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相信风水，给戴笠的坟墓取了个堪舆学上讲究的“子午向”，但并没有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后来，由于中央的政策，尽管戴笠罪大恶极，他的坟墓也没有遭到破坏。
7.易占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重要的哲学著作，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在阴阳术士那里它变成了一部占卜的经典，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体系庞大而复杂的占卜流派。这里只介绍一些历史上有正式记载的易占现象，关于占卜的方法，过于复杂，不便记录。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也是一位善于用易理来预测的高手。据说，汉武帝曾经养了一只叫做“守宫”的虫子，其外貌十分像蜥蜴，这种昆虫吃丹砂，长到七斤时把它捣碎，点在处女身上可以长时间地不退色，不过一旦发生房事，红点就立即退去了，再也点不上了，所以这种方法常被用来检验一个女子是否是处女，这种被点在身上的红点叫做守宫砂。
一天，武帝召集术士做射覆（猜物）游戏，他暗地里把这种昆虫盖于盂下，令众术士猜射。众术士屡猜不中。这时，东方朔正在宫内金马门待诏，闻讯赶来说道：“臣曾研究过易理，能猜射此物。”武帝闻后，令他猜射。东方朔遂布卦推测，说道：“臣以为，谓之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跋跋脉脉善缘壁，不是守宫即蜥蜴。”武帝见他猜中，随口称善，令左右赐帛十匹。
武帝旁有一宠优郭舍人，见东方朔猜中，心生妒意，对武帝说道：“朔不过侥幸猜中，不足为奇。臣愿令东方朔再猜，如能猜中，臣愿受笞百下，否则朔当受笞。”武帝闻郭舍人如此说，兴趣更高，令人又将树上寄生（一种寄生树上的菌类）盖于盂下，让东方朔再猜。朔布完卦，含糊说道：“盂下是一小物。”郭舍人闻言，大笑道：“臣就知朔猜不中，又何必瞎说！”话音刚落，东方朔又说：“此物生可为脍，干肉为脯，在树上叫寄生，在盆下为小物。”郭舍人不禁面上变色，待人将盂打开，果然为寄生。因有言在先，武帝遂命监官将郭舍人按于殿下，教人用竹板狠打一百下。一时喝打声与呼痛声并起。东方朔见此，高兴得又蹦又跳，拍手大笑道：“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郭舍人听后，又痛又恨，当受笞完毕，用手捂着屁股一拐一瘸地走上殿阶，跪在武帝面前，哭诉道：“朔胆敢辱天子从官，罪应弃市！”武帝闻言，对东方朔道：“是呀！他故应打，你又为何辱他？”东方朔道：“臣没辱他，刚才之言，乃是和他说的隐语。”武帝不知东方朔又出什么花样，问道：“那是什么意思？”东方朝答道：“口无毛为狗窦，声嗷嗷是鸟哺雏鸟声，尻益高是鹤俯首啄食状，这怎能说是侮辱他呢？”武帝听后，不由心中暗笑。
据《晋书》记载，隗照是一位能够预知后事的人。他精通《周易》，但平时没有向人显示，临终之前将一封信交给妻子，十分郑重地对她说道：“我死之后，必定会出现饥荒的年景，你一定不要卖掉这所房子。五年之后的春天，有一位姓龚的人会来到这里，他欠我金子，你将这封信交给他，他就会给你金子的。”
他死后不久，果然饥荒连年，其家十分贫困，但是他的妻子始终不肯出卖宅院。到了第五年的春天，真的有一位姓龚的人路过他家，他的妻子就把那封信交给了那个人，并向他索要金子。龚氏沉思良久，问道：“你丈夫有何才能？”回答说：“他精于《周易》，但未曾为人占卜。”龚生说：“我明白了！’
于是，他取出筮草占了一卦，抚掌而叹道：“你的丈夫真是占卜的高师啊！”
他对隗生的妻子说：“其实不是我欠你丈夫金子，而是你丈夫自己有金子，他知道自己死后家境贫寒，怕你乱花，所以将金子藏了起来，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再来接济你们。他又知道我也善于用《周易》占卜，并且五年之后将路过你的家门，所以才设此信件，让我为你们算出金子藏匿的地方。现在已算出来了，他有五百斤金子，装在青瓷罐中，埋在堂屋东壁一丈远的地方，其深九尺。你可以去挖掘了。”隗生的妻子遵嘱挖掘，一切都如龚生所言。
据说，人的生死也没有什么定数，是可以根据人的意志来改变的，这显然是按照人间的模式想象出来的。据《晋书》记载，有一位名叫郗超的人，二十余岁时得了重病，奄奄一息，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家人请术士杜不衍用《周易》为他算命。杜不衍说：“从卦上看，你可以不死，但是需要到离这个地方三十里的上宫家里买一只雄雉，挂在东房檐下；九天之后，就一定会有一只雌雉飞来与这只雄雉交配。如果它们双双飞去，则不出二十天你将痊愈，并且可以活到八十岁；如果雄雉不肯飞去，则一周之内你的病就会痊愈了，但是只能活到四十岁。”
当时郗超危在旦夕，没有指望能活多少岁，就十分满足地说：“能活到四十岁已经太多了，只求一周之内病愈。”后来他按这个方法做了，果然飞来一只雌雉，与雄雉交配后，雌雉雄雉却不动。郗超十分赞叹地说：“杜先生真是奇才啊！”他的病果然在一周内就好了，但到四十岁即病发而死。
《唐开元占经》用易占的方法占卜并记载了一些怪异的天象，如双日并出、日坠、日夜出、月变黑、日戴光、日无光、日昼昏、月行失道、月光明、月生齿等。对于这些怪异的自然现象，唐人有自己的解释。如“日戴光，天下大凶，期不出三年”。意思是说，如果出现了“日冕”现象，就会天下大凶，但其期不出三年。又有：“月行失道，主不明，大臣执事。”意思是说，如果月亮不按原来的轨道行走，其对应的人间的政治就是皇帝昏庸、没有权力，大臣专权。
其实，占卜是很难有统一的定论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据《明史》记载，明成化十年，江西举行科举考试，将要张榜的时候，尹公直正在北京，他让占卜的人占卜一下他的弟弟是否考中。占卜得了个“明夷”卦，内离外坤，三爻五爻发，二艾皆兄弟。于是，占卜人在一张纸上书写道：“兄弟两人雷同，很难榜上有名。”尹公直说：“三爻是白虎，五艾是青龙，龙须抖动，是高中的征兆。至于兄弟，这是因为我当兄长的问弟弟的，自然也就在卦里出来了。”没过几天，他们两人中举的喜报果然到了。
有一位父亲占卜儿子的病，卦上说父母当头，克子孙，是不吉利的象征，而子孙的爻又不上卦，占卜的人判断那孩子必定要死。当父亲的哭泣着回家，路上遇到一位朋友，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对方，那朋友听了他介绍的情况后说：“父母当头克子孙，要是子孙上爻，就受克了，现在孩子的生机全在不上卦上。好比父亲手持大棒打儿子，可是没有打上也就完了，你儿子一定平安无事。”儿子的病后来果然好了。
有人甚至把占卜当做实现自己某种目的的途径。据《魏书》记载，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有宏图远志，想成就霸业。魏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为天兴元年（398年）自盛乐迁都至此，都城偏居北地，很难有更大的发展。高祖一向仰慕中原文化，雅好古风古道，祀尧舜、祭周公、尊孔子、兴礼乐、正风俗，仿效中原推行文治。基于以上原因，高祖早就筹划迁都洛阳，雄居中原，一统天下，迁都是牵动全国、震动朝野的特大举措，况且由北方入中原，会有诸多不适，非有胆略，难以下此决心。高祖最担心群臣不从，联合起来百般阻拦，便十分巧妙地采取了迂回之计，召集众臣议论，声称要大举南下攻打齐朝，明是伐齐，暗为迁都，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高祖择一吉日，诏令太常卿王谌龟卜，预测南伐吉凶。说来也巧，卜得一个“革”卦，正合心意，高祖道：“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此话一出，群臣肃然，很多人心中并不赞同，但无人敢出来争辩。此时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趋前进言：“《易经》中所称‘革’者，乃指更体改制，应天顺人，商汤、周武之卜，确为吉兆，但陛下已天下称帝，正该发扬光大，何谈改制。今日计议南伐，反得‘革’的爻象，恐难称做全吉。”高祖龙颜大变，声色俱厉道：“卜辞有‘大人虎变’一语，何言不吉？”拓跋澄答：“陛下登基已久，如何今日才有虎变？”高祖更加恼怒：“社稷乃朕之社稷，难道你要败坏朕的江山吗？”拓跋澄并不退缩，抗言道：“社稷原是陛下所有，但臣乃社稷之臣，怎能见危不言，不尽愚忠呢？”高祖心意已决，势在必行，拓跋澄不解其意，言语相对，以至龙颜不悦。但高祖仔细思量，亦觉拓跋澄所言不无道理，便徐徐申说道：“各言己志，倒也无妨。”高祖回到宫中，将拓跋澄召来，单独与其密商，告以实情：“今日在朝中计议伐齐，并非朕之本意，朕意在迁都洛阳，南伐之举，不过巧借名目而已。因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从事，未敢言明。朝中辩白‘革’卦，朕恐众臣竞相陈辞，坏我大计，故厉声厉色，令百官震慑，不敢妄言。”高祖稍作解释，又自陈心曲：“朕之国家，兴起于北地，迁都平城，地域广大，但文轨不同，此地只宜施展武功，不便推行文治，如要移风易俗，成就天下大业，唯有迁都中原。洛阳乃帝王之都，最有王者气象，最合朕意。今日又卜得一‘革’卦，正是改革征兆，迁都之举，其势可行，不知你意下如何？”拓跋澄明白了高祖的意思，非常赞同，欣然道：“陛下迁洛，入主中原，制御华夏，经略四海，成就天下大业，乃苍生之幸，理应庆贺。”高祖仍心存忧虑，坦言道：“北人恋土，故土难离，乍闻南迁，必然相互惊扰，人心动荡，朕不免顾虑重重。”拓跋澄会心一笑：“此乃非常之举，原非常人所能知晓，只能决断于陛下，想他人也无能为力。”高祖笑道：“汉高祖得谋臣张良成就大业，卿真不愧是我的张良啊！”
随之加封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太保，又兼尚书左仆射。
一般说来，传统的术士们推往知来、预知吉凶祸福的方法不外乎有三种形式：其一是像东方朔那样，以占筮、占星、占候等手段为中介，间接地探知神明的意志；其二是直接与神明对话，即只有他一个人与神灵见面，把神灵告知他的信息转告给人世；第三种则是从各方面推算定数，包括算命、看相等等。但一般说来，大多数预测往往是只能知既定的事情，即所谓的“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但有的观点也主张是可以趋吉避凶的，如祈禳等。
然而，有人就是不相信这一套，而且似乎并没有给国家和自己带来什么灾难，还因此而名垂青史，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古代常理，上天的示警当然是要影响人间的政事的，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说，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群臣以四夷伏首、天下太平为理由上表请太宗举行封禅礼。太宗下诏书不同意。第二年，有些人为了歌功颂德，讨好皇帝，就又请求太宗封禅。唐太宗对大家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皇帝的盛事，我可不这样看。如果天下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即使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害呢？秦始皇封禅泰岳，汉文帝却不去。后来的人难道会说文帝没有秦始皇圣贤吗？况且敬天祭地的事，去登泰山峰巅、封它几尺山土才算对天地诚敬吗？”
太宗这番圣言，不要说是当时的大臣和一般的人，就是在今天看来，能不让人从心底折服吗！但不久他就改变主意赞成了封禅。下边又有人上书请求这事，他就同意了。魏征却认为这样不行，上书论封禅六害，与众人发生了争论，说这是崇尚虚名。这时，正遇上河南、河北发了大水，这件事就被搁下了。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又让房玄龄制定封禅礼仪，将在十六年二月到泰山封禅，只是又碰上彗星冲犯紫微星才算罢了。
即使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易经》作为一种预测经典似乎仍然受到世人的青睐。只是他们不知道，在古人那里，高明的《易经》预测家与其说是用《易经》来预测未知的世事，不如说是借《易经》来分析当世的政事和人事。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些希望通过单纯地学习《易经》来变得无所不知的人也许会真正地聪明起来。
8.星占
中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可惜的是这不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原因，而是由于古人十分重视星占术的缘故。这种阴差阳错，有时不能不令人感慨。
星占术是个十分庞大复杂的体系，各代都有不同，这里无法详细介绍，其实也没有详细了解的必要，如果能知道一些关于星占术的常识，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就足够了。
必须看到的是，古代的占星家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政治预测家。他们占星的主旨是为宫廷政治服务，所以不但要精通占星学，而且还要具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善于分析和把握社会动向以及社会发展的动态，否则就会有不可预测的灾难。古代的占星活动并不是民间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乱说的。其实，占星活动与其说是一项占卜活动，倒不如说是一项政治活动。古人认为，占星是一项非常重大凶险的活动，没有高超的才学和出众的智慧是无法胜任的，如果随便猜测，不仅会给别人带来灾难，还会祸及自己；同样，接受占星结果的帝王也是必须有一定的德智的，否则就会变成故弄玄虚，自欺欺人，结果自然是自讨苦吃。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了《天官书》一章，后来的史书绝大多数都仿效了。他在其中把天空分为五官。所谓五官实际上是指把天空划分为五大区域，分别称为中官、东官、西官、北官、南官。其实它的理论基础还是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据的，即以四象的理论来划分，只是又多划出一个中间区，称为中官，从而形成了五官。五官各有其对应物，但在具体的对应物上又没有统一的说法。虽然各有各的理论，但归结起来，也无非是把传统的四象变成五象、四兽变成五兽，使之更加符合阴阳五行的说法而已。司马迁在《天官书》中似乎试图将这些纷乱的说法归于统一，他将四方的四官对应四兽，中官定为北极。这样一来，东方的天象对应春天，南方对应夏天，西方对应秋天，北方对应冬天。
接下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分野。分野就是将上天的星座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给地下的某一个地区、州域和诸侯国，当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时，它相应的地区也就会产生感应。汉代郑玄在注释《周礼》时说：“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意是说，帝王在划分各个诸侯国的时候，也给他们分封了相应的星座。但划分星际的方法很多，如十二次分野的分法是按照岁星的运行规律，将天空划分为十二等分，以一年为单位，每一年岁星到达一个相应的天上的区间，十二年之后岁星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分野的基本方法是将这十二个天上的区间与诸侯国对应起来，哪一个区间对应哪一个地区（诸侯国）是由古代天文学的权威（占星的权威）决定的，并不是随便划分的。另外还有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分野、干支分野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