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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文种

文种像

文种,一说名会,字禽、子禽,楚之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人,生卒年不可考,春秋末期著名的谋略家。曾出任楚南阳太宰,越王允常闻其贤,聘为客卿。文种足智多谋,善于外交。公元前494年,勾践败于夫椒,使文种议和,成。勾践入质吴国,文种一面挑起守国重任,使四境百姓耕战足备,一面奔走于吴越之间,终于使越王提前返国。为报仇雪耻,文种又献伐吴“九术”(《史记》作“七术”),越王仅用三术,吴国就灭亡了。灭吴后,越国另一谋士范蠡功成身退,曾致书文种,文种不听,后为勾践所杀,葬卧龙山,故此山也叫种山。现绍兴市区府山公园望海亭东侧有文种墓。

文种名声虽在范蠡之下,但范蠡的入仕则全由文种的举荐。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县)人,先秦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他晓天文,识地理,善机变,文韬武略,无所不精。位列越大夫后又擢为右将军、相国。

虽说范蠡年轻时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且聪敏睿智,胸藏韬略,有圣人之资,然而不为世人所识。他便愤世嫉俗,装疯卖傻,佯狂癫痴,浪迹江湖也不为乡人所识。

文种到南阳就任宛令时,一方面勤政爱民,把宛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另一方面又礼贤下士,遍访贤人,为国家所用。当他听到了范蠡的情况后心中诧异,便派了一名小吏前去看他,小吏回来报告说:“范蠡是狂人,生来就有此病。”文种笑着说:“我听说,一个贤俊饱学的能人,肯定会被俗人讥笑为狂人。因为他对世事有独到的见解,智慧超人,非寻常人所能及,所以才被毁谤,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于是,文种亲自驾车前去拜访。

范蠡不知文种有否诚意,据说便这样试探了他一回:当文种来时,范蠡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从墙边狗洞伸出头来,冲着文种汪汪大叫。随从的官员看不过去,上去用宽大的袖子遮挡范蠡。文种说:“不要遮盖,我听说狗之所以叫,是因为人来了。我今天到此,发现有圣人气,一路求访,才来到这里。况且他是人身,却冲我汪汪叫,意思是说我是人呢。”于是下车恭敬地朝范蠡作揖,而范蠡却不予理睬。

传闻的可信度并不高,但文种连续拜访了几次,都被范蠡避开了却是事实。最后,范蠡看到文种不见到他绝不罢休,为这种求贤若渴的诚心所动,便对他的兄嫂说:“近日有客人来,请借我一套衣服、一顶帽子,我准备见客。”

不久,文种又扣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拊掌而谈,纵论天下大事,谈说富国强兵之道,见解超凡,周围的乡邻和文种手下的官员都听呆了。

与范蠡的结交,也使文种在政治走向上发生了重大转折。文种早年就很有抱负,但当时楚国政治紊乱,贵族当道,楚王昏庸,眼看自己的国家一方面被吴威胁,另一方面又遭秦入侵,只做了小小宛令的他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于是也常为此深感怀才不遇。特别是听了范蠡“三王是三皇的后代,五伯是五帝的子孙。天机命运千年轮回一次,如今我观天象,霸王之气已见于东南方。楚国良将伍子胥已挟长弓持锐箭投奔了吴王。我们干吗在这楚国碌碌无为”的话,想想自己只做了个小县令,也无大补于楚;而如果帮助越国迅速强盛,能有效地牵制和削弱吴的势力,使吴无力再进攻楚国,不大益于楚吗?这样一想,更是把范蠡当作了知己。于是,两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开始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

当时的多事之地在吴越。那时列国纷立,相互争霸兼并,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派人为吴人制作兵器,教吴人车战,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遏制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以减轻自己的压力。这一招很奏效,搞得楚国焦头烂额。而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矛盾,鼓动越国从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也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三角国际关系,文种和范蠡本来商议去吴国,但考虑伍子胥已经在吴国,且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怕被他压制住了,于是跋山涉水来到越国,而越国也正需要人才,“越王允常闻其贤,聘为客卿”。可惜不久允常却一病不起,命归黄泉。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趁越王允常新丧,新王根基不稳,带兵攻打越国,与勾践在槜李(浙江嘉兴附近)大战。两军对阵,勾践派敢死队出战,但伤亡惨重。后勾践又派一些犯了死罪的囚犯到阵前挑战,这些死士冲到吴军阵前大声呼喊:“吴越二君在此治军,我等无知,触犯军令,在军队的行列中动作不敏。我等不敢逃刑,愿以死抵罪。”说完纷纷挥剑自刎。这一切,把吴军都看傻眼了,个个心惊胆战。越军则趁机从侧面偷袭过去,原本强大的吴军竟溃不成军,被打得一败涂地,阖闾本人也中箭不治身亡。勾践初次出战就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便开始骄傲起来。他以为“阖闾既没,吴不足惧”,越国从此太平。因此戒备松懈,失去警惕,“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国语·越语下》),沉湎于宴饮狩猎,几乎不问政事,又有石买这个佞臣诋毁,使前来投奔的文种、范蠡两人也不得重用,范蠡不得不“游于楚越之间”,文种虽然留下来了,但也仅限于与越王坐而论道而已。文种没走,一是因为自己已弃楚奔越,本想借助越来牵制吴国的精力,以达到助楚的目的,如果一走计划将泡汤。二则文种为人忠诚,自己已弃楚一次,再弃越,天下豪杰会怎样看待自己!所以隐忍着留下来了,等待时机。两人被重用则在夫椒之战,勾践退守会稽之时。

而战败后的阖闾至死都咽不下这口气,遗命儿子夫差一定要为他报仇。从此,吴国和越国便结下了不可化解的杀父世仇。

夫差做了吴王以后,命人在他每天进出宫门时冲他大叫:“夫差,你忘记父仇了吗?”夫差大声回答:“不敢忘!”以此来提醒自己,每天加紧操练水陆两军,准备战败越国。

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国在夫差带领下,昼夜操练军队,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大举进犯越国,勾践为此焦急不安。勾践想:与其坐等吴人来打,莫如先发制人,趁吴国准备得不够充分,胜负之数尚难明了,就又想用上次先发制人的办法,于是召集群臣商议破吴之策。文种不同意勾践的做法,范蠡也认为吴军复仇心切,士气高昂,此时贸然出击,不会有好的结果,便规劝道:“国家的生存发展,应当保持盈满,安定倾危,节制事情。圣人应当见机行事,天时未到,就不能人为地发动进攻;人事没有起,就不要先动起来。现在君王你国未富裕而要肆意横行,功业未成就先骄傲起来,没有勤劳而自夸有功。如此一意孤行,将有害于国家,也有损于你自己。”但年轻气盛的越王哪里能听进去。范蠡只好又接着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残酷的战争是违背道德的,而争强好胜不过是事情的末节,现今违背道德,动用凶器,却又是用在了事情的末节上,这是上天所禁止的,此行不会有利。”然而勾践主意已决,调动精兵三万人,北上攻吴。吴王夫差也出动所有精兵与越国大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心洞庭西山,一说今浙江绍兴北)。果然不出范蠡所料,越军大败,勾践只剩下五千残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中部,主峰在绍兴嵊州西北),又被吴军团团围住。

在这国难当头,勾践只好再来请教各位大臣,并答应:只要能助他打退吴国,他愿与他们共同掌管越国的大事。众大臣对勾践的一意孤行还是非常气愤,大夫文种也怒气冲冲地指责道:“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国语·越语上》)也就是说: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我们这些谋臣了?他运用商人的事例,说商人夏天时准备冬天的皮货,冬天时准备夏天的葛布,干旱时准备船只,发水时准备车子。这样,等到缺乏时就有用了。作为国君,即使没有四方之忧,但谋臣与武士不能不养着、备着。就如同蓑笠,到下雨时到处去找,不太晚了吗?

勾践知道文种心里有气,但事已至此,不便发作,就强作笑脸说:“能够听到大夫你这样的话,怎么会晚呢!”还亲切地拉住了文种的手。众大夫看到勾践的这一态度,气也消了大半,于是大家一同谋划。

其实文种早已盘算过,吴国当时有精兵十万,且都是每日操练、训练有素的将士,更有伍子胥这样的良将,再加上吴王誓死报仇,所以全军将士团结一致,士气高昂,从太湖一直打到会稽,势如破竹;越国自三年前槜李之战后,几乎从不练兵,又让石买这种佞臣为将,他治军无方,独专其权,斩杀无辜,士卒恐惧,军心动摇。仅以五千人退守会稽的形势下,当务之急是议和图存。当然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一谋略的实施,无论在越国还是吴国都有极大的障碍。夫差每日操练,不就为了有朝一日报复,不达目的,他肯罢休?况吴国现已攻占越都,消灭越国已如囊中探物,易如反掌,让他答应议和,能行吗?勾践虽说已被困会稽,消极待命:“吾终于此乎?”(《国语·越语上》)但要让他一国之君忍辱事敌,卑事夫差,他能答应吗?但如果不求和,吴越力量悬殊,越国无力再战,灭亡是早晚之事。既然如此,不管越王会怎样想,文种还是斗胆进言:“吴与越,是上天所授的两个国家。君王你只能用计取胜,而不用花大力去打硬仗。现在伍子胥训练出来的吴国士兵,锐不可当,未尝有所挫败。像吴国这样既有善用兵的将领,又有众多勇于战斗的士兵,越国要想取胜是不可能的。计谋一定要有成功的把握,而后才去实行,不可以玩弄命运。现在君王你不如设兵自守,用卑词厚礼去向吴国求和,吴的军民必喜,而吴王的好胜心也会膨胀起来。到时我们再借机复仇。”勾践还在犹豫,范蠡也说:“为今之计,只有卑词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也只有委屈大王屈身以事吴王,以徐图转机,这是不得已之计啊!”勾践无奈,派文种前往吴军大营请求议和。

文种到了吴营,恭恭敬敬地拜见了吴王夫差,他对吴王说:“寡君勾践派遣下臣种,不敢贸然赠币行礼,只敢私告于足下:前一次越国灾祸临头,得罪了先王(阖闾)。现在大王带兵攻越,越国已兵败国破,实属罪有应得。只是臣斗胆一言,越国本来就是向大王贡献物品的小邑,君王只需用鞭子抽打役使即可,不必烦劳大军像对待敌寇那样来命令敝邑。故寡君特派我前来求和,他愿献上珍宝,并向大王称臣为奴,而他妻子也愿做您的贱妾。”大将伍子胥却阻止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机不可失,千万不要答应。”

勾践闻报,痛不欲生,想要杀妻毁室,然后与吴王决一死战。范蠡、文种赶紧劝阻了他。文种于是又献上一计:“权臣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伍子胥同朝,但志趣不合。夫差畏惧子胥,亲昵伯嚭。如果现在私下去拜见伯嚭,讨他欢心,定行成之约,夫差一定信从,到时伍员(即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想谏阻也来不及了。”伯嚭原是晋国人,因祖父伯宗“好直言”被当时横行霸道、窃取晋国政权的卻氏所杀。其子伯州犁逃奔楚国,也因为人正直,嚭被楚灵公所害。其子伯逃往吴国,因博闻强记,“目达耳通,诸事无所不知”(《越绝书·外传纪策考》),深得夫差信任,任为太宰。但他已完全改变了祖辈的正直品行,且贪利好色,善于钻营,因此文种决定拉他下水,与越合作。

勾践也对伯嚭的好色略有所闻,于是道:“卿见伯嚭,拿什么贿赂他?”文种道:“军中缺乏的是美女,倘得美女数名,事必成矣。”

于是,勾践连夜遣使回都城,命夫人选宫中美女八个、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让文种悄悄带去诣见伯嚭。

两军交战,作为臣子的都不能私下接见敌国使者。然而文种不但受到了伯嚭的接见,甚至还能将八个美女及众多珠宝赠上,可见文种的外交才能。

文种进见,长跪道:“寡君年幼无知,与大国执仇,以致获罪遭殃。今已悔恨无及,愿举国为吴臣,恐王见罪不答应。知太宰巍巍功德,外率吴之千军,内为王之心腹,故寡君特命下臣文种来求救于大臣,仗您一言,收寡君于宇下。今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此后当源源而来,回报太宰恩德。”随即将礼单呈上。

伯嚭作色道:“越早晚为吴所破,诸物将尽归吴所有。今以区区赂我,我岂能为你说话?速速将去,毋多言。”

文种道:“越兵虽败,尚有五千,与吴相争尚有时日。一旦失败,越人必先焚掉自己的库藏,岂能让敌国得到?即使被吴所灭,得到越国珍藏,也大多归于宫中,太宰能得到的不过一二。如能促成议和,寡君必时时感念太宰恩德,虽委身于吴王,心却归向于太宰,春秋所贡,未入王宫,先入府邸,孰利孰弊望太宰三思。”

一番话说得伯嚭面露喜色,文种又趁机说道:“这八名女子,均出自越宫,若有时日去民间搜寻,必有更绝色的送上,以谢太宰恩德。”伯嚭起身说道:“君子有成人之美,越王既以臣服,明日我当为你引见。”伯嚭收受了贿赂后,第二天就带文种去见吴王。

有了上一次和吴王的交谈,文种对吴王的个性已是谙熟在心。他知道吴王雄心勃勃,攻打越国只不过想报父仇。现越国已败,来恳求议和,报仇的目的已经达到,何必追穷寇、非置人于死地不可呢?人说夫差有“妇人之仁”也许就在这里。另外,夫差更想成为中原霸主,这从他的原话中可以看出,他说:“孤将有大志于齐。”灭越,无助于成为中原霸主。所以说夫差内心实想“许越成”,“若越既改,吾又何求”?(《国语·越语下》)。其次,文种还了解到夫差好大喜功。上次使吴时曾对夫差说:“今天王既封植越国,以明闻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无成劳也。虽四方之诸侯,则何实以事吴?敢使下臣尽辞,唯天王秉利度义焉!”(《国语·吴语》),就是说您想当霸主,就得有宽容的胸怀,这样天下的诸侯才会臣服于您。当时要不是伍子胥反对的话,吴王差点就应允了。所以这次一定要好好利用夫差的这一弱点。

因此,文种一见到吴王,就向吴王陈述利弊:“大王如能赦免勾践,越国情愿尽献珍宝,举国上下降为臣民,‘带甲百万’尽归大王指挥。倘若不许,勾践将尽杀妻子,毁尽宝器。然后率领五千名士兵和大王决一死战,真的厮杀起来难免使大王蒙受损失。杀掉一个勾践,怎能比得上获得整个越国呢?望大王三思。”文种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那利害得失的分析令人折服,他的刚柔并济的态度也使人惊心,再加上谗臣伯嚭也在一旁帮腔说:“越国已经降服为臣民,若能赦免越王,的确对吴国有大利。”吴王夫差心有所动,便要许和。

这时,大臣伍子胥谏争道:“不可赦越!吴与越,是仇敌互战之国。三江环绕,人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员听说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北方中原国家,我攻胜了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而越国,我攻胜了,就能居其地,乘其舟。现在是一次极有利的机会,不可失掉它啊!”此时的太宰伯嚭又发挥了他的作用,他对夫差说:“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现在越国已臣服矣,你还要求什么呢?”又说:“子胥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希望大王还是顺己所愿,不要被群小之口所约束。”文种到底没有看错伯嚭,他的说法不仅投合夫差“威而喜谀”的个性,而且也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霸主所提倡的“存亡继绝”的王道善举。于是吴王道:“吾将许越成,而无拂吾意。”(《国语·吴语》)子胥一听,更是着急,不管夫差反对,还是直言进谏:“不可许啊,大王!越国实在不是真心要与吴国和好,还不是屈服于我兵甲之强。越国大夫文种勇而善谋,他将玩弄大王于股掌,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本来知道君王你尚威好胜,就故意卑顺其辞,以放纵你君王的志向,使你醉心于攻伐中原诸国,而使自己受害,使我甲兵钝弊,人民离落,国力衰微。这样他就可以轻易地来灭掉我国,以报今日之仇。臣闻勾践守信而爱民,四方都归附于他。越国的稻谷年年丰收,日子长了,越国的力量也就强大了,就可以与我们为敌作战了。所以小蛇不灭,变成大蛇就难办啊!”哪知夫差听后哈哈大笑:“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为大虞乎?若无越,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国语·吴语》),也就是说越国更不可灭了,如果没有了越国,我怎么向诸侯各国炫耀我的军事实力呢?

可惜子胥勇而善谋,忠诚又不失远见,但不善于投吴王所好,犯颜直谏,不讲策略,尽管他再次对吴王晓以利害,但吴王已不为所动,又加有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伯嚭从旁唆使:“现在越国已经名存实亡,也算是报了先王之仇了,还能要求什么呢?当初楚国害了您的父兄,您不也没灭掉楚国,反而答应楚国的求和吗?难道您自己要做忠厚君子,却要大王做刻薄小人吗?”于是吴王听从了伯嚭的话,终与越国讲和,罢兵而去。

尽管议和使越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接受了极其苛刻的屈辱条件:一是勾践及夫人和一些大臣要作为人质,到吴宫充当奴隶。(《国语·越语下》)载:“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说的就是这件事。二是越国投降后,其土地、人口应由吴国管辖,越不能擅自作主。以后吴国数次增封的土地,其实都是越国原先的疆土。三是越国要“虚其府库,尽其宝币”,全献给吴国。以后生产所得,吴国随时可以征调。四是越国要世世代代隶属吴国,不得有任何反叛的举动。其实最难做到是第一条,勾践夫妻不得不亲自到吴国伺候吴王,从事劳役;大臣随同做奴隶,如果没有治国良才,这不形同灭亡吗?但是无论怎样,越国毕竟得以保存下来,为越复国报仇创造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在议和的方式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据《国语·吴语》记载:“将盟,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以盟为友益乎?前盟口血未干,足以结信矣。以盟为无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吴王乃许之,荒不成盟。”“荒,即空也。”也就是说,只有口头协议,没有书面盟约。《左传》也说:“(哀公三年)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在越国战败几近亡国之时,居然可以“荒不成盟”,而且“吴不告庆,越不告败”,这充分表现了文种卓越的外交才能。

议和成了,夫差也罢兵而去,只遣王孙雒押着文种回越,催促勾践启程。因为按吴越约定,公元前492年五月,即勾践即位第五年,勾践夫妇必须入质于吴。夫差还让太宰伯嚭领兵一万,屯于吴山,勾践如若不来,即扫平越国。

勾践见到文种,不觉流下眼泪。文种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回禀道:“五月中旬为期已迫,大王宜速速归去,料理国事,不必为无益之悲。”

勾践回到越都,见市井如故,很是惭愧。回到宫中,收拾了国中库藏,装成车辆,又选国中三百三十名美女,以献吴王及伯嚭。收拾停当后,对着诸大夫,不觉又垂下眼泪:“孤承先王余德,收国于边,勤恳敬业,不敢有丝毫懈怠。然不自量力与吴作战,夫椒一战,国破家亡,身为囚徒,此去有日归无日啊!”

群臣闻言,莫不悲切。此时又是文种上前劝道:“昔者,汤囚于夏台,文王系于羑里,一举而成王业;齐桓公奔莒,晋文公奔翟,一举而立霸图。天将降大任于您,必会让您先身处逆境,这样才能锻炼你、成就你。大王只要顺承天意,必有再兴之日,不必悲切。”意思是古之圣贤都遇困厄之难,不仅君王,只要顺承天意,必能东山再起。

勾践听从文种相劝,止住眼泪,祭祀宗庙,让王孙雒先行一日,勾践与夫人随后启程,群臣送之浙江。临水饯别,作为政治家的文种明白勾践的态度将影响越国的前程,于是上前祝词:“皇天保佑,前沉后扬。祸是德的预兆,忧为福的前堂。以武力威胁者将灭,服从上苍者得太平。大王虽然现在有所不幸,但以后就没有灾殃了。群臣在此离别,此情可感动上苍。请让为臣敬大王一杯。”

但勾践总是悲观,举杯垂泪,仰天长叹。文种又道:“大王德寿,无边无际。皇天保佑,神灵辅翼。有德能销百殃,明理能受其福。大王此去吴国,不久便当归越。请再喝一杯,以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勾践还是不能释怀,道:“夫椒一战,是孤之罪。幸蒙诸大夫之谋,得以保前王丘墓,今遭此辱为天下笑,无颜再见先王,还有何面目称王呢?”

此时群臣一起劝谏,大夫扶同道:“大王此言差矣。昔汤系于夏台,伊尹不离其身;文王被囚石室,太公不弃其国。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后商汤改换笑脸献媚于桀,文王假意服从而受宠于纣。但夏桀、殷纣却仗着自己的力量虐待二位圣人,结果只落到国亡身死的地步。所以说,商汤不以志穷而自伤,文王不因被困而悲哀,大王您现在屈己事人,为的是今后让人服您啊!”

范蠡也道:“臣闻:‘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都会遇到困厄之难,都会遭遇不赦之耻。身子虽拘但名尊,身躯受辱而声荣;地位卑贱而不妄自菲薄,身处险境也不当作是上天的不公。所以,大王厚道,上天一定会保佑你的,危时一过必是坦途,否极必定泰来。今大王虽在危困之际,怎知不是畅达之兆呢?”通过祸福相依、否极泰来的辩证关系来说服越王振作精神。

其实年轻气盛的勾践又何尝不想报仇呢。只是自己走后,国事交给谁来处理呢?议和事件后,他对文种比较信任,本想让文种陪着一同入吴,万一有什么事,也可商量,国事就交给范蠡,但范蠡却说:“四境之内,百姓之事,不违农时,五谷丰登,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与君周旋,随机应变,种亦不如蠡也。”说的是自己善于主外,而文种适宜主内。于是越王勾践又说:“从前尧任用舜、禹,天下大治。虽有洪涝灾害,但都不足于患。今孤将离越去吴,以国事牵累诸大夫。希望能各自陈述自己的才能,吾将把国事托付给他。”

大夫皋如道:“臣闻文大夫种忠诚并且善于谋虑,爱民如子,士都乐为所用。可委国于他,天道必守,群臣必服。”

大夫曳庸也说:“大夫文种是国之栋梁,君之爪牙。君王将国事交付于他,那么万纲千纪无不举者。”

范蠡又道:“主上可将国事委付于他,必使耕战足备,百姓亲睦。”

但精明的越王并不想把国政交付文种一人,便说:“诸大夫不弃寡人,孤甚感欣慰。文种可守国,但国事繁杂,并非一人就行,还有谁可随孤从难呢?愿大家能各言其志。”

文种也曾在达成和议时想过,要报仇雪耻,除了勾践夫妇要表现出事夫差的诚意,丝毫不能流露出半点怨言来讨好夫差,让其放松对越国的警惕外,还有一个人必须担负更重要的任务,即留在国内,安抚百姓,富国强兵,并周旋于吴越之间,使勾践得以早日回国。刚才听了众大夫的推荐,文种也自信自己的才能,现在又听勾践希望大家各自陈述自己的才能,也就当仁不让地向勾践表白:“在外修筑防御战事,在内修复耕战设备,开垦荒地,亲附百姓,这是臣的事。”意思是你走以后,国家大事我会帮着料理,外筑防御工事,内修耕战用具,开荒种田,笼络百姓。

范蠡也说:“追随国君,忍辱负重,往而必返,与君复仇,臣不敢辞。”也就是我会跟随大王一同患难。

在文种、范蠡的带头下,诸大夫纷纷表达自己的决心:大夫苦成说:“发君之令,明君之德,统烦理乱,使民知分,这是我的职责。”大夫曳庸说:“奉命出使,结交诸侯,出使不辱,解忧释患,这是我的义务。”大夫皓进说:“执行君令,忠诚不贰,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这是我该做的。”大夫诸稽郢说:“排兵布阵,破敌攻城,威凌百邦,这是我的任务。”大夫皋如也说:“抚慰百姓,吊死扶伤;勤俭治国,为君养器,这是我的事情。”大夫计然也说:“观察天地,研习历法,占卜吉凶,这是我的本分。”

越王勾践听得众大夫各抒其志,不胜感激,举起酒杯,对诸大夫说:“孤虽入于北国,实在是吴的囚虏。现有诸大夫怀德抱术,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还有何忧?”于是和范蠡登船而去,终不反顾。

勾践走后,文种挑起了一国重任。在总揽越国国政的三年期间,也是越国最危难的时期。当时越王军败身辱,遁逃上栖会稽,“国为墟棘,身为鱼鳖”(《吴越春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况且现在勾践夫妇已为吴王臣仆,好友范蠡也已随侍勾践离越。然而,在危难关头,文种表现出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这三年中,文种每日焦思竭力,治理国政,恢复生产。他时时不忘对勾践所发的誓言,一面积极修筑边疆各防御工事,派将士守卫,一面又积极修复耕战用具,开垦荒地,鼓励耕种。凡农忙时节,一律由百姓自由支配,不夺民所好,不失农时,并减免赋敛,省刑去罚,于是百姓殷富。同时,文种还带领群臣亲自抚慰百姓,有喜的前去祝贺,有忧的前去慰问,亲民如子,于是百姓爱戴,于是国中皆有带甲之勇。具体的做法有:

首先,他能团结越国诸大夫共赴国难。三年前,凭一个小小的宛令投奔越国,应该说在越国他的资历是最浅的,但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赢得了越国上下的认同,并一致被推举在勾践入吴期间总揽国政,除了他确有治国的真才实学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团结众人。他知人善任,除了范蠡跟随勾践入吴外,其余大臣各司其职:大夫苦成负责教化,以执行越王听命于全国的号令;大夫曳庸负责外交,以修睦邻友好;大夫皓进负责司法监察,无宽无纵,不枉不诬;大夫诸稽郢负责军事防御,以教民习武,固守边疆;大夫皋如则负责民政,以安抚百姓,积聚财力,为复国报仇打下基础;大夫计然负责阴阳四时气候,以使民耕不失时,收不失候。正是由于文种的知人善任,上下团结一心,很快使越国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其次,文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领导越国人民恢复生产。战败以后,国破家亡,满目疮痍,为此文种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注意让人民休养生息,据《国语·越语下》记载,文种“百姓之事,时节三环,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就是说处理百姓的事情,大多在农闲时节,春夏秋三季的农忙时节不扰乱人民的劳作,不违背农时,使百姓能安心从事生产,这样使五谷有好的收成,人口也能够繁殖增多。另外,他还重视招抚流亡,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以增加粮食产量。《战国策·秦策》中说“大夫种为越王垦草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功”,《吴越春秋》也说“荒无遗土,百姓亲附”,都是文种实施招抚流亡,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的反映。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努力,越国经济得以逐渐复苏,人民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对于日后实现复仇计划起了很大的后援保障作用。

文种墓

第三,文种还经常往返在吴越之间,通过给吴贡献玉帛、美女,贿赂太宰伯嚭。勾践夫妇及范蠡得以回国,除了范蠡与勾践的周旋,文种的进贡、贿赂、游说也是功不可没的。想勾践入质于吴期间,伍子胥几次劝吴王杀掉勾践,什么:“飞鸟在青云之上,尚欲缴微矢以射之。岂近卧于华池,集于庭庑乎?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来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岂可失之乎?”(《东周列国志》),意思是说飞鸟在天上飞,人们还想把它射下来,越王像一头野兽,已入我栏圈,成为我们刀俎上的食物,怎么能错失良机让它活命呢?不几日又说:“从前夏桀囚禁商汤而不诛,殷纣困系文王而不杀,天道还反,祸转成福。故夏为汤所诛,殷为周所灭。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诛,臣以为大王惑之深也。”还说:“臣听说王者攻伐敌国,克之则必诛杀其君王,以除报复之忧,免子孙之患。现在越王已困入石室,宜早早图之。否则必为吴患。”对于相国子胥的咄咄攻势,因为有受越国很多贿赂的太宰伯嚭帮着说好话,使勾践不但无生命之忧,且生活也不至于十分艰苦。就是范蠡策划的勾践亲尝夫差粪便之谋,也是通过太宰伯嚭得以实施,使吴王最终下决心赦免越国,他说:“越王弃守边之事,率其臣民来归顺寡人,是其义也;自己亲身为虏,妻亲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亲尝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虚其府库,尽其宝币,不念旧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养寡人。寡人曾听相国而诛之,岂不负皇天乎?”三年为奴,终于得以返回,不能不说文种的贿赂政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三年后勾践返国,文种率群臣及百姓拜之于道,开始了报仇雪耻计划。越王听从范蠡的建议,即日立政,小心翼翼,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苦身劳心,夜以继日。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卧薪尝胆。仍任用文种管理内政,让范蠡主持军务,并不时向文种询问治国之策。文种于是把他的爱民政策和盘脱出,他认为治国之策唯“爱民而已”,即“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吴越春秋》)。具体解释为:不要夺取百姓所好,那么就有利了;不要使百姓失去农时,就有收成了;减去刑罚让他们生活下来;减少赋敛,多给百姓好处;不要建过多的亭台使百姓受苦,百姓自然高兴;让百姓静静地劳作,没有过多的烦事扰乱他们,百姓自然快乐。相反,“民失所好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有罪不赦则杀,重赋厚敛则夺之,多作台游以罢民则苦之,劳扰民力则怒之”(《吴越春秋》),其结果是百姓离乱,民心相背,后果不堪设想啊!文种还告诫越王:对待百姓要如同父母之爱其子,兄之爱其弟一样,要关心他们的冷暖,要同情他们的劳苦。

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首先向国人检讨:“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国语·越语上》),以此来赢得民心。其次,制定了一系列爱民政策和措施。一是实行了“缓刑薄罚”的政策,“宽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开始修订刑罚,废除有过错的法令,“施民所欲,去民所恶”(《国语·吴语》),深受百姓欢迎。二是实行了“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越语上》),勾践自己也是食不重味,衣不重彩,“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国语·越语上》),在他的缓刑薄罚,省其赋敛政策下,越国百姓逐渐富裕起来。三是做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的工作,比如鼓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国语·越语上》),不但鼓励多生,还鼓励早生,“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提倡优生,“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公令医守之”(《国语·越语上》),勾践明白人口对当时战后的越国的国力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自家无力养活的,则由官府代为抚养。百姓家中有喜,则登门道贺;家中有忧,也前去慰问。遇有死者,必如同失去自己的孩子那样哭泣埋葬他。总之做到了与民同乐,急民所急,忧民所忧,以致后来越国攻吴时,出现了国人互相勉励的动人场面,老父勉励孩子,兄长勉励弟弟,妻子勉励丈夫,都说:“像这样的国君,怎么能不为他效死呢?”

文种一向十分强调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他早年赏识范蠡,从他栖守会稽时对勾践说的“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的话中就可以看出。这次,在他提出爱民思想的同时,又再次向勾践提出人才的重要,于是越王“遂师八臣与其四友,时问政”(《吴越春秋》)。对于国之贤士,则厚遇之,“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对于“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还“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凡“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啜也”,必问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结交,以备将来对国家有用。(引用部分皆出自《国语·越语下》)经过实施文种这一系列爱民富民政策后,越国已是人民殷富,且皆有带甲之勇。勾践于是再次提起自己日夜不忘的复仇雪耻之事,向文种请教,文种就献“伐吴九术”(《史记》中认为“七术”),具体内容如下:

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

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

三曰贵籴粟槀,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

四曰遗之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

五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

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

七曰遗其谏臣,使之自杀;

八曰君王国富,而备利器;

九曰坚利甲兵,以承其弊。

文种的灭吴之策是他深入分析了吴王夫差及其臣子,尤其是太宰伯嚭和伍子胥他们的弱点后提出的,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臣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芳饵。今欲伐吴,必前求其所好,参其所愿,然后能得其实。”(《吴越春秋》)于是文种不仅策划了“伐吴九术”,并开始逐一执行了这些措施。史书大多认为只用了三术(《吴越春秋》、《史记》的看法),也有认为用了五术,即增加第三术和第七术(清末学者俞樾撰《读吴越春秋》),也有认为九术一一付诸实施了。

先行第一术,立东邻以祭阳,名叫东皇公;立西邻以祭阴,名叫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事鬼神一年,国中无灾。越王称贺道:“善哉,大夫之术!希望再尝试一下其他的谋略。”

于是,文种就放手实施。首先得投其所好。早在公元前490年,勾践回国不久,文种闻吴王“好服之离体”,使女工织细布献之,以求吴王之心。织成后,文种便索葛布十万,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进献吴王。吴王得到后,以为越王是有情有义之人,一高兴便复增越国封地,并赐羽毛之饰、机杖、诸侯之服。因此在实施伐吴策略时,文种又想到“吴王好起宫室,用工不辍”(《吴越春秋》)。于是向越王建议:选名山神材,奉而献之。勾践乃使木工三千入山伐木,整整一年没有找到好的木材。这些木工长年在外,受尽风霜雪雨,人人都想着回家,有了怨恨之词。因此,每逢路遇崎岖之地,必随口歌唱,以舒疲劳。久而久之,竟谱成木客吟一曲,人人哼唱,此唱彼和,声调凄楚。每值夜深,宵清月白,峰巅山峦,长歌悠悠,不胜怨苦。也许木工的怨苦感动了上苍,据《吴越春秋》记载,“忽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楩楠”。于是赶紧报告,越王勾践也是喜出望外,认为是“天助我也”,急速派能工巧匠进山砍伐,并进行刻削磨砺,周身饰以美丽的图案花纹,敷以丹青,嵌以白璧,镂以黄金,其状像龙似蛇,绚丽多彩,闪闪发光。雕成后,文种即送给吴王,并说:“东海役臣勾践使下臣种,赖大王之力,私下想建小殿,有株异材,不敢私自享用,特意再拜来谢大王。”吴王一看,果然不凡,心中大喜。尽管子胥谏之:“大王勿受。从前,桀造灵台,纣起鹿台,造成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五谷不熟。于是天降其灾,遂取于灭亡。大王受之,必为越王所戮。”但吴王不听,起姑苏之台,并于台上立春宵宫,便于彻夜痛饮。三年聚材,五年乃成,参天耸立,登台而望,可望彻二百里。旧时有九曲径,蜿蜒达到山顶,至此愈加推广,百姓昼夜做工,疲惫而死之人不知其数。百姓怨声载道,不绝如缕。后有诗讽夫差建姑苏台:

千仞高台面太湖袁朝钟暮鼓宴姑苏遥威行海外三千里袁霸占江南第一都遥可见姑苏台的气势。越王高兴地称赞:“善哉,第二术也!”

勾践十二年(公元前485年),也即第二术实施后的第三年,文种又向越王勾践进言:“吴王荒淫而好色,宰嚭奸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此时的越王已对文种言听计从,即派相国范蠡遍搜国中,后在苎萝山(今诸暨南)找到了鬻薪之女叫西施、郑旦,住在美人宫中,“饰以罗穀,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处所说的美人宫,据《越绝书》载:“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尽教美女西施、郑旦宫台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经过三年的训练,西施、郑旦果然仪态万方,更是楚楚动人。于是由范蠡护送到吴宫,吴王大悦,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子胥在旁又是大声谏阻:“不可,王勿受。臣闻五色能令人目盲,五音会令人耳聋。昔桀易汤而灭,纣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臣闻越王早上看书不倦,晚上诵读不止,并且聚集敢死之士数万,此人不死,必得其愿;越王为人诚恳,待人仗义,能听从谏议任用贤人,此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天披毛裘,冬天御絺綌,此人不死,必为后患。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也。夏亡因妹喜,殷亡因妲己,周亡因褒姒。”但吴王已被二美女的姿色所迷惑,哪里还听伍子胥的。从此以后,吴王夫差沉湎于酒色,疏于朝政,对西施的话是言听计从。听说西施爱吃鲜鱼,硬是让太湖水通进宫城;西施爱喝酒,越国年年送贡酒,可惜拿至吴宫西施嫌其混浊,吴王于是造酒城酿酒;更有甚者,因西施怕热,吴王命王孙雒在洞庭旁建夏寝宫避暑,耗费民间多少材质,百姓苦不堪言。越王不由得再次赞叹:“善哉,第三术也。”

在文种的指引下,为了取得吴王的欢心,勾践不但在犬山(现绍兴城东吼山)畜养猎狗,以猎得南山白鹿进献于吴,还遣使到南社取来马鞭草,移种在犬山上,以制成美观耐用的马鞭,献给吴王。总之,勾践极力搜求国中的声色犬马、珍宝玩好,进贡吴王,以膨胀吴王玩乐的需求。夫差的穷奢极欲,激化了国内矛盾。据当时楚国的令尹子西评论:“夫差停留哪里,那里就有亭台陂池;住宿到哪里,那里就有妃嫱女仆侍候在旁。行路一日,欲望必成,玩好必从;搜罗珍禽异兽,务在观乐。”“每日必有新的差役”,但“视民如仇敌”,这样的国君,吴国焉能不亡?

尽管三术已成,然吴国毕竟是个大国,要向它复仇还需等待时日。但勾践已是迫不及待,于勾践十三年(公元前484年),也即是三术实施后的第二年,又对文种说:“孤承蒙你的伐术,所谋划之事都很顺利,没有不吉利的。现在我想讨伐吴国,可以吗?”于是文种又献一计:“君王可自陈越国微鄙,年榖不登。希望向吴国借粮,来试探一下。上天如果准备抛弃吴国的话,一定会答应大王的请求的。”这其实也就是“九术”中的第三术“贵籴粟槀以虚其国”。越王即派文种使吴,由太宰伯嚭的引荐,拜见了吴王,向夫差请求道:“越国乃低洼之地,水旱不调,年谷不登,百姓饥乏,时有饿殍暴于野。希望向大王借贷粮食,来年丰收了一定如数奉还。恳请大王见于鄙国穷窘,能救民于水火啊!”因有了前番进贡,吴王对越国的忠信已不再怀疑,就说:“越王诚信守道,不怀二心。现在遇到灾难,百姓流离失所,吾岂能爱惜财宝,置民于不顾?”同意贷给越国粮食。这时伍子胥又阻止说:“不可。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他认为现在正可以利用越国饥荒,人民困窘,“因而破也”。如果把粮食借给越国,是供养了我们的仇敌,将利去而凶生,“臣必见越之破吴也!”再者越国派人借粮,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其实“非国贫民困而请籴也。以入吾国,伺吾王间也”(《吴越春秋》)。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试探,不可掉以轻心。在此,不能不赞叹伍子胥的远见,可惜吴王以为伍子胥居功自傲,专说危言耸听的话,不相信自己释放了勾践,“使之归国,奉其宗庙,复其社稷”(《吴越春秋》),还敢有反我之心?况且现在越国有忧,“寡人给之以粟,恩往义来,其德昭昭”(《吴越春秋》),勾践怎能恩将仇报?太宰伯嚭也趁机说:“吴王所为是三王、五霸之义举,臣闻邻国有急,千里驰救,此乃有德仁君加封亡国之后、辅佐绝灭之末的义举啊!”吴王于是给越粟万石,并命令道:“寡人不听群臣之议而贷粮给越国,年丰定当归还寡人。”文种赶紧回答:“臣奉使返越,岁登定会归还吴贷。”文种带着从吴国借贷的万石粮食回到了越国,越国群臣皆称万岁。文种就将这些稻谷赏赐群臣与百姓。第二年,越国获得了大丰收,按照约定,越国则必须奉还粮食。于是文种又心生一计,“拣择精粟而蒸”,并亲自带着如数奉还给吴国。吴王得粟,对越王的诚信更是深信不疑,并且见到越粟粒粒饱满,感慨非常,对太宰伯嚭说:“越地肥沃,其种甚佳,可留作种子让我们的百姓种植。”于是吴国改种越粟,但熟了的稻谷焉能再发芽?那年吴国颗粒无收,“吴民大饥”。可笑吴王还认为是水土不同,不适宜播种呢?

除上述几个策略外,文种还利用西施受宠的关系,让西施唆使吴王伐攻,以掏空吴国的实力。当时齐鲁发生纠纷,齐国请求吴王出兵相助。吴王本想称霸,只奈伍子胥极力谏阻,认为齐不过是一疥疮而已,越才是心腹大患。为一小小疥疮,劳动国内精兵,恐疥疮未除,腹内恶瘤已危及生命了。正犹豫不决之际,西施在旁巧言相劝,大丈夫当建功立业。为在美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夫差当即带国中精兵出兵助齐。到了中途,鲁国知道无法抵抗,便向齐国求和,齐国便不想打了,叫夫差退兵。这下可把夫差惹火了,掉转头来攻打齐国。鲁国一听说吴国要攻打齐国,忙给吴国送礼,愿意出兵和吴王一起攻齐。在两个强国的联手下,齐国上下一片混乱,齐国大臣只好杀了惹事的齐悼公,向吴求和,并答应年年进贡。夫差见稍一出手便收服了两个大国,好不得意,对西施的话更是深信不疑。在他凯旋之时,群臣都去欢迎,唯独少了伍子胥,天真的夫差还以为他羞于见自己呢?自此夫差更是不可一世。可他没注意到的是,吴国很多年轻精壮士兵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文种一方面用珠宝、美女贿赂谀臣太宰伯嚭,让他在吴王面前多说勾践的好话,使吴王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又设法激怒吴国的谏臣伍子胥,离间他与吴王的关系,使吴王不听谏臣的话。伍子胥原是楚国贵族,因父兄遭楚平王所害,逃到吴国立志报仇。他曾助阖闾、夫差两代国君登上帝位,在他的辅佐下,吴国逐渐强大起来。原本夫差对他言听计从,但因夫差有“妇人之仁”,在对待越国问题上过于优柔寡断,再加上伍子胥为人耿直,说话直截了嚭当,又有太宰伯从旁诽谤,于是夫差渐渐疏远了他。在伐齐问题上,越国明知伍子胥反对,却大力支持、怂恿吴王伐齐,当然既是为了掏空吴国的国库,也是为了离间夫差与伍子胥的君臣关系。据《越绝书》记载,吴王还在犹豫是否伐齐时,文种则已来到吴宫,“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故使越贱臣种,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大王将遂大义,则弊邑虽小,悉择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从下吏”。文种口口声声称吴王出兵是伸张“大义”,并愿出三千兵力追随夫差。夫差本喜用兵攻伐别国,在大败越国的当年,即公元前494年,又出兵侵陈,毁其庙屋,斩杀有病之人,占领部分国土后还国。公元前489年,即吴王赦免勾践归国后的第二年,吴国再次攻伐陈国,后见齐景公刚死,新君登基,又讨伐齐国,打败齐军。一路的胜利,使夫差冲昏了头脑,既而又连续攻鲁、伐晋,文种的话正中他的下怀,所以当即决定准备出兵。勾践听说这一消息后,心中大喜,但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自己的忠诚,他还率领越国的臣民来朝拜吴王,并带来许多珍贵的礼物。因此,上至吴王,下至军士,都得到了赠品,吴国上下一片欢腾。独伍子胥心中恐惧,但他无论怎么劝谏,夫差根本不听。可怜伍子胥满腔激愤,高举两臂,大步走出朝廷,感叹道:“唉!吴国的朝廷一定要荆棘丛生(意即国家破亡)了。”他清醒地认识到亡吴必越,据说他悄悄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齐国友人家中寄养,不想这一消息让太宰伯嚭得到了,他马上向夫差报告。夫差原本不信,但调查后情况属实,即命人赐宝剑一把,逼他自尽。可叹这一代忠臣竟死于自己的剑下!据说,伍子胥死前,曾要求自己的家人,将他的眼珠置于东门,让他看看越国是怎样打进吴国的。自公元前484年伍子胥死后,夫差身边再也没有忠诚直谏之人,太宰伯嚭更是为所欲为,政事更加昏庸。

文种的“伐吴九术”,不仅使吴王丧失警惕,大兴土木,沉湎女色,百姓怨怼,尤其是诱敌北征,耗疲民力;谀臣得势,谏臣被害,更令吴国元气大伤。再加上勾践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天灾,没有粮食,民不聊生。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上全部的精兵北上,到卫国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当时的霸主是晋定公,夫差想以武力迫使晋定公让出霸主的宝座来,而国中仅留下太子友及老弱残疾者留守。

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越国便决定出兵伐吴。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朝出手,威势可想而知了,越军一举攻占了吴国的都城姑苏,俘获了吴太子友。这次轮到吴国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文种、范蠡认为现在还不能一举将吴国灭掉,便同意了吴国的求和。

公元前480年,即夫差从黄池回来后过了两年,不见夫差有任何报复越国的行动,知道夫差在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第二年(公元前479年),吴国又发生饥荒,夫差派人到越国请求籴些粮食,越王不给。文种以为现在时机已成熟,可以再次伐吴。于是向越王建议道:“我原以为吴王将进攻我地,现在他不作战备是为了麻痹我,我不可以懈怠。昔日臣曾经预测天将弃吴,今吴国的人民已经疲劳,再加上连年的饥荒,市场上劣质米也买不到,粮仓空虚,它的人民必移到东海之滨去食蒲草和蚌、蛤蜊一类的东西。天时的预兆已经显现,人事的迹象也已看到,我们用不着再去占卜就可以决定了。王如果立即兴师与吴会战,打掉它的优势,就可以不让形势再有转变。现在吴国边境上的部队远而未至,吴王一向以不战为羞耻,就一定不等边境部队的到来,而以国都的兵与我作战。如果事情顺利,吴王从我而战,我就能占有他的土地。我用御儿(越国北部边境地,今浙江嘉兴县)的边防军打击吴中边境上的兵,它便不能来会师了。吴王若发怒而战,他将出奔逃亡国外。倘使吴王不战而和,王也可以安然取得战果了。”越王当然非常高兴,又召集五大夫商议对策,主要是在外交上争取诸侯国的支持与谅解,同时严肃军纪,然后下令:“那些有父母无兄弟的人,可前来告诉我。我有大事,子离父母之养、亲老之爱,共赴国家之急。子在军寇之中,父母兄弟有疾病的,我会把它当作是我的父母兄弟之疾病;那些阵亡的人,我会为他送殡埋葬的,如同我自己的父母兄弟死亡一样。”对于“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或“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王命者”(《吴越春秋》),也分别予以照顾和护理。再加上勾践实施文种的爱民政策后,士卒“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吴越春秋》),于是士气大振。“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国语·越语上》)。

在越军包围吴都的三年时间(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至前473年十月)内,吴王曾几次派人向越国求和,但都受到范蠡、文种等人的阻止。公元前473年十月,越军发起了总攻。吴国士兵因长期被困,已无力抵御,“吴师自溃”,越军顺利进入吴都。

夫差狼狈出逃,终为越兵擒获。后来勾践见其可怜,曾想拨三百户由他管辖,但夫差推辞说:“我老了,不能‘侍奉’你了。”于是自尽。据说夫差临死前,曾回顾自己的失败经历,又想起了忠臣伍子胥,悔恨无及,说:“我懊悔不听伍子胥的话,使自己陷到了这一步。如死者无知,倒也罢了;如其有知,我有何面目见子胥于地下!”于是,用一大巾蒙住自己的脸,自刎而死。

自公元前494年会稽之困到公元前473年十一月吴国灭亡,经过越国群臣的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尤其是灭吴后,越国的实力大增,成为了春秋末期的又一个强国,此时的越国也成了一代霸主。

然而称霸后的勾践又逐渐骄傲和专横起来。深谙世故的范蠡看出勾践此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吴越春秋》),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本想“从吴欲去,恐勾践未返,失人臣之义,乃从入越”(《吴越春秋》)。然后上书向勾践辞行:“我听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从前君王受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是为助君复仇。今仇已报矣,蠡请从会稽之罚。”也就是说以前我所以不死,是因为大王你有忧患需要我操劳,有耻辱需要我为雪耻,现大仇已报,就该我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行前,曾劝文种一同离开:“越王必将诛你,你还是快走吧。”但文种自认为辅佐越王有功,又对越王忠心耿耿,越王不可能加害于他,因而对范蠡的话不以为然。

范蠡至齐后,又给曾经赏识他的文种寄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听说天有四时,春生冬末;人有盛衰,泰终必否。懂得进退存亡而又不失其正直,是贤人啊!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而越王的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只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处乐。你如果不离去,他日必将加害于你。”文种看完此信,才开始感到害怕,又想到自范蠡去后,“计然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吴越春秋》),于是忧心忡忡,称病不朝。有人就在越王面前诋毁文种,说文种以他的谋略使君王称霸于诸侯,现在官位不加升,封地不加增,就怀有怨恨之心,“愤发于内,色变于外,故不朝耳”(《吴越春秋》)。勾践听后,开始猜忌文种。

过了几天,文种忧心稍减,上朝见君,发现勾践也是闷闷不乐,于是问道:“臣过去早早上朝,很晚才归去,日夜操劳,发愤劳作,只是为了报吴雪耻。今吴国已灭,王又有忧?”此时的勾践已是戒备之心很重,本想为鲁哀公伐三桓,但恐文种图谋不轨,只好不去,因此对文种的问话也是默然不应。

大约在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也即范蠡出走的下一年,越王勾践召见已命为相国的文种,问道:“知人易,自知难,相国你自知是怎样的人呢?”文种看出勾践要加害于他,便说:“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还说:臣自知多次进谏大王,尽言竭忠,以犯大王,必以获罪。臣不敢避死而不言,言而后死还要说。从前伍子胥在吴遭到夫差之诛,对臣说“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范蠡也说过这种话。我从今天大王的问话中,看见君王的心思了。勾践听了文种这番议论后,心中更是怏怏不乐。大夫们见此情景,也是心中惶恐,赶紧悄然离去。

文种回到家中,更是心中不安,与夫人提起此事,“吾命须臾之间耳”,后悔没听范蠡所言。再说文种退朝后,越王总是不放心他。不久,越王又召见文种,声色俱厉地说:“卿有阴谋兵法,轻取敌国的九术之策,现在仅用三术即破强吴,尚有六术还在卿手中,希望拿你的其余六术,替孤前王于地下谋划吴之先人。”赐死竟用这个理由,可见文种“九术”之厉害,说明勾践对文种顾忌之重!文种知道已大祸临头,但他恐怕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用来伐吴的招术,竟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仰天长叹:“唉!我听说大恩不报,大功不还,说的就是这个吗?后悔不随范蠡之谋,终为越王所戮。”越王赐文种一把属镂之剑,令其自裁。文种得剑,又叹道:“想我南阳之宰,最终竟为越王之擒。”停了一会儿,又自笑道:“后世之忠臣,必以我为戒啊!”说罢,伏剑而死。

一代谋臣,竟如此命运,难怪后人对于文种的死,无不扼腕叹息。蔡泽说“文种功已彰而信矣,勾践终负而杀之”,“功成不去,祸至于此”,(《史记·蔡泽列传》)深为文种被杀而叹惋。庄子赞曰:“唯种也能知己之所以存,唯种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庄子·徐无鬼》)桑弘羊更是愤愤不平:“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盐铁论·非鞅第七》)文种死后,勾践将他葬在国都之西山(今浙江绍兴卧龙山,也称府山),《越绝书》载:“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吴越春秋》也载:“种山者,勾践所葬大夫种也。楼船之卒三千余人,造鼎足之羡,或入三峰之下。”后人为怀念文种,又将此山称为“种山”。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载:“大夫文种墓在种山。越既霸,范蠡去之,种未能去。或谗于王,乃赐种剑以死,葬于是山,故名。”至于死后也有不少传闻,“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水经注》卷四十)“重山之名,因大夫种,以语讹,成重也”。(《太平御览》)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下卷也载:“越大夫文种墓,在卧龙山。种伏剑死,越人哀之,葬于山之北麓,潮水至,失其尸。今北麓有坎,相传即种葬处。”死后传闻并不可靠,但葬于今卧龙山应该是真,百姓怀念这位忠诚爱民的大夫文种当是千真万确的。

文种曾著有《大夫种二篇》、《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属于“兵权谋家”,可惜现已失传。只有“伐吴九术”,还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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