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治理结构与行业监管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术界对此已多有分析建言。我们觉得，既然当前开放民营银行已势在必然，目前就需要积极推进而非刻意推迟。而在实践中，除了周密专业考虑和严格规则确立，更重要的是掌握一条原则，即政府全力尽监管之责，但不再有形无形担保，让各类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自行建立信用、充分竞争发展，建立起优胜劣汰的约束机制。当前，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其实，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而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道德风险正是最大的成长障碍。所以，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当然，未来新制度的成长会有新的震荡，但如果监管到位，将震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过于困难；而往昔的教训已经相当沉痛，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002年第23期-
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
建立信用是知易行难，但要求民营企业在银行业的成长，唯此一途。
新疆德隆集团（下称“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消息是从2002年年底传出来的。其实，德隆进入的是中国银行系统中比较低层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算甜饽饽。但因为是德隆，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被认为“非常了得”的公司，又因为是银行，一种主要依赖于金融信用维系、期待保守稳健经营的行业，所以，格外触目。
德隆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显出已是大势所趋。虽然中国关于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如何监管，政策规制都还有待尽快完善，但做先行者，精神可嘉。在此同时，又有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担忧，理由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失效时有发生，新的银监体系尚待发展完善，有民营资本大步（而且迂回）进入银行，会不会隐含着更多风险呢？
最快捷的反驳可以说这是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或说是歧视。但这一反驳可以同样快捷地被驳回——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瓶颈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都在那里，有识者都看得见。如果对中国的民间金融业成长真有关心，就不能陷入简单的驳难之中，而要作周全思考和系统性安排。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有个大道理特别需要谈一谈，这就是金融业民营资本的信用建立。
众所周知，银行业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其资产主要来自老百姓存款，依赖信用生存，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众生，形成所谓“外部性风险”。银行的信用就是其生命。关键是信用哪里来？有一种看法以为民营资本可走借助“政府信用”之路，想借此绕开市场检验的艰苦漫长过程。殊不知，借来的信用可能带来一时的实惠，但因为政府信用与具体企业的商业信用有本质的不同，恰如不匹配的异体移植，是绝不可能转化为民营企业自身信用的。走此偏途，则难以期待民企在银行业的成长壮大。
以民营资本之身，借助政府信用在银行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弥漫之时消失于无形，此类教训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改革中难以数计。在20世纪90年代最高峰时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私人资本居多者不在少数，以信用社之名超范围经营银行业务的也不在少数。最终只有极个别得以幸存而且有发展，原因绝不在于民营资本本身无能，而在于众多城信社其实都是共同借助政府信用在生存，根本没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最终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对称加上信用不对称，经营风险叠加道德风险，信用社们问题成堆之后，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金融混乱乃至支付危机。后来的结果是将城信社合并成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财政出资入股，地方政府直接经管、直接以信用支撑，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赤字，甚至增加国家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现在，在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度过最困难时期后，新一轮增资扩股普遍展开，民营资本面临进入银行业的重大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信破产、粤海重组、海发行关闭等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不仅民间而且国有金融机构早已在市场约束下意识到信用的区分，寻求建立自身独立的商业信用正是趋势。民营资本更应格外清醒。
还剩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信用。民营资本虽是整体概念，实为诸多各异的经济实体。整体上看，一时间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恰如中国企业、亚洲企业也是整体，可能在信心的层面互相影响波及。但谈建立信用而非借用信用，就是谈建立企业的商业信用，这其实没有姓“公”、姓“私”成分之别，但必须建立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靠市场竞争来检验。建立信用关乎企业长远，在金融业会格外地显现为一个长过程，而且很可能影响短期利益。从诚信经营到遵规守制，建立和维护信用的任务贯穿方方面面，但第一步即应从行为公开透明始。
建立信用也是知易行难，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尚待建立、金融领域制度扭曲大量存在的外部环境中更难。尽可以知难而退，若求民营资本在银行业成长，唯此一途。
-2003年第6期-
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
不可借宏观调控复原审批制。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解决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
酷夏已至，而前一阶段处于“过热”之中的中国经济终于显出些许凉意。在或许可以令人欣慰的经济指标面前，我们理解既定的宏观调控方针还会继续，同时也认为，一个市场上普遍担忧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这就是谨防整个“调控”由于政策方式掌握不当，过分伤害民营经济。
宏观调控本来是一项着眼于总量的市场化举措，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尽量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这对于经济整体，当然包括民营经济，正是有益无害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此轮应对过热，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执行过程中难免主观色彩过重，传统偏见作怪。特别是“调控”的重点，正包括一些国有企业长期盘踞的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与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新进民营企业与传统国有企业产生竞争性冲突在所难免，而后者无疑对来自国家部门的“调控者”更具影响力。因此，强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谨防对于那些没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对待，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济发展有周期，而中国经济改革“国退民进”的方针则应持续推进，不能因为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动摇。当然，目前很难通过确切的数据，看清此轮“调控”对民营经济造成的全方位影响。然而，业界可闻可见的忧虑与怨怼，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一些“调控者”在以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时，对于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并不了解，其思路往往接近于计划时代，做出的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而一有决策不当，又很容易在更大范围内对民营经济的信心带来影响，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关于民营企业的种种误解，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直接相关。2003年下半年来曾经有相当强烈的主张，称“中国经济并不过热”，因为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2004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些官员中成为流行看法。其实，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经济学理论目前尚未给宏观经济过热以确切定义，但人们判断过热，缘何过热，主要看货币供给、固定投资和投资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结构，却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说，民营经济采用预算硬约束，和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相比，其投资决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将宏观过热断然归咎于“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可以说是毫无依据。但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凡民营经济即不存在非理性行为和投资失误。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之间，更非水火不相容。宏观调控可能会使企业所在行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格局发生演变，但只要自身运行是有效率的，就会在行业的调整中生存下来，并继续健康发展。
在经济紧缩期间防止政策不当对民营经济造成不应有的伤害，关键还是要提倡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和杜绝行政性的“调控”。在这里，如何对待传统的审批制格外重要。最近，据有关部门调查估计，目前全国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中，大概有60％～80％没有完全履行规定审批手续。进而又有建议，主张择优补办批准手续。我们觉得，这种主张极为不当，事实上是重新强化了已经松动、逐渐式微的审批制。况且，择优补批的标准很难确定，审批尺度必然地极具弹性，不仅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更使缺少官方资源的民营经济处于不利地位。一旦审批制以“一丝不苟”的方式复原，则“国退民进”大有可能变成“国进民退”。
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决定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倘若不然，在短期，则企业唯政府马首是瞻；在长期，则企业——无论国企民企——都无从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商业心态。最终的结果，将是市场的无序与权贵资本主义并行，无论经济周期走至哪一个时点——紧缩抑或放松银根，其情其景都会非常令人痛心。
-2004年第12期-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
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是避免民营资本成为官僚资本代理人的关键。
2004年6月来热点话题太多太集中，而于交汇之中的最热话题之一就是民营经济。本专栏上期谈了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的关系，认为不可借宏观调控之机强化审批制，进而影响“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执行和民营经济成长。在这一期，则想谈谈民营经济自身。连月来成为股市焦点的德隆系崩溃，以及新近由审计长李金华披露的佛山南海巨额骗贷案，都使人联想到民营经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自然是有，但更多的，亦在担心丑闻株连民企的声誉，败退加剧民企的困顿，等等。
这种担心，可谓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异归属各异，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中国，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势，不独国内甚至境外投资者亦然，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由是，在认知的层面，便大有必要对民营经济作更多分析和区分。一个重要的区分，便是辨识民企和政府的关系。那些凭借官商勾结发展，或者希图踏上官商勾结“捷径”的民营企业，与绝大多数主要凭市场、凭勤劳创业生存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又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发生在广东南海的巨额骗贷案，就是典型。一个“民营企业主冯某”，有何等能量能够向中国工商银行当地支行贷款74亿元进而挪作他用，或是提出款项转至境外呢？纵有银行内贼相呼应，都让人难以想象。而通过调查便可知晓，原来卖鱼佬出身的冯明昌第一次到当地支行获取大额贷款，有市主要领导陪同前往；而其多年来所获巨额资金的抵押证明绝大多数都是伪造，且均由当地政府国土局和房地产局开出。
更有甚者，是冯明昌的华光公司与他所在的南海市（今为佛山市南海区）财政局的关系。双方的资金往来达十数亿元之多，财政局的副局级干部，正是执掌华光公司财权的“财务顾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冯明昌的故事，在官商勾结的主旋律下演绎到极致：他充当法人的华光等一组公司，被政府推成地方“民企航母”，声名显赫；同时却是地方政府借以借款提款填补境外投资漏洞的载体。至此，所谓民营资本，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官僚资本。
这起广东南海“华光案”，恰是官商勾结的最坏实例。此案发生在私营经济活跃、素有“南海模式”之称的南海，既使人看到官商勾结的企业与当地众多真正民营企业具有实质区别，也足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的镜鉴。现实表明，官商勾结之于民企，虽看似发展“捷径”，却蕴涵了难以估量的风险。虽然确有少数企业曾通过与政府“合作”杀出重围，成为业内翘楚，但在更广大的意义上，这种勾结只能导致普适性规则的缺失，置大多数其他民营企业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由于在官商勾结之中，权力的腐败极易左右和侵蚀民企，走此“捷径”或千方百计想挤上此“捷径”的民企，其实面对着比市场环境更难把握的高风险，其命运可能相当悲惨。有心求扎实发展、建百年基业的民企，应当也必须避此险境。
当然，避免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因官商勾结而扭曲，关键还是摆正政府的位置。“华光案”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民企的过失，毋宁说是政府权力膨胀而不受约束的结果，而具体的政府官员则利用了这种权力。应当承认，中国在改革的现阶段强调发展民营经济和“国退民进”，不仅指企业之进退，还包括国家权力及其各级代理人从市场中撤退这一要义。而后者的难度更大。
当前各级政府仍然有很大的权力干预企业行为、扭曲市场竞争，民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在资源、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倘政府权力没有有效制衡，则与政府及其官员合作就很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调整政府角色，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近期内，政府权力完全退出市场尚难实现，可退而求其次，建立起普适性规则，使民营企业向官方索取资源时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舞台；长远计，则应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借依法治国之途限制政府权力，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创造必备环境。所有的努力都只能从眼前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从限制官商勾结到杜绝官商勾结，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进之路会充满曲折，却应当是有希望的。
-2004年第13期-
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
让人主动想做好官，不想、不敢也不能做坏官，需要一种健全机制，现在就应当对此进行更积极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