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日上三杆之时，杨山的“起杆”仪式已然结束，众人迫不及待地入席举起大碗大碗的酒以示庆祝。
聚义厅内外摆满了欢庆的酒宴，大小杆首齐聚于此，开怀畅饮。有说笑的，有打闹的，也有喝多了，拉住人不依不饶继续要灌酒的……一时间，杨山大寨成了热闹沸腾的海洋。
望着欢腾的众人，王天纵却放下了手中的酒碗。
回过头来，对“军师”马文德说道：“军师，我有一事相商。”
马文德点头：“总杆首，请吩咐。”
“从九皋山到这里，有诸位弟兄在此聚义，我们人多势众，要带好这千把号人马得有规矩啊！”王天纵发自肺腑的说到。
“总杆首真的这样想？”马文德反问到。
“嗯！”王天纵用力点点头。
“这好办！”马文德将手伸向怀中一掏，取出了一块方巾抖开之后，双手呈给王天纵说：“总杆首，我这里准备了。”
王天纵伸手接过，由头至尾匆匆默念一遍，连说：“好啊！好啊！军师，真有你的。”紧接着，他对围坐在身边的张治公、柴云升等说到：“大伙儿都看看，军师定的山寨规矩。”
方巾在众人手里依次传递，最后大家异口同声说到：“就得有个章法，要不这么大摊子怎么带？怎么打仗嘛！”
“好！既然各位弟兄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按军师的规矩来。请军师宣布！”王天纵一锤定音。
他站起身来，用大手在空中一挥：“弟兄们，请安静。我有话讲！”
霎时，人声鼎沸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王天纵大声说到：“我们今天在杨山合杆，真是兵强马壮啊，弟兄们！”大家一阵欢呼之声。
他用手向下一按，接着说：“人多了，凡事就要有个规矩。军师已经给我们制定好了，请军师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宣布！”
这时，身着长衫的马文德干咳一声，清了清嗓子，手捧方巾，朗声念到：“杨山结义，总杆首与众弟兄约法三章——第一，各杆缴获财物，统统上缴杨山，统一分配。凡私自藏匿者，杀！第二，不准糟蹋妇女，私抢女人者，杀！第三，严禁私自抢劫农民，违令者，杀！”
稍做停顿之后，他又念到：“为保证山寨粮草供应，以杨山为中心，30里以内为保护区，不得征款派粮。负责供应山寨柴草菜蔬，以牧童樵夫唱曲为号，当好山寨耳目；30里以外60里以内为半保护区，由富户供给山寨粮食，不准向贫苦农户索取，违规者杀；60里以外为公道区，以飞叶子为信，向富户商贾征收粮款，凡有抗征不缴者，杀！”
念毕，他侧身站立一边。
王天纵大声问道：“众位弟兄，可曾听得清楚？”
大伙儿齐声回到：“听清楚了！”
“好！既然听清楚了，从今儿个起，弟兄们都要照此行事，若有违反，按咱的规矩办！”王天纵说的简短而干脆。
从此以后，“杨山弟兄”依此“纲领”开始了豫西绿林的蹚将生涯，在清末民初的豫西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金戈铁马的传奇故事。
谈起蹚将生涯，我们不能不关注和探究他们隐秘的生活。
作为专以掠夺为生的刀客人群，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时，也需要有组织和纪律。在刀客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各有职守，不能逾越；为了约束成员行为，他们内部也有各种规范和章法，有赏有罚，界限分明；他们掠夺的方法很多，坐地分赃也有讲究；行动出没，还有特殊的暗号和隐语。凡此种种，构成了鲜为人知的土匪组织内幕。
从某种角度来看，“刀客”组织与帮会组织相似，都有一定“帮规”或者讲是纪律约束。根据资料记载，豫西地区的“刀客”组织内部是有纪律约束的，有的组织纪律还相当严厉，主要有《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等。
《四盟约》的主要内容是：1、严守秘密；2、谨守纪律；3、患难相共；4、与山同休。
《八赏规》的主要内容是：1、忠于山务者赏；2、拒敌官兵者赏；3、出马最多者赏；4、扩张山务者赏；5、刺探敌情者赏；6、领人最多者赏；7、奋勇争先者赏；8、同心协力者赏。
《八斩条》主要内容有：1、泄露秘密者斩；2、执令不遵者斩；3、临阵脱逃者斩；4、私通奸细者斩；5、引水带线者斩；6、吞没水头者斩；7、欺负同类者斩；8、调戏妇女者斩。
从具体的内容上看，四条盟约，最早来源于秘密社会结盟的誓词，后来被豫西绿林刀客采用；而八条赏规和八条罚规，与青红帮的帮规大同小异。从实质上分析，这些规矩都简洁而切中要害，因为他们制定盟约和条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约束和协调其成员的行为步调，保证自身生存。
一般来讲，“刀客”们在刚拉“杆子”时，规定的纪律都比较简单明了，随着队伍不断壮大，纪律条规也就逐步烦琐起来。王天纵杨山起杆时，只有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内抢劫；三禁私吞公财。后来，他对山寨的守卫、供给、敌情侦察等都作了详细而具体规定，纪律条规就烦琐起来。
当然，“刀客”组织的类型或者讲他们信奉的准则不同，他们的条规和纪律规定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在豫西诸多“刀客”类型当中，信奉侠义道义的刀客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因此，这类刀客组织的纪律侧重保证劫富济贫宗旨的贯彻，而且执行纪律比较严厉。资料记载，河南宝丰的白朗队伍规定的三条纪律中第一条就是：“专打大户老财，对贫苦人民则多方体恤，秋毫无犯”，“违者就地正法”。河南鲁山侠匪秦椒红，专门抢掠富户，不抢穷苦百姓。他对其部众派粮派款作了相应的纪律约束。有一次，秦椒红的表侄外号“海里怪”，向农民强索了一筐红薯，秦椒红知道后，数次责备。“海里怪”总是不服，于是，秦椒红亲手将其枪杀，以儆效尤。他还对部署三令五申，不许欺压穷苦百姓，无论到任何地方，只要能弄到口粮，除去供应自身的伙食之外，多余的粮食全部分给穷人。
在“刀客”制定的各类条规纪律当中，“禁止奸淫妇女”是最突出的一条，也是众多刀客不约而同约定的条规。然而，在通常人们的印象里，奸淫掳掠才是“刀客”们的行径和形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刀客”的条规和“刀客”的形象背离的这么远呢？
原因很复杂，这里分两个层次来讲。首先，讲“刀客”为什么会共同约定这样的条规？
一是“刀客”们大都文化层次较低，加之每天都过的是“刀口添血”的日子，这让他们往往有着浓厚的迷信思想，他们担心女人“阴气”太重，近了女人身会让自己遭遇血光之灾。第二个原因，“刀客”其实也讲究信誉和名声，为了维护他们的名声，也为了自身的生存，争取老百姓尤其是他们当地百姓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条规，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豫西“刀客”更是这样。据洛宁的老人讲，民国初期洛宁有名的“刀客”丁老八，对手下要求特别严，一旦发现有人有“采花”的逾规行为，就会“杀无赦”，有时甚至亲自动手行刑。素有最后一次农民起义领袖之称的白朗，严禁部众奸淫妇女。白朗的护卫兵回忆：“白朗最忌讳欺负女人，凡欺负女人的，就地正法。他令我亲手打死的，就有十来个。不管他是谁，是兵是官，只要犯了这一条，随即就打死”。
其次，为什么“刀客”组织如此严格的条规约束之下还会给人们留下奸淫掳掠的魔鬼印象呢？
第一，从“刀客”们的心理分析，大多数走上“刀客”生涯的人往往是迫不得已，或多或少都有一段“逼上梁山”的不堪回首的经历，而这或许成为深埋在他们心底的“恶之花”，报复、仇视甚至毁灭的心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一旦有机会这些深埋心底的恶念便会喷涌而出。所以，随着“刀客”组织的扩大，条规的约束力便显得柔弱而无力，很难控制“刀客”的行为，即使是白朗、王天纵等社会侠客型的“刀客”领袖，后来也难以完全约束他们的部众。有记载显示，在白朗攻下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凡年逾10岁的女子，竟无一不遭“刀客”奸污。
第二，从“刀客”的婚姻或者讲两性生活分析，“刀客”们大多数没有成家，即使有家基本上也是抛家别业的，所以他们长期独身的生活，从内心难以抑制对女性的渴望和渴求。在豫西地区的“刀客”组织内部，只有“杆首”们才有资格娶老婆做“压寨夫人”，一般的“刀客”是没有资格婚配的，所以他们长期处在性压抑的状态，一有机会奸淫女性成为他们释放性欲的“通道”。同时，“杆首”往往把抢夺女子，作为激励“刀客”们冲锋陷阵的奖赏，而匪徒由于常年不得与女子亲近，也会女人而不顾死活，这样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往往一战下来，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女子都成了土匪的战利品。但一般情况下，除了匪首之外，一般土匪都不带女子上山，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还不能在山上养个老婆，所以都就地把“战利品”“折腾”一番，然后立即扔掉“包袱”。此外，“刀客”们“刀口舔血”的日子，也形成了他们及时行乐“快活一时是一时”的心理，所以“刀客”们的生活和女人纠缠最多，要么掳掠上山，要么当场强暴，但都基本当作泄欲的工具，掠夺女性资源还往往和剥夺她们的性命连接在一起。伊川县有名的刀客杆首张治修，强抢了一户人家的母女，母亲三十五六岁年纪，女儿只有十四五岁。张治修见两人颇有姿色，色心顿起，当晚便强迫母女两人陪睡。迫于无奈，母女二人只好顺从，于是三人日夜在一张床上淫乐。后来，家人将她们赎回之后，在家人和邻里的白眼和指责之中双双上吊身亡，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在人们的印象里，打家劫舍，奸淫烧杀应该是土匪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样说，也是实情。但是，却不是土匪生活的全部。
20世纪20年代，何西亚在《中国匪盗问题之研究》一书中写道：“土匪之生活，杀人放火之生活也；奸淫掳掠之生活也；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之生活也；饿死饱死、忽苦忽乐之生活也；东奔西窜、飘忽靡常之生活也；见弃社会、不齿人类之生活也；只图利己、不顾他人之生活也；虽生存于社会，而不与社会合作之生活也；简言之，即与人类共存原则极端背道而驰之生活也。”这基本上概括了土匪生活的主要特征。
豫西刀客同样一也是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群，因此暴力抢劫、绑架勒索也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抢劫的方式和规模往往随其自身力量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小股土匪通常是从夜间盗劫个别农户、抢割庄稼、盗掘坟墓等等，开始走上“刀客”生涯；随着势力增大，其后开始上道“剪径”甚而明火执仗的在当地市场上袭击旅客，抢劫财物，勒索过境的保险费，即“买路钱”。当他们获得了足够的武器、人马，也就是由小股土匪发展到大股土匪时，他们的抢劫活动也就发展到规模更大、更加鲁莽的地步。
大股土匪抢劫，其目标一般是远处的村寨和城镇，他们的抢劫行动和计划部署，极为周密。总杆首统一调动指挥人马，各杆首听从总杆首，匪众又受各所属杆首指挥，不得稍有违忤，否则立即处死。在袭击之前，必先放内线，即先派探子分赴各地调查贫富，对抢劫地点的民户家境，地理形势，驻军情况，包括进攻路线、财家方位、欲抢财物置于何处，都了如指掌，然后飞马回报。杆首们开会研究，决定抢劫目标，做出详细分工，下达命令，有担任把风的，有担任梭巡的，有担任抢劫的，有担任接应的，并指明抢劫地点、时间，以及临时的口令暗号等，然后行动。如果顺利，一般在前半夜抢劫完毕，后半夜满载而归，回到老巢喝酒分赃；遇到敌手，他们必全力以处，解危而止。据记载：“1923年8月4日上午，从黄河南岸窜出大股土匪，约四五百人，迳行渡河，至孟县城，由南门进城，先将巡警局门岗警士打死，入局将枪支全行抢去；又到武装警察队驻处，将枪支抢去；遂将县署付之一炬，将监狱攻开，所有监犯及看守所犯人全行释放；分赴各街挨户抢劫，女校及高小学生全行拘去，共计架去一百余人；绅商之稍殷实者，均不得免。临去牵走牛马百余头，并将“肉票”财物装载大车三十余辆，从容出城，如入无人之境。”
这次大规模的抢劫，土匪事先做出了周密调查，并将抢劫目标都作了暗号。当时的《时报》登载：“据孟县公安局长某君之报告，言匪未入城时，先有乔装军队之匪到城，言有军队开到，驻扎城内。城中人以为真军队来，遂不为备。至十二点，匪队蜂拥而至，入城后即大肆抢劫，架去学生四五十人，绅商五六十人，女校学生未与其难，惟女校校长闫某与曾任宝丰知事之毕濯缨君，同时被拉去。事后调查，被劫之户，门上均画有暗记，且未破城之前，即有类似便衣军人者陆续进城，各处暗记，或系该类似军人之匪所记也”。
绑票，是土匪索取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这比抢劫钱财容易得多。首先，劫财必先了解财主钱物藏所等情况，绑架人而勒其赎命则无此麻烦；其次，暴力抢劫必须出动大队人马，绑架只须三四人或五六人，怀藏凶器，随时可干，干净利落，所以土匪多乐此为之。同时，由于财主富户有能力替他们的公子闺女付出大量赎金，所以绑票活动开始时直接对着这些人。如果土匪绑架到一户富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了一个有钱的男人，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对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定，匪首一般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而定，各有所不同。在绑架未婚少女时，如果女子要求天黑前回家，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赎回。如果隔夜再赎，婆家担心被糟蹋就不要了。因此，快票来钱最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并没有统一规定，主要根据被架者家里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不同而有变化。后来。豫西刀客昌盛之时，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要价降为三百元、百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十个鸡蛋赎票。
通过抢劫勒赎钱财到手之后，刀客们即行坐地分赃。此时，刀客内部犹如军队发饷，个个兴高采烈。分赃之多少，也有规定，即按人、枪两种股份来分配。“人股”是以刀客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定。一般说，大头目大当家、二当家可得五、六份，其次是炮头、军师、粮台等可得三四份，小头目棚头等可得二份左右，一般匪徒得一份，而新入伙又无枪的只得半份。“枪股”是按土匪入股时带来的枪支数而定，如有枪一支，即可得一股，有二支得两股，有枪十支可得十股，无枪者无股。若借用他人之枪使用，还要先向枪主缴纳四成左右的租金。由此可见，刀客内部分赃，也是等级分明，多寡不均。他们分赃的时节，也各不相同。有的平时每个杆子得到赎款后，马上按人枪股公开分账。有的则到秋后时节才开始分赃。分赃之后，刀客们多下山过年；杆首们则潜入城市，寻欢作乐，肆意挥霍。对于大多数刀客的生活水平来说，不一定比一般农民好多少。他们吃的是极普通饭菜；除抢劫分赃后，很少机会吃肉喝酒。
刀客生活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东奔西窜，极不稳定。为了逃避官兵追剿，必须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马不停蹄地转移，常常筋疲力尽，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并经常面临死伤威胁。他们不仅要躲避官兵追剿，还要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尤其是对杆首们来说，他们的日子如履薄冰，时刻要提防杀身之祸。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压力下，鸦片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因为鸦片可以治病，减轻伤痛，调节神经，尤其对刀客们高度紧张不安的心理带来安慰和自我麻醉。
豫西绿林刀客，同其他地方的土匪一样，大多数人是出于生活所迫上山落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他们之中有不少头领胸怀抱负，想干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以至于很多出身豫西绿林的将领被称为“嵩山大学”毕业。
由于土匪生活基本上是抢劫烧杀，颠沛流离，在一个又一个的险境中度过，所以他们的感情世界是苍白的，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当土匪是“犯法”、冒险的生涯，一旦有可能，他们就会洗手不干，或脱离土匪队伍，或集体接受招抚，成为政府军和军官。洛宁匪首郑夏礼，在他得势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我是土匪，土匪行为都是越礼犯法的”。在土匪的眼里，当土匪不仅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接受政府招抚是顺理成章的事。
刀客们作为一个隐秘的群体，他们不仅有独特的组织、纪律，也有着自身的行为规范系统，隐语暗号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刀客们的隐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体系，既是他们自己的习惯和癖好，又是为了维持其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而创造的交际工具。因此，凡在江湖上闯荡、在绿林中混迹的人，不了解这些隐语黑话，必然寸步难行。豫西刀客的隐语很多，各地刀客内部流行的一套黑话，一般带有地方方言特点，混杂各种俚语，因此不经指点不可能完全了解。
刀客暗语的形成，原因繁杂。其一，刀客们普遍重视迷信忌讳。由于他们过的是杀人放火、抢劫勒索的生活，“手拎脑袋过日子”。作为心理调节，他们们将一切吉凶祸福归结为天意。因此他们办事、说话，都图个吉利。每次出发抢劫之前，都要占卜算卦，根据卜卦的吉凶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说话要回避不吉利的词语，凡是忌讳的言词，都以代用词来替补。如“吃饭”、“喝茶”两个日常生活用语，就是他们忌讳的，因为“饭”与“犯”、“茶”与“查”谐音。为了回避这两个不吉利的词，豫西刀客叫“填瓤子”；再如“睡”与“碎”、“饺”与“绞”、“烟”与“淹”、“猪”与“诛”同音，为了回避这些不吉利的同音字眼，他们将睡觉称“搪桥”，饺子称“飘洋子”，抽烟称“啃草卷”，杀猪称“搬浆子”。
刀客们的日常行为姿势也有禁忌，如不准背抄手，因为背抄手和背绑着的姿势相似。玩耍时不准作跪的姿势，因为这是被抓后见官或被砍头的样子。不准将掰开的馍对着别人，因为这类似对口，土匪避讳“对口”二字，“对口”就是“对口供”。不准将筷子架在碗沿上，因为这像受某种酷刑（如压杠）的姿势或像两支架着的指向对面的枪管。土匪特别忌讳网，若被他们碰上张网捕鸟捕鱼，非立即打死不可，否则就认为有自投罗网的危险。土匪为了应付类似上述各种迷信忌讳需要，就产生了一系列隐语黑话，这是土匪隐语重要来由之一。
其二，刀客们行动诡秘。为防止敌人探知底细，创造了一套隐语，这大多与军事行动有关。他们把地方官吏称为“古子”，地方衙门称为“威武窑”，称监狱为“快窑”，称官兵为“冷子”或“风”，称警察为“蚱蜢”或“兔子”，称地方团队为“冷码”。刀客会晤叫“碰码”或“碰杆”，放哨叫“把风”，遇敌人行动迫近时，土匪就高喊“风紧”，与官兵接火对击叫“交亮”，被敌人围困叫“幔上来”，被捕叫“滑倒了”，受伤叫“挂彩”、“带彩”或“贴金”，战死叫“睡了”，撤退叫“顺水”、“滑”，赶紧撤退叫“紧滑”，等等。
其三，在其它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套习惯用语，也是刀客隐语的一个重要来由。如绑架勒赎，因为绑人目的在于勒赎钱财，故江湖上称被绑架勒赎的人为“肉票”。被绑架的本国人叫“本票”，外国人叫“洋票”，新被绑票的人叫“新票”，被绑架已久的叫“旧票”，被绑架的富人叫“彩票”，穷人叫“当票”，被绑架的男票叫“天牌票”，女票叫“地牌票”或“花票”，拘留“肉票”的地方叫“票房”，管理票房的头目叫“票房头”，用财物换回“肉票”叫“赎票”或“领票”，杀害“肉票”叫“撕票”等等。投奔绿林的人，大多要隐去真实姓名，刀客们彼此交往一般也只称匪号，除非江湖中人询问和碰码时，才用黑话报出姓氏。姓在刀客黑话中称“蔓”，姓什么称做“什么蔓”。有的姓以形取音，如姓丁就称“尖子蔓”，姓王称“虎头蔓”；有的姓氏则借用土匪黑话，如姓刘的称“顺水”。
刀客们对各种行业、人体器官、动物、天体等都有代称，时间久了就形成隐语。如贩私盐叫“走沙子”，脸叫“盘儿”，狗叫“皮子”，太阳称“轮子”等。在刀客生活中，还有一套联络暗号，多用于他们出击和抢劫活动。如傍晚集合队伍出动抢劫前，一般要打出“对码子”暗号，就是定更之后，刀客指挥部用手电筒在黑暗野地打出一点两点闪光，以灯光打出暗语，联络到某地集合。再过一会儿灯光全消失，表明刀客队伍已经集合齐整，然后鸣枪出发。此外，在逃避追捕时及各部之间的联络也都有暗号。
豫西刀客的隐语暗号，可以说自成语言体系，难以一一尽述。但是，这些普通人难以明白的隐晦难懂的暗语，的的确确是当年刀客们闯荡豫西江湖的“护身灵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