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党在全国开始推行保甲制。1934年宁夏正式实行，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以上为区。1936年进行整顿，设置联保，后改为乡镇。按照1939年统计，全省共有188联保447保5099甲10098户722808人。其中中宁县16个乡1个镇70保914甲78129人。随着保甲组织的建立，设置保丁、传递哨，各哨都设有“哨站标牌”。这种标牌二尺宽，一尺五寸高，上面画着一个鸽子，钉上一根长棍子可以立在地上。各地还组织保安队和冬季巡查队。1936年，又实行“保甲规约”，办理联保连坐切结，各家各户的户长必须在省政府拟就的规约和切结上签字画押。1938年又实行“户民联保切结”，户长要在下列切结上捺手印：
为出具联保切结事，今保得同甲户民×××，绝无做汉奸、间谍、盗匪及扰乱治安等情事，并随时同负防范搜查之责，自具结后，互相劝勉，互相监察，并随时密报，倘发现上项不法行为不密报者，凡结内联保之人，愿受连坐处分，所具切结是实。具结人×××。
马鸿逵利用保甲组织派粮派款抓兵抓伕，一户交不出全甲连坐，有一个逃兵罚五名，有人稍有不满就以“危害党国”“不服从裁制”等罪名论处。保甲长是直接骑在人民头上为蒋马抢粮抓兵的催命鬼。他们鱼肉乡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保甲长权力非常大。1936年12月，有一份《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写得明白，保甲长有清查户口、监视各户行动、稽查出入境民众、协助军队、防剿共党等职责。1940年，《服务规程》中又增添了“教诫保内居民，勿为非法行为”，“察看外来保内不良分子”，“分配督率保内住民服役”，以至“壮丁之调查登记，逃兵之检举，壮丁征集之协助，统归保甲长负责。”“壮丁征集之协助”，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是规定保甲长是马鸿逵抓兵的工具。
当马鸿逵把全省民众统统编入保甲后，进而规定人人都要办理“国民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长方形，有里外两面，详细填写每一位国民的姓名、年龄、籍贯、户长、家属、职业、面貌、身长、特征、箕斗等项。规定凡16岁以上之男子，均须“亲临各保甲”，“当面填发”，对身长、面貌、特征、箕斗“验看尤细”。身长要填明几尺几寸几分。面貌要注明五官是否端正，鼻子、眼、耳朵是否齐全，脸上有没有麻子。特征就更复杂了，瘸子、聋子、瘫子、口吃都要一一注明。至于箕斗就要一个一个地扳手指头，左手右手都要看，是个“斗”画个○，是个“箕”画个×。马鸿逵还特别吹嘘查验箕斗为最科学最准确的方法。
自从发明了这种像登记犯人一样的国民身份证之后，马鸿逵抓兵更方便了。而壮丁一旦被抓，身份证立刻就由部队收回存查，“如有壮丁逃跑情事，可向原出丁之户追索”。如果有人胆敢不领身份证，则被判为“规避不领”，仍然要被抓去当兵或被罚劳役。
这种验明指纹的身份证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的。来路不明形迹可疑者自不必说，就是来路很明行迹无疑，但不是宁夏土著者，也只能领到一张“客籍人民居留证”。客籍者，外省人也。“身份证”是长期有效的，而“居留证”只限一年，一年期满必须续办，否则就不得居留。
这种能维持一年的“居留证”还不是最差的，还有一种叫“通行证”，有效期一个月。所谓“通行证”，顾名思义，只准你在宁夏省境内“通行”一下而已，过了规定期限，你再想通行也不行了。到那时你就要升级，升到铁窗之内去居留了。
马鸿逵把“保甲制”和“身份证”当成救命的稻草，妄图以此保住他的法西斯统治，但终究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正如一首宁夏民歌中所唱的：
马鸿逵是个大富翁，又有钱来又有兵。有兵保不住生和死，有钱赎不了众人仇，倒霉在后头。
对于马鸿逵抓兵，宁夏人无不切齿痛恨。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9年，13年征了16次兵。说是“征兵”其实就是“抓兵”。马鸿逵一声令，保甲长齐出动，保安处、稽查处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母呼子、妻唤夫，难分难舍，哀号遍野。人们悲愤地唱到：
要当兵，就能行，不当兵，绳子捆。
十冬腊月数九天，水蘸麻绳红柳棍，打得满身青。
在那苦难深重的年月，多少人被抓去送死，多少人被吊打致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断肢盲眼，有多少妻子咬紧牙忍着痛切掉心爱的丈夫的手指，有多少慈祥的母亲狠着心流干泪刺伤儿子的双眼。这一幕幕饱含血泪的惨剧，成百上千，成千上万。
十几年来马鸿逵抓兵总数要超过20万人，但他们“官方”公布的数字却大大缩水了。据省政府公布：1937年征兵7645人，1938年是17630人，1939年是4363人，1940年是3028人。这四年总计征兵32666，平均每年8166人。1941年到1949年的征兵数字没有公布过，如果仍然按照每年8000人计算（实际上远远超过），13年总数在10万人以上。从马鸿逵的兵力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夕马鸿逵有步兵三个军，骑兵一个师，还有地方部队和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宁夏军队的总人数超过10万人。而在此之前的17年间，马鸿逵部队中死亡、逃走、革除以及因伤退役等总人数也不止10万人。1947年3月的《救国日报》和《评论日报》上曾刊载过《宁夏今昔》《马鸿逵在宁夏》等文章，在谈到抓兵时都认为抓兵“已不下20万”。从种种材料可以看出马鸿逵盘踞宁夏17年至少抓了20多万兵，这个数字只会少不会多。
一个只有70多万人口的宁夏省，先后有20多万人被抓去当兵，老百姓养着10万左右的官兵，这个比例实在太大了，人民的负担实在太重了。抓去当兵的又都是主要劳动力，他们一旦被抓走，家中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田地无人耕种，渠道无人疏通，粮食生产急剧下降，苛捐杂税一增再增。一人去当兵，全家没法活。
马鸿逵抓兵是无处不抓，无时不抓。家里抓，路上抓，车上抓，学校也抓；白天抓，晚上抓，平时抓，战时更抓。开始征兵的年龄为18岁到25岁，后来逐年增大到30岁、35岁、40岁，再后来是16岁到45岁，最后把15岁到50岁之间的男人统统都划为可抓之列。原来规定按每户的壮丁数三抽一、五抽二，后来变成了按每户男丁数二抽一、三抽二、五抽三。不仅抽兵的比例明显增大，而且“壮丁”改“男丁”，一字之差就把七八十岁的老人和正在吃奶的娃娃都算成“丁”，都在计算之内了。为此马鸿逵又提出什么“大配小”“小抬大”“父子合格”“老少搭配”等鬼名堂。
马鸿逵还把整个宁夏省划成了六个国民兵区，成立国民兵团。15岁到50岁的男人都要参加国民兵训练。各师长、旅长兼任地方大员，副团长兼任国民兵总队长、保甲指导员，副营长兼任国民兵中队长，排长兼任分队长。国民兵全部集中兵营训练并由纵队编为保安队，又由保安队编为正规军，整个宁夏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成了这个兵营里的士兵。
这里说的所有的青壮年，当然不包括有钱有势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官僚和反动保甲长。也有一些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比不上前一种人的权势，但是可以花钱买兵。抓兵的次数越多，名额越大，买兵的数量也就越大，甚至竟有买一连兵的。买兵的行市随着物价涨，要价越来越高，从几百几千到几万几十万。有些人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买兵，终因负担不起而倾家荡产。
马鸿逵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兹就壮丁一项言之，征集训练，已有三期，秕莠百出，扰民时闻，或佣雇充数，或贿谋规避，且或自残躯体，或举家逃匿。”“踊跃应征者少，而希图规避者多。”
在马家军阀部队里，当官的打当兵的是家常便饭，轻则揭背花、敲骨拐，重则坐牢、杀头。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申报馆有一位姓陈的记者曾来西北“视察”。途中曾目睹一个14岁的娃娃被马匪抓去当兵，因为太小就派到一所军医院里当勤务兵。有一次在行军途中，长官让他找水他没能找到，这位长官在鞭打了他一顿之后，又把这个勤务兵的右臂一刀砍断。过后还让这个失去右臂的娃娃兵，用左臂给长官行礼。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例，像这样饱含血泪的事例举不胜举。
马家兵营是阎王殿，只准进，不准出。父老子换，兄病弟替，连请假回家结婚都不行，因此逃跑的越来越多，只要有机会就逃跑。先是当兵的跑，后是当官的跑；先是一个人跑，后是几个人甚或几十个人跑。有一次马鸿逵的兵在银川北郊八里桥演习时，一个排长当场把连长打死带领全排逃走。这一公开的哗变影响很大，震惊马府。为了防止逃跑，马鸿逵接连发布命令，命令士兵上街由长官带领，上厕所要集合整队，甚至晚上点名查铺后竟把士兵的鞋子、裤子统统收集起来保管，创造了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闻。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马鸿逵采取了许多办法。派特务、搞情报，安插亲信，设置耳目，委任他的儿子、孙子担当要职，并且在军队里组织了“心范会”。马鸿逵自任“心范会”会长，强迫军官“自愿”加入，规定入会者不得加入任何党派组织，介绍人联保连坐。在“心范会”的会章中宣布该会“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以修齐治平为目的”，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军营规则”“军人规范”“平时简明军律三十二条”“战时连坐法十二条”“战时简明纪律十五条”，以及“官兵奖罚条例”（其中惩罚部分五十三条）。
这些条例和纪律中明文规定，“现在反动分子甚多，严禁官兵与人民交接，以免发生意外”，“士兵身边不准存1元以上之钱币”，“士兵书信由书记司书代写，不准在外请卜人代书等缮写”，“官兵往来函件，由主官检查后，方准发交”，“官兵读书，除规定课目外，一概不准参看违反三民主义书籍”，“遇本官长与他官长谈话时，随从之副官传事兵，应远离二十步以外，不得故意就近窃听”，“各县长接到捉拿逃兵文件时，须按保甲编制，考查逃兵户民，派委员严密捉拿逃兵本人，如本人不在家中，可捉其同胞或叔伯兄弟”。
马鸿逵还制定了《新生命》的布条条，让全军官兵一律佩戴在左臂上。他还印成了“宣誓誓词”，让各级官佐在升迁调补时宣誓。誓词中规定了五条“甘愿自杀”和五条“甘受严厉惩办”。诸如“不恪遵命令……甘愿自杀”，“对于本属官兵，约束不严，考查不周……甘受严厉惩办”，等等。他还接二连三地发表《告本军连长以上官长注意德智体三项教育书》《指示私德修养之修养令》《诫各部属改过迁善存诫去邪令》《精神教育令》《严管严教令》之类的教材，以“圣贤之道”“劝善教忠”，鼓吹“绝对服从”“军人自有铁血之纪律，决无个人之自由”，叫官兵无条件地为他卖命。
然而，不管他如何费尽心机，马家军仍然也只能是“内部涣散”“军纪废弛”，长官苟且偷生，士兵怨声载道，用马鸿逵自己的话说，官长“奸诈骄惰，习以为常，烟酒嫖赌，无所不为”“一般官兵，万恶丛生，百病齐出，潜逃者有之，自杀者有之，打伤者有之，殴毙者有之，不幸之事，杂然而来”。
马鸿逵一心想杜绝这些“不幸之事”，但越杜绝越多。他甚至下令，逃一个兵罚三个，逃一个官罚五个兵，哪里来的罚哪里，抓住逃兵就枪毙。1947年，在银川一次就枪杀了40多个逃兵。1948年袁大滩战斗，马鸿逵部队被解放军击溃，马鸿逵下令凡是在战斗中逃跑的抓住后一律枪毙。1949年，在银川东校场，他把抓来的新兵全部集中，让各营长、连长挨个指认，查看有哪些是过去的逃兵，共计查出100多人，当众毒打，哭嚎之声，响遍全城。
马鸿逵是“有军就有权，有权就有钱”的忠实信奉者。他拼命扩军，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军队，就是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一向拥兵自重，在长期的战争中，并不轻易将兵力投入战斗，害怕丢掉老本。但是，在反共“围剿”“堵截”“封锁”的进攻中，却不惜血本，倾出全力，充分暴露了他反人民的狰狞面貌。
1935年，他堵截红军长征；1936年，他抗拒红军西征的大军；1945年，他派骑兵两个旅前往包头、绥远一带，向贺龙同志率领的人民军队猖狂挑衅；1947年，他又派出十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长途跋涉参加“榆林战役”。
1947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为引诱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北上，支援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并且给下一步收复延安解除后顾之忧而围攻榆林。此时的西北战场，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主力被歼，风光不再，顾了东顾不了西。蒋介石不敢掉以轻心，乃电令绥远傅作义从北面、宁夏马鸿逵从西面出兵援榆。马鸿逵接到电令后，踌躇犹豫，出兵援榆，怕损兵折将，减弱自己的力量；不出兵，又怕违抗蒋介石命令，要受责处。再三考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即只派其整编第十八师所属之暂编第九旅并配属一个骑兵团，去敷衍一下，而主力不动。
命令下达后，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却向马鸿逵建议：“共匪善于围城打援，去的少了，会被吃掉；要去就多去些，否则不但不能完成解围榆林的任务，对整个宁夏的影响也不好。”马鸿逵听了重新考虑，采纳了卢忠良的建议，决定出动宁夏主力部队组成援榆兵团，指派时任整编第十八师中将师长的次子马敦静为指挥官，所属部队有：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所部3个团，并配属保安第二团；整编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所部3个团，并配属保安第五团；骑兵整编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马鸿逵之长子）所部骑兵3个团；宁夏省保安司令部第一纵队司令马全良所部两个团，共计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一个保安纵队，步骑13个团，还有一些炮兵和工兵部队，总兵力3.5万余人。此外，还征集骆驼1000余峰，分配各部队随军前进，负责给养运输。
马鸿逵此次决定出动主力部队援榆，并派出他的两个儿子，除了服从蒋介石命令外，还企图借此机会显示一下宁夏部队的力量，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头露面，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巩固自己宁夏土皇帝的地位。
马鸿逵的军队是封建军阀武装，最高领导权实行封建家族世袭制度，兄终弟及，父死子继，他人不得觊觎。他们的老巢是宁夏，榆林不是他们的地盘。援榆，对他们来说，既有利，也有弊；既情愿，又不情愿。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于11月6日从宁夏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一天走二三十公里，第6天才到达五道河子。蒋介石得知情况后，命令空军给马敦静投下一封亲笔信，内称：“此次援榆，关系西北大局和贤世侄父子前途，希加速进军。”蒋介石曾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换帖，按辈分，马鸿逵是侄辈，马敦静应是孙辈，此处以“贤世侄”相称，含有高看之意，马敦静看后十分高兴。恰在此时，骑十旅二十团在巴兔湾与人民解放军骑兵一部遭遇，从一位牺牲的解放军侦察员的图囊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侦察报告，上写：“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不敢再东犯。”马敦静据此认为解放军尚未发现他们的真实情况，就盲目乐观起来，一改前几天提心吊胆的窘相，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妄图提前到达榆林。
但是，马敦静高兴得太早了。
次日，即从宁夏出发后的第7天，上午10时，正行军间，骑十旅十九团团长马得英报告，该团先头部队行抵袁大滩以东10公里的野茅滩时，和解放军一个步兵排约四五十人遭遇，短时间交火后，解放军退入一个村庄。可是过了不久，解放军又出来前进，马敦静认为解放军后面有大部队接应，有可能是诱敌深入。他正犹豫间，侦察员又来报告，发现大量解放军开来，听说有几个纵队。马敦静顿时心里发怵，慌忙命令各部队停止前进，就地设防，以袁大滩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占领环形防御阵地，采取纵深配备，各据点独立作战。下午2时，战斗打响，激战6小时，卢忠良暂编第九旅营长杨发荣阵亡，连长以下300余名官兵被歼，其他各部也有伤亡。
第8天，马敦静下令各部队从黎明开始加强工事，士兵们拼命挖掘，在袁大滩周围二三十公里筑成了庞大的环形防御阵地。傍晚，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主攻方向依然是卢忠良的暂编第九旅阵地。经过一夜激战，不少阵地被解放军占领，有的部队整连整排地覆灭。
第9天，兵员损失严重，阵地实在守不住了。马敦静命令保安纵队第四团团长弓长舒率领该团次日黎明时分出击佯攻，缠住解放军，待大部队撤完后再到尔林会合。弓长舒受命后，按时带领全团猛打猛冲，确实缠住了不少解放军。可是不久，解放军就识破了马敦静金蝉脱壳的诡计，用大部队向马部追去。马家军已是惊弓之鸟，毫无斗志，队形十分混乱。恰在此时，胡宗南派来送给养的3架运输机向地面投下大量面粉袋、大锅饼、子弹箱、炮弹箱，混乱中还砸死砸伤了一些士兵，没有砸着的也顾不上什么子弹箱、炮弹箱，只捡大锅饼揣在怀里就走。剩下的都遗留在原地，补给了后面追来的解放军。尚未到达尔林，迎面来了一支20余骑的人马，自称他们是横山县的国民兵，奉榆林方面的命令，来给马家军带路，说尔林已经有了解放军，去不得，最好再向西北迂回到大、小加尔汗，从北面进入榆林。马敦静惊魂未定，就跟着这支国民兵向大小加尔汗逃去。“援榆”成了“逃榆”，于11月20日逃入榆林。
马敦静改变行军路线，慌忙中没有设法通知弓长舒。弓长舒率领所部冲了一气，在两架飞机的配合下，按照原定计划向尔林撤退。到了尔林，遇到的却是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前后挨打，全团被歼。弓长舒本人在逃跑途中被俘，袁大滩战斗结束。
袁大滩之战从战斗过程看，马家军千里而来，是疲劳之师，解放军以逸待劳，有人和、地利之优势；从战术上看，解放军围城打援，多采用夜战近战，这些都是自己最擅长的打法，可谓以己之长对敌之短；从战斗之指挥层面上看，是被宁夏人民称为“家庭大学毕业”的马家二少爷（马敦静）和横刀立马、能征惯战的彭大将军的过招。二人军事素养有如云泥，遑论经验阅历。马家军损兵折将，是意料中的事情。战事结束后，部队回到宁夏，马鸿逵认为保安四团被歼，团长被俘，其他各部都有损失，减员6800余人，折了他的老本，恼羞成怒，其善后行为十分乖张。战斗减员，战后人性化的处理，总是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属，给负伤官兵以细致周到的治疗，还要安抚失踪、被俘人员的家属，以稳定军心，安定民心，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马鸿逵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对阵亡的家属毫无表示，而且认为那些被俘者和失踪者“都是投了共产党”，对他们的家属大加惩罚：少一个官，罚五个兵；少一个兵，罚三个兵。家属不够，亲戚填补。就这样，棒打绳拴，强抓硬绑，老的四五十岁，小的才十二三岁，一共罚了数千人，编成一个新兵团，以弥补保安四团被全歼的损失。人称这个团为“讹兵团”，又叫“冤枉团”。
这个情况传到解放区后，解放军同情宁夏人民的遭遇，动员参加了解放军的马部被俘人员回去，以换回他们被罚的家属和亲戚。不料这工作也很难做，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回去。一则他们害怕回去后可能会受到马鸿逵的不人道的惩罚；二则自己刚参加了解放军，也算是弃暗投明，再回去，岂不是弃明投暗吗？三则马鸿逵素无信义，自己回去后能否换回家属和亲戚，大可怀疑。结果只有少数人愿意回去。果然，他们回去后，马鸿逵的政策是一换一，即回来一个，只能换走一个，多余的仍然不放。
对一些因病因伤掉队后无人收容而回了家的，马鸿逵命令各县县政府查出后绑送回营，以“临阵脱逃”的罪名，予以处决。整编第九旅在定边，整编第一六八旅在盐池，各以这样的罪名枪毙过数十人。
马鸿逵的便衣特务向马鸿逵报告说，老百姓背地里对“罚兵”有很多怨言，马鸿逵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法比马步芳的法还轻哩！马步芳在青海，如果一个兵投敌，就杀其全家，我只不过是罚几个兵而已。”
解放战争从1946年到1949年，只打了3年，就打出一个新中国，国民党失败得那样快，说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失民心者失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