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让知道应该叫升堂“爷”的时候他才两岁。
那时候，母亲正抱了百让在怀，指着面前的淑敏问：“你给这人叫啥哩？”百让脱口而出：“叫姐哩。”母亲又指着身边的玉秀问：“你给这人叫啥哩？”百让看看玉秀，又看看母亲，说：“叫姨哩。”母亲用手指了指五步之外的公公问：“给那人叫啥哩？”百让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说：“叫爷哩。”周围的人都说：“这孩子聪明，长大是上大学的苗苗哩。”正说着，升堂从门前的大路上走过，母亲就说：“百让，叫爷。”百让像一潭清水样的眼睛看了看升堂，锐声叫道：“叔！”
升堂就黑了脸，这娃小，也恁不懂事！百让母亲就赔笑脸：“叔，孩子还小，不懂事，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啊。”
在百让的眼里，升堂的年龄应该比父亲还小啊，但从这时候，他知道了应该给在大队里当会计的升堂叫“爷”的。这一叫，就叫了近二十年。
升堂给百让叫“爷”的时候，升堂已经四十多岁了。
那时候，升堂已经不是大队里的会计，升堂是“坏分子”，夏天在生产队饲养室挑臭气熏天的大粪，冬天在刺骨的河水里支硬的像西北风的列石。那年秋天，大队修一条农渠，全大队的劳力都上去了，吃饭的时候，生产队长让升堂和百让留下照看架子车，镢头，掀，撬预制板的钢钎等农具。队长还交代，升堂，你在大家来之前，把那堆预制板给我用架子车转到洞口。
升堂心里知道这是他“坏分子”的特殊礼遇，他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他没有吭声。他知道吭声只会换来一句更恶毒的骂声。升堂勉强拉了辆车子，看看那堆还不见少的预制板，又看了看坐在核桃树阴凉下的百让，升堂走过去，升堂对百让说：“百让爷，你比我年轻，帮我把这些预制板拉到地方吧。”
百让睁大了惊异的眼睛看着升堂：“爷，你晕了吗？坐下歇歇。”
升堂说：“我没晕，咱俩谁给谁叫爷都一样啊，你给我帮忙拉车，你就是我爷。”
升堂给百让叫“爷”，叫了整整十年。
升堂重新当上百让的“爷”时，升堂也当上了镇上供销社的会计。升堂本来就是供销社的会计，在大队当会计是“干部下放”，在大队不当会计是“四清运动”的结果。
升堂穿着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戴着棕红色腿儿的眼镜片，腋下夹了一个黑色人造革包，脚蹬黑色三接头皮鞋，从村口的大路上走进村子，抬头挺胸像一个公社书记。
百让扛了锄头去地里，刚好和升堂碰了个照面。百让打招呼：“升堂爷，您回来了？”
升堂连看百让一眼都没有看，用鼻子哼了一声。
升堂对村里人说：“百让也太没大没小了，叫了我名字又叫‘爷’，有这样跟人打招呼的吗？没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