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是游离于俗常规范外的一群，他们摆脱了陈腐的观念，恣意挥洒着个体生命情感。对功名，他们是“深藏功与名”；对利禄，他们“不羡山河赏”；对家庭重负，他们甚至也表示“安能对儿女，垂帷弄笔墨”；至于对待死亡，只要有“侠骨香”，纵死千次也在所不惜。因此，酒对他们来说实在不是“身外之物”。他们因酒而更自由，因自由而得以更多地发挥生命的潜能，把酒当做生命的催化剂，以破樊篱、冲罗网，以彰显生存实相。酒之于侠，犹风之于火，以隐以显，以长以消，侠之好酒，乃在于其内在精神的相通。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是侠客的潇洒；“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是侠客的意气；“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是侠客的豪迈；“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是侠客的失意；“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是侠客的多情。“英雄侠骨美人心”，无不需要借酒彰显，侠也就恢复了自然真实的本来面目。金庸小说里的侠客，亦复如此。《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公，《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莫不好酒，这些人可亲可敬、可怜可爱，恰是侠客之正格。至于郭靖、段皇爷等人，端正肃穆，拘于礼俗，俨然是民族功臣、精神导师，其不好酒，亦在必然。
酒之为德，正与侠客的生命情调相通。刘伶《酒德颂》云：“……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天地万物，俗常规范，尽皆烟消云散，唯有个体生命的体验才是内在的真实。不仅如此，酒甚至可以使时光错置、年岁倒流，陆游诗云：“酒酣霞晕力通神，淡淡鹅雏色可人。一笑破除垂老日，满怀摇荡隔年春。”至于李白说“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苏轼说“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那直是说欲体验本真生命，唯须饮酒了。
把酒当做通向本真生命的媒介，中西皆然。中国有刘伶之“酒德”，西哲有尼采之“酒神”。在尼采看来，酒神象征情绪放纵，在痛苦与狂欢交织的癫狂状态中撕去外观幻觉，直视人生悲剧，以体验悲剧来重新肯定人生，并认为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中国的诗人饮酒、侠客好酒，概具“酒神精神”。自刘伶《酒德颂》以下，酒与艺术愈加密不可解。杜甫作《饮中八仙歌》，使人惊诧于诗、书、画与酒的关系，至于以酒消解悲剧意识，更是蔚为传统。更有趣的是酒隐，孟郊有“彼隐山万曲，我隐酒一杯”，苏轼有《酒隐赋》，隐逸出世不必远避人间，只须寄情于“壶中天地”。酒之妙用，至此可尽矣。
但最具中国特色的，当是侠客之好酒。侠客本就“不轨于正义”，陈规陋俗也就无须刻意消解，这就比文人少了一层顾忌，只须痛饮美酒，恣意行侠，也就通大道、返自然了。尽情挥洒着天赋本真，在面对悲剧真相中体验到超越的快乐，这就是侠客的艺术人生。在文人那里，酒还可能成为一剂麻醉药，使人沉迷萎缩，但在侠客那里，酒却只能使人的生命得以张扬，酒的文化内涵也才能发挥到极致，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形式。
酒不仅与侠客有关，在中国历史上，酒甚至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策》云：“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韩非子》也有记载，说齐桓公酒醉失态，丢了帽子，深以为耻，急忙行善政改变自己的形象。在没有民主的集权时代，君主的个人品德及其才具往往对国家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以清醒的君王无不对酒深自戒之。酒之为用可谓大矣！
只是自仪狄、杜康作酒，延而至今，酒风大盛而又酒德大衰。在古人那里，上焉者把酒当做生命的滋养品，下焉者借酒自沉，至不济也当做佐餐之物。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以上诸种均不足为训，酒在他们那里蜕变成了一块无形的遮羞布，借酒盖脸，道无耻之言，逞卑鄙之行，置道德公益于不顾，坑国害民，他们似醉实醒，无非是为了实现一己之私欲。酒德不振，一衰至此，先圣有知，甚恐要对酒的功过重新评定了。
酒与侠的结缘，正得其所，酒德不振与侠风的消歇也同步而行。酒可使人张扬个性，亦可使人沉溺乃至卑微；酒可祸乱国家，亦可振作民族精神。酒无定性，唯人所使，若在酒怀中倾满大侠精神，那就千杯嫌少了！
酒如泉，剑如虹。饮酒的超脱替代不了现实，长剑虽利终不能尽除妖孽。但只要有这份精神在，终不至灭绝了正义与天真的希望。
（参见《战国策》、《史记》等）
17.狂人·酒·艺术
据说中国的天才与西方的天才有这样的不同：西方的天才与狂人通，中国的天才与凡人通。比如说，西方的尼采是狂人、疯子乃至精神病患者，中国的孔子则是一个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人。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贬诬。殊不知，中国真正的天才狂人要到艺术家中去寻找。
唐代书法家张旭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人。他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癫”。再请看诗人李颀为他造的一幅画像：“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持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至于杜甫说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就更活画出了一副倨傲于尘世之外的形象了。
应该说，在人类的所有艺术中，书法是最为纯粹的，因为它不仅有最“有意味”的形式，更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挣脱一切束缚的草书更是不染半点尘埃，只有超卓于世俗之外而被世俗之人视为癫狂的天才才可用这种艺术形式沟通心灵与神祇、精神与宇宙，而酒正是使这些天才狂人摆脱世俗压抑，进入纯粹情感世界的最为合适的媒介。至于为学书而学书，甚至为稻粱而学书，那就不仅成不了真正的书法家，恐怕还会落入俗中之俗，与酒亦无缘。
草圣张旭是天才也是狂人，天才和狂人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学习的。历代学张旭者既多，得其一鳞半爪者几稀，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一旦进入到社会政治层面，评价标准就完全变了。朱熹在论苏、黄、米、蔡四人的字时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今见蔡君谟（蔡襄）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其实，苏字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极具名士风采；黄字劲瘦锐利，米字豪狂洒放，唯蔡字虽无一处败笔，却刻板呆滞，了无个性。朱熹贬三家而独推蔡襄，实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所以，朱熹是个天才，是个大学者，甚至是个圣人，但不是狂人，不是艺术家。
至于狂人、酒与绘画、诗歌等其他门类的关系，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也有较详细的表述。其中所列李白、吴道子、张旭等“仙”均是当时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史上杰出的代表人物。“李白斗酒诗百篇”，已自不待言，画圣吴道子更是“每一挥洒，必须酣饮”。相传他为长安崇仁场资圣寺净土院的门墙画壁，久之不得，后遇大醉才天机勃发，“秉烛醉画”，神妙异常。这些“喝酒的艺术家”癫狂的程度虽各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不与世俗通，不与凡人通。
中西文化史上均不乏天才，但天才的领域却有差异。同是哲学领域，西方的尼采、荷尔德林等人有一半是诗人，而中国的孔、孟、程、朱等人另一半更接近政治哲学家。因此，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的天才不应在哲学领域，而应在艺术领域来寻找。除上述以外，陶渊明、“竹林七贤”、徐渭、汤显祖、朱耷等，简直数不胜数，他们不仅是天才，也是狂人。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哲学家，如汤显祖就有很多很有影响的哲学言论，苦瓜和尚的《画语录》更是一部精彩的哲学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天才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与酒有难解之缘。
中国并非没有超越的天才。在酒香蒸腾中，中国的天才狂人以其超越的精神为民族文化注入了一份不竭的活力。
（参见《唐书》等）
18.青春·酒·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