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公元一一五五年的沈园
浣花溪畔的草堂，那是一代诗圣杜工部锦绣诗章的续篇；河南孟县的唐柏，那是旷世文宗韩昌黎穿越历史的双眼。而一提起沈园，我们的心总是被狠狠一揪，因为沈园不再有，不再有的沈园是我们心中不倒的建筑。
也许亲历过那场悲情，沈园才在花季年龄骤然老成了断壁残垣；也许不愿见证伤痕和悲恸，沈园才打点泪水，永远走出了仰望者的视线。
公元一一五五年春日。树若屏围，楼似乳燕；小桥像柳眉，大道如青天。在一脸灿烂的绍兴人中，我们一眼就能找到他，他是殊于众生的一个，他是陆游。前秋省试登顶去春殿试落马的陆游，怎么看那大户石狮，都是秦桧阴险的脸。寺忆曾游处，园怜再顾时。城南禹迹寺的香火描绘不出青云的飞翔，旧日足迹已是沈园芳草凄迷，宫墙挡不住记忆，每一脚都踩痛往事。这是真实的陆游。英雄应该既像黄钟那样敲响“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的雄壮，又如二胡那般拉出“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悲怆。在沈园，我们清楚看到了陆游纤丽柔婉的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沈园成就了陆游，一种沈园式的悲愤与苍凉从此熏染了陆游诗章。所以，那个让人看一眼就断肠的爱情故事，沈园只首映一次，便从此绝版。
对面座位空着，坐着陆游一生的思念。唐琬就在沈园，却分明在天涯。能见到的只有这酒杯，能听陆游心声的只有这酒菜了。“当生活的平静被东风吹乱，我竟不能保存她纤弱而美丽的生命，我愧对‘亘古男儿一放翁’的身后评。万卷诗书误我。也许出身寻常百姓家，倒能拥有‘我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爱情。”
听到落红的一瓣瓣叹息，陆游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自以为是、专制蛮横的社会面前，个人的命运只能是这桃花。陆游很痛苦，他的痛苦就在于他的深刻细腻聪明睿智。清楚悲剧的根源却无力改写，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于是，沈园有幸，因《钗头凤》一词成名；园壁站起，举起了不平的大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词！
一一五五年春天。在绍兴人凡眼看不到的地方，一朵花寂寞的枯萎，那是唐琬；一只鸟哀鸣着飞远，那是务观。据说沈园一面不久，唐氏愁怨而死。沈园之于唐琬，犹如清池之于刘兰芝，汨罗之于屈原。走出沈园，我们看到了一位英雄。他难道不是一位英雄吗？在文学的王国里，驱诗为利剑，驭词为长缨，领散文为千军，呼风唤雨，作品一万，千载谁堪伯仲间。他是真的英雄。一一五八年任福州宁德主簿始，位卑志远，从此以“肝心”铸剑，抗奸佞击金兵，铁马秋风大散关。左手执笔右手持剑，梦里作诗白天抗战。千古英雄，谁与争锋？
沈园走了，沈园的遗书只是一首词。这就是沈园。存活一世，只有一一五五年那一份记忆足矣。今天，以孤篇《枫桥夜泊》闻名世界的寒山寺，钟声不绝于耳，掏腰包敲钟者摩肩接踵，全然没有了夜半警世之神韵。沈园，不愿浅薄者来此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不愿把一代英雄的悲愤廉价地出售。沈园是陆游生前的红颜知己。沈园化蝶而去了，我们心中却搭建起无数的沈园。
跌跌撞撞，摇摇摆摆，走到今天的古代建筑多多，而位列沈园之上者几何？一座几百年前就消失的小园，让许多摩天大厦汗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沈园的奇迹，是陆游的奇迹，是宋词的奇迹。
沈园永恒。陆游永恒。真爱永恒。
介子推：大火里的灵魂
传说，天方国有一种神鸟，集香木自焚，而后在死灰中重生，毛羽鲜鲜，大音即即，从此永远不死。
“凤，火之精也，生丹穴”，轻轻掸去《春秋纬·演孔图》上面的烟尘，我们可以看见一道冲天而上的火光，一个傲视宇宙的灵魂。
也许，他觉得，只有深山老林才能栖息他的翅膀，只有大木长风才能放牧他的目光。困顿和疼痛只是选择的过程，一旦迈出双脚，步履却是一种坚定的从容。像一泓溪水流向辽阔的海洋，很快地，他的背影融入了绵山的深邃之中。背上的老母，尽管已经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但一把坚硬的骨头，却为他遮住了尘世的喧嚣，包括乌鸦的聒噪鹦鹉的鼓簧，可能还有几声飘忽如羽毛的叹息。这时，即使万人齐喊，他也不会听见，他的听觉只有母爱的温热。远去了，一个背影，我们只能从捡起的一枚枚落叶上，去追寻过去的阳光。
追随公子重耳逃出晋国，这是他淬炼灵魂的开始。我们不必去细辨每一枚落叶上的每一条脉络，但我们知道，叶子曾经青翠的岁月金黄了，因为它飞成了一只鸟。十九年流亡的时光太漫长，无论风雨无论阳光，我们更愿意看做是一种文火，不紧不慢、如影随形地烘烤着他的思想：扶公子于至尊，泽恩惠于万民。所以，当公子眼花头昏、几天几夜滴食未进之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水可竭，山可无陵，公子的肠胃不能虚空。然而，前方空荡荡的，后面，在他们走过之后更加荒凉。割股献食，这是一个后人无法模仿的举动。他恣情而为，因为他的胸中燃起了大火。飘溢出醇香的，绝不仅仅是一块带有自己体温的烤肉。几截短短的木柴，捧出的是赤子丹心，也悄悄勾勒出绵山大火的雏形。那是怎样一片血淋淋的火光啊！
在上风头三面放火，只留一个出口，守株待兔般等他背着老母钻进精致的世俗的鸟笼，然后挂在深宫大殿浓重的阴影下。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习惯了万人簇拥的晋文公重耳，显然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他可以洞悉天下大势，却难窥一个清洁的灵魂：既然绵山是他的地平线，他的生命只能向上，不断向上。放火烧山，这个做法真的堪称经典，以至于许多年以后，面对这样一场大火，我们不知道是应该疼痛还是激动。
大火熊熊，吞噬了许多浅浅的脚印。但有一些印记却烧制成了陶罐，盛满一段鲜活的记忆。那一天，他抬起头看了看晋国的天空，阳光大好。他突然感觉到，所谓的忠臣，不过是国君手中的一把遮雨伞。他的伞面已经满是皱折，或许背脊佝偻的母亲，正需要伞柄做一根拐杖。白云无尽时，那时，他的心中一定荡漾着诗人的情思。就那么不经意间，推掉了常人看来千载难逢的机缘。尽忠而后孝，他甚至无暇顾及自己是否验证了一个古老的公式。老树龙钟，新绿细嫩，他只想在母爱的注视里，自由地觅食，畅快地呼吸。
那场火太大了，挡住了所有仰望者的视线。他与母亲之间的对话，只有火光听见。或许母子心志相通，交谈根本不需要语言。那一天，母亲搭在他肩上的手掌一定瘦小而阔大，孱弱而有力。有一片生命专门为一个生命而燃烧，真真值得歌颂。
如此火爆的场面，如此炽热的邀请，换了别人，自己先一把火，烧了用作舞台布景的竹舍，然后一溜烟似的跑到国都，像仙人那样活着，像凡人那样思考了。他，殊于众生，高洁孤傲，“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眼前的这场大火，于他的生命是一种保存，于他的思想是一个提升。大火，没有烧出来一个世俗的官吏，却锻造了一个照耀千古的灵魂。
一场大火簇拥着的一只大凤，这是一种无法企及的高度。
也许那年的大火过于猛烈，它大大透支了这以后所有这一天的烟火。于是，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寒食，而空中洁净了无烟尘。即使朝代更迭岁月嬗变，这一习俗也历千年不改，始终如一，如从远古走来的陶器。
也许后人感受到了他胸中燃烧的大火，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以一己的情感，稀释他充沛的热能。这一天，人们咀嚼着现成的食物，拌合着内心的火热，去品味“雨中禁火空斋冷”的寒士情怀。
时令既然是阳春，桃红柳绿，这一天，自然少不了踏青游春的脚步。杂在其中，我还是有点郁郁寡欢。他，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唤不回的，难道是我的心在把他追赶？
传说，那场大火将绵山烧得寸草不留满山灰烬，却独有他的一片衣襟完好无损，字字彰显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理想。
于是，心中释然：眼前的和平盛世，不正是他千年所盼？扔掉厚厚的棉衣，我立感身轻如燕。
济慈：夜莺歌声最动听
有一种歌声，天生的清澈透明，它娇柔欢快轻松，一点一滴地愉悦着我们的生命，一丝一缕地浸润着我们的心灵。犹如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诗歌热情达观，超越了苦难和不幸。倾听着他的吟咏，尘世的嘈杂被过滤，只有灵魂在升腾。
发现使人喜悦。真正的喜悦产生于震撼和感动之中。那一年是1819年，五月的一天清晨。当时，济慈是查里斯·布朗（诗人的朋友）屋檐下的一滴檐雨。济慈爱上了范妮·布劳恩，在他胸口隐隐作痛的是肺病，更是爱情。不停的咳嗽，很难把一段爱情读成行云流水。这时，一束新鲜的阳光照亮了他的呼吸。是夜莺，是夜莺在树叶间歌唱清风。没有了疲劳、热病和焦躁，济慈只有竖起来的耳朵。宿命充满玄机，像一粒游走的沙石遇上另一粒，攥紧夜莺的歌声，济慈没有松手。世上那么多声音，只有夜莺，轻轻取代了他的咳嗽。
艾米莉·狄金森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着：我曾经羞怯地敲过爱的大门，但只有诗开门让我进去。这是残酷的现实生活与幻想的艺术世界的迥然不同。现实生活里的济慈，一生与孤独、贫病同行：九岁丧父，十四岁失母，抚育他弟妹四人的外公外婆相继去世，自己身染肺病。然而，打开济慈诗歌的大门，我们没有看到浓重的阴影，更没有听到长长的叹息。许是隔着迢遥时空的缘故，我们穷尽千里目，也没有寻到夜莺的片羽，只有莺声消魂，间关切切。
“呵，我已经和你同住！/夜这般温柔，月后正登上宝座，/周围是侍卫她的一群星星。”（济慈《夜莺颂》）
跟随着济慈，我们走进一间温室：一种柔和湿润的温暖遇到了我们；我们的眼睛为颜色鲜明的花与多汁的果实所吸引……这是丹麦评论家勃兰克斯的感受。站在济慈创造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仿佛置身在全景的带有香味的立体电影之中。现实的阵阵咳嗽宛若晴空霹雳，揪人心口；艺术里的圆转莺啼犹如碧天白云，清人心骨。沉重的苦难玉成了欢快的诗篇，济慈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是血。
这就是济慈。在贫病交加的日子里，依然热爱着生活，坚守着自己活泼泼脆生生亮晶晶的心灵。因为他深深知道，恰恰莺啼永远比阵阵咳嗽更为动听。想起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济慈的“黑夜”不是十年，而是整整一生，尽管他终年只有25岁。25岁确实短暂，但短暂的一生中，能有三个小时的谛听与歌唱，岂不是一种永恒？
“让我守着你，/在枝叶荫蔽下，看跳纵的鹿麋/把指顶花盅里的蜜蜂惊吓。”
济慈所说的“你”，不是诗人的恋人，而是孤独。连与孤独为伴，都这么美丽动人而又充满欢乐，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让人沉重呢？济慈，诗歌丛林里的一只夜莺，轻翅的仙灵，躲进山毛榉的葱绿和荫影，放开了喉咙。
去吧！去吧！展开诗歌的无形羽翼，让我们朝夜莺飞去。
薛涛：诗歌，永远的家园
在朦朦胧胧的年龄，我就喜欢上了薛涛。理由非常简单，就因为她的深红色的松花小笺。
那时我想，薛涛一定是个极聪慧极风雅极多情的女孩，一定给她的情人写过好多好多的诗。信笺红红地诉说着幽怨，那是一种让人看了顷刻熔化的感觉啊。我傻傻地想，当一回她的情人真好，让我在红笺暖暖的沐浴里英俊地死去。
在校园寂寞的黄昏，读薛涛的诗歌：“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摇曳多姿的语言，春天的花一样芬芳，秋天的树叶一般灿烂。这就是诗歌？猛然间我跌入了桃源仙境。柏拉图说：“当爱神拍你肩膀时，就连平日不知诗歌为何物的人，也会在突然之间变成一个诗人。”漫步在薛涛窄窄的二十八字间，我觉得千年也不过是这短短的瞬间，瞬间的聚散悲欢。
这位万里桥边女校书，诗写得很好，人长得也漂亮。读了诗人王建写给她的诗，“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不难想象，她的才貌是如何为当时所倾倒。假如我生活在大唐，假如我是唐代的一个翩翩少年郎，我的诗歌，会不会滋养她的秋波？
生活中的很多情形，是不能想象的。有一位作家做过一份调查，说现代社会只有42%的女人寄情于诗。深红的松花小笺，连同水晶般透明、玫瑰般芬芳的情感，已经在世俗的漂洗中无可奈何地褪色。这些年，自己展转了几个地方，无论如何，积下了一点点浅薄的阅历。少年时读薛涛的诗，似清空一气，觉得她不事藻绘，短语长事。而今，吟咏久之，便觉短幅中有无限蕴藉，藏无数曲折。正如浣花的溪水，澄碧而不浮浅，轻轻流淌间，拒绝了喧嚣与烦乱。
竹叶随风吟，燕子来筑巢。浣花溪畔，是一个诗的家园。距杜甫草堂不远的成都近郊，至今还耸立着一座薛涛“吟诗楼”，点缀着锦江玉垒的秀美风光。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晚年的薛涛曾在这里品味着生活的安闲与宁静，早年的风花雪月不过是窗外的一丝落红。薛涛人长得好，歌唱得也不错。若是现在的女子，早把笔换成了口红，还写什么酸诗，早唱红所有的荧屏，成了天后或者三栖明星，年龄再大也要在镜头下演演二十岁妙龄。薛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经历越坎坷心灵越宁静，世间越嘈杂诗歌越优雅。浣花的溪水，在潺潺流淌中越来越透明；吟诗的小楼，在栉风沐雨中越来越高耸。多么清新明净。多么质朴从容。想一想都让人心旌摇荡。
那应该是一个静静的月夜，绕过翠柳，便是小楼。鸟声清冷，露珠澄明。拂开满地的枇杷与薄薄的月色，我赶赴着一个千年的约会。站在吟诗楼前，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我感觉着时光的停驻，不让我回到尘世，也不让我老去。这时，薛涛发现了我，浣花溪流下了两行泪水，我和她却是一脸的平静。把姓名和身世都留在红尘，从此青灯黄卷，从此粗茶淡饭。不语还应彼此知。我们当然要侍弄文字操练诗歌。因为诗歌，是我们最初和最终的家园。
也许，她会悄悄地问我：为什么喜欢她？我无言。喜欢就是喜欢，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就好像诗是诗的意思。
朱淑贞：诗歌，心灵的选择
如果这世上果真有什么缘分的话，我想，那就是我和宋朝诗人朱淑贞了。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长长的隧道，那诗歌就是隧道深处闪烁的灯火。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薄薄的，初恋把我一个人扔在乡村校园的空旷里，走到千呼万唤也追不上的地方。当时我并不孤独，有忧伤伴着我，我硬是让泪水倒流回去，不让它冲淡我浓浓的思念。我清楚记得那是怎样的一个瞬间：踽踽独行在西湖边的朱淑贞一脸的愁怨，她轻轻的足音在我心中溅起了万千波澜。“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那时，我真的相信了一见钟情。在一滴冷冷的水珠里，我和朱淑贞初初相遇。
爱情是一种死亡般的大痛与大美。纪伯伦说：“它虽栽培你，它也刈剪你。”爱情是天堂也是地狱，使人销魂，也令人断肠。朱淑贞在热恋之时，放纵恣情，“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入怀”，娇媚痴绝。只是如此活泼轻灵的诗句，在朱诗中寥若晨星，她一生明媚的春光，短暂得像我失去的爱情。“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朱淑贞直面人生的惨痛，用诗歌表现着身世的忧怨，却获得了艺术和情感的永恒。在那年提前到来的冬天里，围着炉火，我和她的诗歌相拥而坐，窗外大雪飞舞，我不知道，那雪花是落在了宋时的钱塘还是我的窗前。
只要时间允许，伤口处总会开出一朵凄美的小花，但是不停地去揭它，只能深刻痛苦的记忆。朱淑贞投水而死时，那伤疤还是活的，它也是一种生命。喜欢朱淑贞，是因为她生活在真实里而不是在面具中。有个叫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外国女人很会用文字表演爱情，她的自传体小说《情人》名噪一时，“这种表演性的内因，武断地说，系缘于她爱情经历的苍白与乖蹇”（凸凹《杜拉斯：文本的表演》）。“我手写我心”，我不知道，八百年后朦胧诗人手中挥舞的是不是朱淑贞的一方手帕。
对于朱淑贞，我想说，不幸、痛苦会和我们作不必相约的见面，是一种无法推开的存在。而诗歌，则是一种心灵的选择，它静静地等待，只要一声召唤，便来陪你走过风霜雨雪。
读朱淑贞的诗歌，仿佛看美人鱼在刃尖上赤足舞蹈，是一种惨痛而美丽的感觉。所以，和她做情人实在太累。两行泪水，可以被一双温柔或者粗糙的手擦干，四行泪却要流成海洋了。现在想来，和她做同桌挺不错。设想在一间低矮的教室里，我和她认真完成着困厄布置的课堂作业，应该是一篇体裁不限的命题作文。当然，我和她都会写成诗歌。我偷偷地看她如何开头如何结尾。情窦初开的我，被她的哀婉和细腻所着迷，于是，开始悄悄地递她一些小纸条，说自己如何如何寂寞如何如何伤感。甚至用她的诗句做成精致的书签，“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对她说，这句我最喜欢，因为她悲伤着我的悲伤。然后，就去拾几枚飘落的红叶，和她凝视大地的泪珠，听她幽幽吟出“红叶成诗梦到秋”的诗句。
既然是同桌，就免不了分别，我和她一别就是几十年几百年。偶然的一天，我轻轻翻阅那段日子的诗歌，我感觉到我目光的柔和，那些直白的诗句尽管骨韵不高，却也有翩翩之致。这些年，我说不清自己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但我庆幸拥有一件弥足珍贵的往事，关于诗歌关于爱情关于朱淑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我庆幸没有去抄袭她的情感，尽管我曾经非常非常地喜欢。
曾经有过的痛苦和失落，使我终于懂得，拥抱真实的生活，倾听阳光温热的诉说，远远胜过蘸着泪水，写一些忧伤的诗歌。
臧克家：鸟声永恒
1942年5月，“皖南事变”之后，臧克家避难河南万县，一个叫寺庄的小巢收留了他疲惫的翅膀。一天的清晨，诗人被一声声清脆的鸟鸣唤醒。黑夜，是一口很深很深的枯井，他是被鸟声这根缆绳拉到阳光下的。
婴其鸣矣，求其友声。吟咏的诗人在地上，歌唱的春鸟在树上。诗人和春鸟共鸣着，周边都变成活泼自由的一潭。所谓共鸣，就是诗人忍不住也延颈鼓翼，朗声抒情。诗，是有声音的，这会儿的诗歌，有一种圆润流畅的韵味。万鸟齐鸣，那是诗人加入了大自然的合唱。鸟声，一束比一束明亮。诗人的心情不再冬天，呼吸变得顺畅，诗歌也为之激昂。而春鸟的叫声，仿佛音乐的前奏，竟开启了一曲恢弘的乐章：“是应该放开嗓子/歌唱自己的季节，/歌声的警钟，/把宇宙/从冬眠的床上叫醒，/寒冷被踏死了/到处是东风的脚踪。”听到这真理的声音，谁的精神不为之一振？
据说小泽征尔第一次听《二泉映月》时，是双膝跪地，虔诚无比。我们在春鸟的啼啭中，一点一点地长大。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烟，我无法知道，到底是春鸟改变了诗人，还是诗人发现了春鸟？是春鸟的叫声鲜活了诗人的诗歌，还是诗人的诗歌使春鸟成为优秀的民间歌手？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蛰虫揭开土被，到阳光下爬行，是人类的活力在奔涌！听着真理一样的鸟鸣，诗人怎会再重复昨晚的噩梦。这充满活力的鸟鸣，必定经历了黑暗与沉闷的磨砺，正如天上的星星，越黑越灿烂。听春鸟啼鸣，其实就是清洗耳朵清洗心灵。
我们在春鸟的歌声里，把全身每一个毛孔都竖成耳朵：真理和自由，便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愤怒出诗人。当空气近乎令人窒息时，总会有诗人的声音响起。臧克家以诗歌为武器，“诗人呵……/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抗日宣传工作屡遭破坏，个人也险遭不测，诗人在困境与郁愤中写下的诗歌，如同早醒的霞光，预言了天空的高远与明朗。诗人以生命为诗歌，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一生献给了诗的王国”（谷牧语）。诗人的诗篇，是“一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编年诗史”（汪锡铨语）。
臧克家的《春鸟》，是一曲含蓄蕴藉的交响。谁将这段乐章，全神贯注地听过，谁的眼前就会无限春光。诗人的翅膀经过黑夜的打磨而翔舞九天之上。诗人，是一只大鸟，他的声音激越豪迈，穿透厚重时空，抵达的是我们的心灵，“我要用我的诗句，/去叫醒，去串连起/一颗一颗的心”。
2004年2月，也是一个春天，是青山添媚眼的春天，是流水孩子般的春天，是草木绽笑脸的春天。聆听着窗外真实而翠绿的鸟鸣，诗人便在天籁的清灵之音中复活，清晰可闻的是他心的跳动。
金斯堡：钥匙放在阳光下
1955年，美国诗人金斯堡（1926年—1997年）在6号画廊举行的朗诵会上朗诵了《嚎叫》的第一部分。他因为《嚎叫》而名声大震，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翘楚。隔着半个世纪的时空，我们依然听见他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梦境！凶兆！幻影！奇迹！狂喜！没入美国的河流！
梦想！崇拜！光亮！宗教！一整船敏感的谎话！
诗的语言毫无藻饰。读着它，仿佛看见一个头脑近乎疯狂的人在旁若无人地顿足捶胸。“艺术的力量是宁静的”，许是太迷信席勒的这句话，我很不喜欢文章里满是惊叹号，我崇尚语言的内在张力。1997年，金斯堡逝世的前几天，在异常平静中，他写下了长诗《死亡与荣誉》：
“绝经期间我精神不振，是他诗歌的幽默感拯救了我没在医院自杀。”
“他真有魅力，才华横溢而且彬彬有礼，在布达佩斯我的居室作客一周，还亲自在洗涤槽里清洗餐具。”
多么纯情。多么平静。他就像读者的情人对着我们的耳朵轻声细语地娓娓而谈。判若两人。用这个成语来形容金诗的风格，恰如其分。金斯堡诗风的陡然转变，却是缘于他的母亲，缘于他母亲留的一张小小的字条。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在旧金山，金斯堡和一些有相似思想倾向的文学青年一起酗酒吸毒，搞同性恋。崭新的一天，于他不过是一针来劲的麻醉剂。他的母亲却希望出现奇迹，希望这匹外面无缰的野马能变成家里温驯的羔羊。情到深处淡如水。一天，金斯堡发现了诗歌的源头：
“钥匙放在窗台上，钥匙放在阳光下，回来吧，儿子，你应该有一个家庭，钥匙放在窗台上，钥匙放在阳光下。”
发现让人眼前一亮。金斯堡看了字条，整个身心为之震动。他觉得母亲的话是最美的诗歌。这些恬淡的话语如一缕缕柔风，轻轻理顺了诗人杂乱无章的头发。在温馨的母爱和纯美的诗歌面前，他成了一个随时听唤的小厮。金斯堡，发现了放在阳光下的“钥匙”，他以后的诗歌沿用母亲的语言风格，而为自己的诗风。一个大喊大叫的大男孩不见了，一个平静从容的汉子行走在20世纪的美国诗坛上。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许多诗人都在寻找着开启生命的钥匙。“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走出迷茫走过深思走向沸腾，因为寻找，他们的目光变得睿智而且高远。因为母亲影响，金斯堡成了一位共产主义者，他的诗歌，像辽阔的大海，平静之中蕴含着万般波澜，“世界的另一半，在等待黎明到来”（金斯堡《日落》）。化浓为淡，化复杂为简单，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钥匙放在阳光下。只要用心，谁都会发现。叶蔚林去山中采风借宿吊脚楼时，他听到了最诗意的声音：“孩子，进来吧。这屋里有一张眠床就是你的；锅里有一碗苞谷饭你吃一半。”（叶蔚林《山中笔记》）说话者是个发苍苍、视茫茫的老妈妈，叶蔚林觉得她是天生的诗人，他会一辈子记住山里的这种语言。这，无疑是一次金斯堡式的发现。
当诗人的创作寻求不到突破，当我们的生活遭遇了困惑，请别忘了——
“钥匙放在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