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许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降将，姜维麾下就更无人才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缚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用人就大不相同了，其后的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用人这点上，诸葛亮比曹操相去远甚！
当然，这还不是关键，据说，曹操之“奸”，在于他奉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刘备在比较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三国演义》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了曹操和刘备的，读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世人皆谓曹操只求功利，以法术治人，有法家的阴险刻毒；刘备则爱民如子，不计得失，有儒家的慈母情怀。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奴隶。
所以，我们喜欢刘备，实在是因为我们想在他那里找到“安乐窝”，不喜欢曹操，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害怕他惯于实行的“责任制”。我们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丁点儿的上述心理吗？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参见《三国志》等）
6.小人物的大谋略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纵观风云际会的楚汉相争，其中形形色色的人才中真正有大智谋的并不是很多，然而，一个没有成功的小人物——蒯通，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刘邦进攻项羽。韩信率兵东进，平定赵、燕二国后，又移兵往东攻齐。大军行至平原渡口（今山东西北部），韩信接到探马来报，说汉王遣说客郦食其到齐，已说服了齐王田广归汉。韩信想，郦大夫既已说下齐国，我还有何求？应当回师，助汉王攻打楚王。主意已定，便下令扎营，准备择日回师。数日后，韩信升帐议事，说明原因，就要下令拔营而归。这时，谋士蒯通出来劝阻，说道：“不可！不可！”韩信问道：“齐王归顺，我改道而返，为什么不可呢？”蒯通说：“将军奉命伐齐，久经周折，才兵至齐国的国境。今汉王遣郦生使齐，凭一张嘴就说降了齐国，是否真实，尚有疑问。何况汉王并未颁下明令，制止将军，怎可凭一传语，就仓猝回军呢？再说，郦生乃一介儒生，凭三寸不烂之舌，能降齐国七十余城；将军带甲数万，转战年余，才得赵国五十余城，试想为将数年，反不如一介儒生，岂不惭愧吗？今为将军计，不如乘齐军无备，长驱直入，扫平齐国。如此，大功才能归于将军。”韩信闻言，沉吟了片刻，觉得蒯通之言十分有理，但如发兵攻齐，又岂不害了郦食其？当即说道：“你说的虽然有理，但我如果这样做的话，齐国必定杀害郦生，此事使不得！”蒯通听后，笑道：“将军实在是很讲究恩德啊！我知道将军不肯负郦生，但听说郦生是自荐说齐的，他明知将军正在领兵伐齐，还要如此做，岂不先负了将军吗？”
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勃然而起，即刻调动人马，渡过平原河，直逼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齐兵无备，被杀得大败。韩信乘胜追击，斩齐将田解，擒华无伤，一路顺风，直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市）城下。
齐王田广、齐相田横，本已被郦食其说服，同意归顺汉王，忽闻汉兵杀到，不由大惊，急忙招来郦食其，当面叱道：“我听信你言，本以为可避免刀兵之祸，不想你心怀鬼胎，表面上劝我归汉撤兵，暗使韩信发兵前来，覆我邦家，实在是罪不可赦！”郦食其申辩道：“韩信发兵，是不知齐地实情，愿大王遣一使臣，同我去面见韩信，我定令他就地止兵，撤出齐境。”齐相田横在旁插言道：“到那时，你定会逃之夭夭，我们怎能再受你欺骗！”说着，不容郦食其再行辩解，下令将他投入油鼎，烹杀而死。
韩信听到郦生被杀消息，内心感到很不安，立即下令，日夜攻城。数日后，临淄城破。田广、田横只得弃城出逃，派出使者，向楚王项羽求救。
郦食其本知韩信领兵伐齐，却又向汉王刘邦自荐说齐，意在争功；蒯通之计，恐怕还不在于让韩信争功，其谋略也许更为深远。在当时的情况下，其一，韩信出其不意，极容易打胜仗；其二，韩信并未接到刘邦的命令，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攻打齐国；其三，这样一来，就可造成既成事实，生米做成了熟饭，刘邦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其四，关键是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壮大了势力，为以后打好基础。因此，蒯通之智，实在不可小看。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斩龙且，杀齐王田广，平定了齐国。此时，他已拥兵数十万，有举足轻重之势。当时的情形是，韩信背汉降楚则汉亡，助汉攻楚则楚灭，自立则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就引起了楚、汉的重视。
其时，楚汉相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韩信攻破了项羽所设立的齐国，那时候诸侯各霸一方，将领或是背项投刘，或是背刘投项，或是自立为王，真如演戏一般，反复无常。韩信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就派使者去见刘邦，要刘邦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怒火中烧，觉得韩信太混账，自己这里形势吃紧，韩不但不率兵解救，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要挟，想做齐王。刘邦当时就想大骂韩信的使者，谋臣张良连忙使眼色制止了刘邦。张良私下里对刘邦说：“这时候可不能训斥韩信的使臣，更不能攻打韩信。现在韩信帮助您，则楚王就会灭亡；如果韩信背叛了您，去帮助楚王，那您可就危险了。韩信派人来，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您的态度，您不如干脆封他为齐王，让他守住齐地，至于其他的事，等灭了楚国再说。”
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回头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个假王！”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刘邦派张良携带印信，到齐地去封韩信为齐王。刘邦的这一招果真有效，本来犹豫不定想造反自立的韩信，便不好意思反叛，稳定下来。
汉王刘邦册封韩信为齐王，韩信欣然接受；楚王项羽遣使臣武涉说信归楚，韩信辞谢令回。对当时天下形势，谋士蒯通看得十分透彻。他想说服韩信背汉自立，于是面谒韩信说道：“臣近来学习相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则贵不可言。”韩信听他话中有话，就把他带入密室，这才问道：“你刚才所言，是何用意？”蒯通直言道：“当初发难，群雄四起，人才云集，主要是为了灭秦。秦灭之后，楚、汉相争，人民遭难。项王起兵彭城，转战南北，直逼荥阳，威震天下，今久困广武，连年难以进展。汉王率众数十万，据有巩洛，凭借山河，一日数战，却无尺寸之功，反连遭失败。臣观天下大势，非有贤者，不能息争。将军可乘机崛起，介于楚、汉之间，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楚、汉两主的性命，就操在将军手中。如能听臣计，不如两不相助，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静待时机。像将军之大才，据有强齐，并吞燕赵，拥甲兵数十万，得时西进，为民请命，天下何人不服，何国不从？将来宰割天下，分封诸侯，诸侯皆感德畏威，争相朝齐，岂不是霸王之业吗？臣闻天与不取，是违背了天命，反受其咎；时至不行，是不用其时，反受其祸。愿将军深思熟虑，勿失良机！”
韩信听后，良久才道：“汉王待我甚厚，怎能见利忘恩呢？”蒯通见韩信被忠、恩所绊，继续说：“越大夫文种，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尚且被杀，兔死狗烹，是不易之论。试想，将军的忠信，恐怕比不过越大夫文仲吧？且臣闻将勇震主，往往自危，功盖天下，往往不赏。今将军已蹈此辙，归楚楚不信，归汉汉必惧，那又到何处去安身？”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又下不了决心，他立即打断蒯通的话，说：“先生不要再说，待我深思后，再作决定。”
蒯通见韩信已经动心，便告辞退出。
蒯通走后，韩信想，我以前奉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自归汉后，汉王授我将军印，令我统兵数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现又封我为齐王，我若负德，必至不祥。且我擒魏豹、平赵、定燕、灭齐，战功颇多，汉王又怎能负我！于是，决定谢绝蒯通之言。
蒯通本来意谓韩信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静候数日，却杳无音信，就又找到韩信，说道：“愿将军速作决断，时机难久，失不再来。”此时，韩信已下了决心，不背汉王，当即答道：“先生勿要再言，我功劳甚多，又以忠信待汉王，汉王必不负我！”蒯通听后，知再说无益，转身退出。
蒯通辞别韩信后，恐久居祸来，假作疯癫，离开汉营，不知去向。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陈豨反，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刘邦决定领兵亲征。临行，将都中政事，内委吕后，外委萧何。刘邦走后不久，有人上书吕后，说淮阴侯韩信暗通代相陈豨，欲乘夜间不备，兵围皇宫，破狱释囚，进袭太子。原来，韩信自被刘邦削王为侯后，心怀不满，渐生反意。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立戚姬的儿子如意为代王，因年幼无法就国，就托付给了国相陈豨，临别时，韩信挽着陈豨的手仰天长叹道：“我与君相好有年，今有一言相告，不知君愿闻否？”陈豨说：“愿将军直言。”韩信道：“君奉命前往代地。代地乃是精兵、强马聚集之处。您又是主上信臣，因地乘势，正是图谋大事之机。若有人报君反，主上未必肯信，如报之再三，主上必领兵亲征。到时，我从都中起事，以应君，取天下也就不难了。”陈豨知韩信乃天下奇才，当即应允道：“谨受尊教。”及陈起兵，刘邦亲征。韩信在都中称病不出，一面派人暗中与陈联系，一面与家臣密谋，准备夜袭宫室，擒太子、吕后，以应陈豨。
不料一家臣得罪了韩信，韩信将其囚起，欲择日斩首。家臣之弟闻后，为救其兄，遂将韩信谋反之事上书报知了吕后。吕后闻听，十分惶恐，忙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献计道：“可遣一心腹，扮作军吏，令他出城，再回长安，就诈称陛下已消灭陈豨，令他先来报捷。如此，群臣不知有诈，定入朝祝贺。韩信前来则罢，不来，我去将他诓来，然后乘机将他擒住。”吕后连称好计，二人当即分头行事。
果不出所料，消息传出后，众臣先后入贺，只那韩信，仍闭门不出。于是，萧何以探病为由，来到韩信住所，寒暄数语后萧何才道：“主上报捷使已到，众臣皆贺，唯君不往，恐为不妥，不如随我一齐前往，以释众疑。”萧何为朝中长者，又贵为丞相，韩信不好推辞，只得随着萧何入宫。
韩信刚一迈进宫门，忽听一声大喝：“将韩信拿下！”话音未落，两边甲士已将韩信捆绑起来。韩信大叫道：“我犯何罪，为何擒我？”吕后怒道：“你串通陈豨，阴谋为乱，现有你家臣的书信为证，看你如何狡辩？”韩信心知事已败露，也不再多言。吕后当即下令，将韩信押往宫侧钟室斩首。临刑，韩信仰天长叹：“我不用蒯通之言，反为女子所诈，这岂非天命？”
刘邦平叛回来以后，知道韩信已经被诛杀，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他听说韩信临死之前提到了蒯通，便派专人调查，将其捉拿杀掉了。
蒯通的智谋也可谓“流泽深远”了。数百年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末年，发生了“侯景之乱”。当时，名士虞寄正在梁朝廷内做官，当京城被侯景攻陷后，虞寄便逃回家乡。后来，他的朋友张彪往临川，强请虞寄与之同行，不料中途发生变故，虞寄被劫持到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其时，占据福建地区的是豪强陈宝应，陈宝应听说虞寄有才，便将他留在自己手下。陈霸先起兵，虞寄劝陈宝应响应，陈宝应从之，后来，朝廷要召虞寄为和戎将军、中书侍郎，陈宝应爱虞寄之才，便以道路险阻为由，留住他不放。
陈宝应是地方上的豪强，其家为闽中四姓之一，势力十分强大。他的父亲陈羽很有才干，为郡中雄豪。萧梁之时，晋安郡数次发生叛乱，陈羽先为叛乱的煸动与参与者，后又为官军向导，帮助镇压叛乱，因此掌握了一郡的兵权。梁末陈初，地方豪强势力崛起，朝廷对他们控制不住。陈羽自觉年事已高，便将郡守之位传给儿子陈宝应。
陈宝应大权在握，渐渐地生出了反叛之意。对此，虞寄已经有所察觉，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陈宝应暗示叛逆必亡的道理，但都被陈宝应当做耳旁风。有一次，陈宝应让左右之人为他念《汉书》，他自己斜卧在床上闭目聆听。正好念到《蒯通传》中的蒯通劝韩信造反一节，只听人念道：“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
陈宝应听到这里，猛地坐起来，连声称赞说：“蒯通真是智士。”
虞寄听了他的话，知道陈宝应的心思，便严肃地说：“蒯通在韩信身边，一番话使郦食其丧生，又一番话使韩信骄狂，使得二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算得上什么智谋之士！”陈宝应虽口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高兴。虞寄察言观色，知道陈宝应反意已定，自己劝也无用，为避免祸及于己，便辞别陈宝应在东山寺中隐居。陈宝应多次派人前来请他，他都推说脚有病，不能走。陈宝应认为虞寄佯装，便派人在他的屋外放了一把火，告诉下人说，只要虞寄躲避，便说明他能走，立即将他带来。放火以后，眼看着燃着了虞寄的卧室，亲近之人都劝虞寄避一避，虞寄说：“生死由命，我能逃到何处？”仍坚卧不动。放火的人见虞寄没有动静，只得将火扑灭，返回去复命。陈宝应这才认为虞寄真的有脚病，没有什么用处，并不再强求他了。
后来，陈宝应果然举兵造反，被朝廷军队打败。那些与陈宝应有关系的人全都受到株连，只有虞寄免于祸难。
蒯通生逢乱世，正当群雄逐鹿之时，可谓得时矣，观蒯通之谋，可谓大矣，其智应在韩信之上，只是不得其人而已。不得其人，并不是蒯通的智计不及，实在是不逢其人。至于不逢其人，则非人力可为了。
（参见《史记》、《汉书》、《南史》等）
7.温柔乡是英雄冢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温柔乡是英雄冢”。的确，中国人是十分注重世俗的幸福的，因为他们一向没有超越的价值观念，一旦有了世俗的幸福，就往往容易意志消沉。而且，少壮做英雄梦，垂老归温柔乡，一直是中国人理想的人生方式，因此，中国人往往在世俗的幸福中消解了悲剧意识，也消残了壮志。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妻子和臣下的强制，也许他到老也不过是一介流落他乡的寓公而已。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就诬陷太子申生企图用毒药毒死国君，并说公子重耳是申生的同谋。结果，申生在自己的封地曲沃自杀，重耳逃出晋国，在外国过着流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