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了。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治军的先例。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楚王就派大将子玉统率军队进攻晋国。晋文公忧心忡忡，他看到楚军来势很凶，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每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的“退避三舍”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其结果是楚军大败，子玉畏罪自杀。
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妨碍我了！”至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真正确立了。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首先，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为他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其次，晋文公善于以柔克刚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对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历来是很重视的。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策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制造了舆论，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制胜之道。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需要经过孟子所说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磨炼历程的。
（参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15.人性如水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说人的本性爱受奉承，有人好像不爱听拍马奉迎的话，其实是由于你没有挠到痒处罢了。这句俗话说得很绝对，听来让人感到有些悲凉，好像人性卑微，难以改变，人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迎合与蒙蔽永远是封建官场两大不败的法宝。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如果你能力欠缺、祭不起这两大法宝，那就怨不得别人了。有这样一则笑话，可谓意味深长：有一次，玉皇大帝正开御前会议，关公持刀守门，长须飘拂，大义凛然，令人望而生畏。忽有一人趋前而拜，关公问道：“尔乃何人？”来人倒是直言不讳，颇具实事求是的精神，昂然答道：“鄙人马屁精是也。”关公又问：“尔来何事？”马屁精道：“特来看看上界神仙可吃马屁！”关公怒道：“上界神仙不同凡人，你的马屁怎能得售。快快回去，莫惹怒了我，赏你一刀！”马屁精道：“关公是义中圣人，仙凡各界无不敬仰，自然是不吃马屁的，安知别人都像你一样，也不吃马屁？况且当年关老爷华容道上连曹操都能放，今天放我进去，试上一试，又有何妨？”关公一听有理，便放他进去。须臾，马屁精出来，关公问道：“你拍上了何人？”马屁精道：“普天之上，只一人可拍！”关公大觉奇怪，急问何人，马屁精笑道：“只是足下！”关公听了，愕然无语。
噫吁嘻！虽圣人亦吃马屁也。孟子曰：“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今可改成“君子可以拍之以方”乎？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类的确就没有什么希望，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帝王将相都吃马屁的，有的时候，某些帝王将相不仅不吃马屁，还要将马屁当场揭穿，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晋武帝司马炎应该属于这样的一个人。
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没有夺取曹魏政权，到他才代魏自立，并由他结束了七十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国家不再分裂，完成了统一大业。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是东晋最有作为的皇帝，这与他的正直性格有很大关系。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司马炎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平时喜欢大臣与他讨论问题，有些性格直爽的大臣有时候也就显得有些敢逆龙鳞。皇甫陶是个性急敢言的大臣，这次由于意见不同，抢着说话，结果和晋武帝争了起来，弄得皇帝当时下不了台。
事后，散骑常侍郑徽觉得皇甫陶竟敢和皇帝争论，皇帝肯定会非常讨厌他，便上表请求依法处治皇甫陶，想借以讨好皇帝，求得升迁。不料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晋武帝司马炎看了郑徽的奏章后，勃然大怒。他对大臣们说：“敢于讲真话，是我对身边人的希望。只有这样，才能博采众长，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讲假话的人！没有比欺蒙君主罪过更大的了。君主常常因为有人阿谀奉承而深深感到忧患，哪里会因为有了正直的诤臣而觉得受到损害呢？郑徽越权上表，无理指控，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于是就罢免了郑徽的官职。
在没有民主监督机制的封建社会，司马炎的自我监督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他不仅不吃马屁，其度量也十分令人佩服。一次，晋武帝在南郊祭天，他自我感觉良好，礼毕，问身边的大臣刘毅说：“您认为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一个皇帝？”他的意思无非是想听听奉承的话，若在这个时候阿谀逢迎，肯定会大讨皇帝欢心的，就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来。但刘毅居然回答说：“可以比作汉桓帝、汉灵帝。”
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两个皇帝都是汉朝的无道、无能的亡国之君，如此比喻，确实不当，刘毅岂不是找死。但晋武帝没有立即发怒，而是耐心地说：“我的德行虽不及古人，然而还能克己为政；况且我还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把我比作昏庸的汉桓帝、汉灵帝，这太过分了吧！”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刘毅居然又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桓帝、灵帝卖官，得钱尚且放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却进了私门。这么看来，陛下还不如桓帝、灵帝呢！”周围的大臣听了，莫不为之震颤变色。晋武帝反而高兴地大笑起来，说：“想当初桓帝、灵帝的时候，哪能听到这样尖锐的话啊！现在我却有如此正直敢言的臣子，所以和桓帝、灵帝才大不相同啊！”
这倒使人想起了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的事。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啊！”唐太宗听了她的话，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了一场大祸。
如此看来，唐太宗这位千古明君还不如司马炎！唐太宗尚且需要别人的巧妙谏言才能容忍直言敢谏的大臣，而司马炎却能闻过则喜，在封建帝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然而，人性虽善，到底也只如一泓清水，往往容易随物赋形。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这泓清水也会一泻如倾，搅成一团烂泥。道德的力量是永恒的，只有“法制”而没有道德的社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仅靠道德又是十分危险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不过只是强调了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是一种文化理想，如果照此办理，往往会造就暴君政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明证。
道德是内容，民主与法制是形式，只有使这种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人性之善，保证人性之善。如果只有所谓的民主与法制，而没有道德，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外壳，这似乎还不用过多地担心，因为人类毕竟还是缺乏这些东西的。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以道德来代替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太长了，这种泛道德主义往往造就君主集权，而无限的权力会对人造成无限的腐蚀，否则，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昏君暴君、贪官污吏呢？封建皇帝“以国为家”，责任到人，尚且极易堕落；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再无民主监督，人性的弱点就会极大地膨胀，不仅人人爱吃马屁，恐怕人也就只剩下“食”、“色”二性了。
（参见《晋书》、《新唐书》等）
16.巧忠良相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这听起来好像是很难辩驳的。然而，中国的古语实在太多，与上面那句话相对的名言就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二者针锋相对，给人以是非难辨之感。其实，各种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应该是义的典型了，曹操许以高官厚禄，送去美女金钱，想笼络于他，可他不为所动，只想寻找结义兄弟刘备，最后千里送嫂，历尽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义兄刘备。关云长之所以被后人歌颂敬仰，主要是因为人们把他看做是一位道德英雄，是“义”的化身。这“义”就是千金一诺，“言必信，行必果”。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胡说八道，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但最突出的，莫过于唐代的名臣魏征了。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他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很快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三十八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并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对起义军展开了拼死抵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开始他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即兵败被杀。
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安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魏征也不以屡次被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其一生，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再次投奔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自己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玄武门之变”过后，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信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魏征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众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于是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魏征用正确的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发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他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