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赵等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摸王莽的心意，一味奉承。不过，王莽也很狡猾，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皆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致仕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对孤寡老人，也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对他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频出，真是称颂不迭。
但是，这年夏天汉朝的很多地方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王莽就是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蝗灾说成是祥瑞之事。但他另有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做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做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过了不久，阴雨连下，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摸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纷纷，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十一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以为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应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都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之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的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竟亲去探望，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愚陋者为徒。王莽以为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入朝，就又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
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所封之物共有九种，一锡衣服、二锡车马、三锡弓矢、四锡斧钺、五锡秬鬯、六锡命圭、七锡朱户、八锡纳陛、九锡虎贲。受封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相见，曾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对自己不利，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他们联合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他的威德似乎又加牢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做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刘歆、四是哀章、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将此作为篡权的依据。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当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庭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新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服色尚黄，牺牲尚白。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哪里去寻找？好在姓王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法规。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至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生活所需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奴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公元23年，即新莽地皇四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人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的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为什么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而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他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一向如此，中国的书也一向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书生与皇帝本是不合槽的，王莽却偏要统一起来，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个怪胎。
对王莽作出评价的大都是读书人，而那些评价又大多是痛贬乃至痛骂。可是，曾知否，王莽身上就有读书人的血液，该怎样理清这种历史的纠结呢？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2.帝王都是苦命人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的共同生活经历。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其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说到这个问题。明神宗万历皇帝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心性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讲经之间忽然背起了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的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春天到了，莺飞草长，热爱自然乃是人之本性，但万历皇帝仅仅折了一截刚发芽的柳枝，老师就责备起来，说什么人君者要有体仁之心，要有好生之德云云，弄得万历畏首畏尾，毫无兴致。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乃至战战兢兢。终于熬到当了皇帝，其实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试朝仪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