宝让竟给我们头儿打了个电话，说我放着当地的致富带头人不写，却写一个每天背着几张门神沿街叫卖的小摊贩，而且，他还列举了我前面写的那篇题为《河水流污臭，村民多抱怨》的稿子，意在检举我的“仇富”和乱泄私愤。
头儿接到电话后，立即将我传至办公室，询问了一遍后，便将电话内容一五一十转告给了我。
头儿说，以后写稿要多深入实际，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而不失水准。之后，他便有些态度暧昧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
腊月二十九日，放长假。这时我就抢购似的卖了些年货，携妻带子，匆匆赶回了乡下老家。
乡下老家正沉浸在一望无边的欢乐之中。
一进家门，妻子和儿子立即融入了这氛围。这期间，我就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有关王贵申当社火头的事，自然这些事都是可笑的，滑稽的，大家此时提到他，多多少少带有些节日助兴的意思。
腊月三十，贴对联、窗花，上庙敬神。三十夜，祭祖，看春节联欢晚会，吃年夜饭。吃年夜饭的时候，爆竹和烟花时时在空中绽响，从庙里传来的钟磬声仿佛音乐一样，又很快传遍全村。
翌日清晨，便是所谓的大年初一。大年初一，也要男女老少一起去野外“出行”。所谓出行，便是阴阳先生在历书上看一个方位，大家，包括全村人与全村的牛羊牲畜，都朝这个地方集结、叩拜，意在祈求平安与迎禧接福。
“出行”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好像是，一些孩子已长大了，成人了，而一些原本健壮的人却正在渐渐老去。大家都牵着牛羊，牵着孩子，朝着指定的一个方位慢慢拢去。这期间，我就碰到了身材高大，穿一身黑呢子大衣的粉坊老板王宝让。王宝让叼一根纸烟，笼着手，仿佛是怕冷似的将头缩在竖起的领子后面。看见我，他显然感到了意外，之后就冷峻而阴沉地站住，等待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回来了，大记者。王宝让说。
回来了。
之后便是寒暄，握手。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王宝让掌心微微的汗潮，我知道这是一个人精神紧张、内心发虚的自然表现。
随后，王宝让就挑衅似的盯住我说，你想把我整死，可惜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我说，我没有整你的意思，那是你庸人自扰。
王宝让说，我劝你把你的那些烂稿子少写，写多了不会有好处。
我说，写稿是我的职业，不用你操心。不过我也提醒你，多做好事，少干缺德事，不然我还会让你不得安生。
王宝让狠狠地说，走着看。
我也说走着看。
之后就转身，走开，慢慢朝大家烧香集结的地方走去。
烧香的地方已聚拢了好多人，没人注意到这边发生的一切，大家只是一个劲地在村头的空地上擂鼓，聒噪，然后就将各式各样的鞭炮爆豆一样在人群中燃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小伙子乘机领出自己在外地打工时领回来的媳妇，人前人后地炫耀。而那些圈了一个冬天的牛们羊们，则借此大撒其欢，跑得遍地都是。
约摸一个时辰，“出行”结束。这时候父亲就牵了牛走过来说，刚才我看见王宝让和你说话，是不是他又在威胁你？我说，没有的事，你不要管。但父亲仍疑惑地盯着我说，没有？那他都跟你说了些啥？我撒谎道，说了些闲话，没有提稿子的事。父亲看了看我，走开了，不过从背影看，他显然是不大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话。
中午时分，王贵申请我去喝酒。果然是煮猪骨头加杨郎糜子。
喝了一会儿，王贵申开始激动起来，他微红着脸，把刮得铁青的下巴一扬一扬地说，兄弟，我看了一下，王宝让那狗日的今年蔫多了，不嚣张了，毕竟你那一下把他给弄住了嘛。接着就骂起了王宝让的富而不仁和诸多霸道之事。骂着骂着，就又说起了今年撑头耍社火的事。
据王贵申讲，他今年之所以不避人笑耍社火，完全是出于久居人下的压抑和爆发。他说他活了近四十岁，整天就是种地，种地，再就是小偷一样到集上去倒腾点小买卖，连村里最没有水平的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说有一年乡上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他赶上去握了一下手，就被在旁边陪着的王宝让美美奚落了一番。王宝让对乡干部说，这人孽障（即没本事）得很，没路数。之后就陪着乡干部到家里喝酒去了。那一刻他想，要是那天顺手有一把铁锨，或一把镐，他非把王宝让那狗日的劈翻不可。不过事后他又想，人没钱没本事，活该让人奚落，让人笑。也是从那一刻起，他就幻想着能有朝一日在人前说一说话，做一做事，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也能眼前一亮，也能高看他一眼。
喝着说着，王贵申眼里就流下了泪，很显然，他此次赔人赔钱耍社火完全是想证明一下什么，又实现一下什么。
这场酒直喝到下午四五点。
晚上的时候，村子里就叮叮咣咣唱起了戏，唱的自然都是在王贵申家学的那些。唱到中间的时候，作为社火头的王贵申还出来讲了两句话，大意是，承蒙各位关照，今年社火将唱到正月初五，初五之后，社火要出庄，再之后就是正月十五到县上闹元宵了。
台下响起稀稀落落几声鼓掌。
我因为闲得无聊，便也混到戏楼下一群半老不老的人中去听戏。听了半天，就听到了一些有关王贵申的风言风语。
一个嗑着瓜子的女人说，没看出，这个老贵还能成，两句话还说得有腔有调的。
一个抽烟锅的说，那有什么，只要肯掏钱，我也能站到台上说那么两句。
几个人嘿嘿哈哈笑了。
这时就听旁边一个留了一撮胡子的人说，老贵今年在贩油上倒腾了些钱，估计在一两千左右，有钱了就想显摆一下嘛。接着，他就神秘兮兮告诉周围人说，老贵这几天天天在家里谋划，说今年不但要把社火耍好，耍出庄，还打算正月十五耍到县上去见领导呢。
于是，那嗑瓜子的，抽烟锅的，仿佛被人扼了喉咙似的猛然一哽。
夜渐渐深了。
在渐深渐冷的夜里，我听见老戏在咿咿呀呀地唱，而村庄上空零星的爆竹则不时炸响，枪声一样，很显然这又是老家年节时一个惯常的不眠之夜。
按照惯例，正月初六我要到县上去上班。这时王贵申便赶过来送我，他提了一壶清油，半只猪腿，追上来不由分说塞到我手里。之后将我拉到一边安顿，说正月十五到县上，让我无论如何给他和社火队照几张相，气派一点，像上次一样放大了登在报纸的头版。
回到单位以后，给领导拜年，同事拜年，然后就借拜年之机与朋友喝几场酒。昏昏沉沉过了几天，很快就到了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这一天，县城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过节高潮，一大早，各机关单位的门前就摆了花篮，挂了红灯，楼顶上迎风飘舞的彩旗就像开联合国大会一样。
九点左右，我开始走出单位大门。由于承担着报纸“闹元宵”特刊的摄影任务，我便早早地吃了早点，挂了相机，精神抖擞地沿街捕捉能上报的镜头。在拍照之前，我已在心里大致谋划了一下此期特刊的主要内容，我想怎么说也得一个全景，几个特写，然后再加进一些社火造型之类，以烘托气氛。但无论如何，王贵申和他们社火队的那张集体合影是铁定了的。
十点以后，社火开始进城。与往年一样，今年社火进城的地点仍设在了城北，经过车站、中心街道、体育场，然后七拐八拐到达县委所在地。
县委门前已摆好了一长溜铺了红布的条桌。县上的头头脑脑们脸泛红光地端坐其后，个个作检阅状。不大功夫，街边围观的群众已然是人山人海，他们不停地挤着，喊着，并不时冲击着坐得很舒服的领导们。这时就见一队维持秩序的警察进了场，他们一进去就开始推、搡，或黑了脸呵斥，这就使得后面看不见的群众越发地暴躁不满。
趁这当口，我就敏捷地攀上街对面的一棵大槐树，骑了树杈调好了焦距准备抓拍大场面的全景。
按照顺序，走在最前面的自然是机关单位和学校，他们抬着巨幅标语牌，拥着彩车，整齐而又光鲜地从街中走过。走到领导们面前时，突然就表演了起来，一时鞭炮锣鼓齐响，县委门前骤然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中间自然少不了且歌且舞的老年“夕阳红”。
看看轮到乡村社火队了，我就赶忙绕过人群，在淡淡硝烟中按住了那个不时跳动的快门。第一个过来的是城关镇社火队，第二个是大王庄社火队，接着是周庄、李庄、马庄……每过一个社火队，都有一辆做了造型的拖拉机缓行开道。由于是猴年，那些拖拉机上便站满了姿态各异的猴儿，他们或跳或舞，或抓耳挠腮，金棒闪闪，群猴乱舞，窄窄的街道一下子变成了满贮着欢乐的花果山。
等轮到我们村里的社火队时，我紧握相机的那只手已忙出了汗，赶忙跑到街中，用最标准的立姿为他们摄下了一张气氛热烈的全家福。
可是，当我再一次靠近他们，打算更进一步细拍时，我的手却一下子僵住了，因为站在拖拉机前领队的并不是王贵申，而是着一身黑呢子大衣的粉坊老板王宝让。
王宝让这时显然看见了我，他故意扶一下墨镜，撇一下嘴，之后将手插在兜里耸着肩，一副张狂而盛气凌人的样子。
仪程官过去了。
《西游记》过去了。
等到最后的船姑娘妖妖娆娆过去时，我的失魂落魄的样子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不用说，这之后的照片自然被拍得一塌糊涂。
下午的时候，我洗完照片准备往家里走，这时演完社火的同乡便适时地传递来了此次变故的消息。说离上县三四天时，县文化局突然来了人，在检查了节目和设备后说不行，太陈旧了。于是他们临走时在一张纸上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说若要进城表演，须装一个彩车，打个横幅，然后再将彩旗、狮子、服装等一应行头逐一换新。而换掉这些没有五六千元是绝对出不来的。于是，粉坊老板王宝让便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这天晚上，城里又举行了大型的灯展和焰火表演，游人如织，我却再也没有去抓拍一些什么的心情了。
况且接下来的事情更让我始料不及，第二天去上班时，头儿突然宣布，由于粉坊老板王宝让的慷慨赞助，要闻版的一些预发稿件将被临时撤换，特上一张印有王宝让和社火队的照片以补其缺，并美其名曰《迎风而立》。
“闹元宵”特刊因故取消。
我也因此被调离了记者部，不久，便在单位下属的一个文化公司搞起了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