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独立浪潮
南方浑然一体，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湖北、湖南、江西升起了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扬着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换上了光复会的五色旗。北方的袁世凯则在朝廷风雨飘摇之际，在万众瞩目之中合法地摄取了清朝大权。
1911年的10月，浙江乌镇少年沈德鸿在嘉兴中学读书。嘉兴中学的革命党人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就连教古书的四个国文老师中也有三个是革命党。学生中剪辫的很多。校长方青箱也剪了辫子，不过因为他常要去官府办事，不得不装上一条假辫垂在脑后。
中旬的一天，嘉兴中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带回了爆炸性的消息“武昌被革命党占领了”，立刻轰动了嘉兴中学。那天晚上，沈德鸿和几位教员、同学一起在宿舍闲谈，大家围着那个同学问“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临走的时候指着包括沈德鸿在内的几个没有剪辫子的同学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
第二天下午，嘉兴中学的部分学生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方面的报纸。车站本没有卖上海报纸的地方，原来他们是和旅客商量，买他们手中的报纸。旅客一下车，就被学生围住。火车站成了师生们感觉剧变的源头。后来一段时间，上海来的车少了，上海报纸也越来越难以买到，沈德鸿和学校里光头的体育教员就在车站守株待兔，等候“最新消息”，结果一无所获。那个自称脑后有“反骨”的体育教员很扫兴，拉着沈德鸿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喝酒。“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紧接着，嘉兴中学的空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领不到办学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开始在学生中流传，不久学校真的提前放假了：因为上海光复了。离校回家的早晨，沈德鸿听说杭州也光复了。等到了故乡乌镇，他又发现：乌镇也光复了。乌镇原本有驻防同知，是个旗人。乌镇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送给这位同知，他也就悄悄走了。商会随即组织了商团，维持地方治安，防备土匪，商团的装备就是那位同知溜走时原封不动留下的。
几天时间里，沈德鸿生活的浙江北部地区都换了旗帜。不只是浙江北部，神州大地都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大半个中国换了旗帜。绝大多数中国人像沈德鸿一样，没有感受到政权颠覆时的血雨腥风，平静地体味着身边的剧变。在中国神圣了几千年的朝廷和皇上，被人们迅速抛弃，大家欢呼着迎来了共和国。
第一波独立浪潮
武昌首义的枪声，犹如一声春雷，震醒了已经开始萌动的沉睡大地。它激起一阵大浪，扑向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朝大船。各地迅速响应，各级官府土崩瓦解。
武昌起义发生后12天，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宣布独立；在10月当月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和安徽。这些省份的新军中革命势力强大，清朝官员既不敢依靠新军，又怕对新军防范过严激起兵变，往往应对失措。最后，新军呐喊起义，朝廷命官一般是听到枪声或作鸟兽散或急忙转变立场，“咸与维新”了。
最先响应湖北起义的是湖南新军。
湖南与湖北紧密相连，共进会在两省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长沙的焦达峰之前就和刘公、孙武等人约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湖南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争取工作也卓有成效。湖南新军只编为一个混成协，驻扎在长沙近郊。其中的下级军官大多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等宣传鼓动多数接受了革命思想，就等在10月16日与湖北新军一起如约起义了。
遗憾的是，焦达峰等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湖北方面提前起义的消息。相反，湖南巡抚余诚格在10日当天就接到了“武昌新军造反”的警报。余诚格心中暗暗叫苦。当务之急是防止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但余诚格是个光杆司令，在湖南并没有嫡系部队。新军是不能依靠了，他勉勉强强能够依靠的只有从旧军改编过来的巡防营。余诚格对付新军的方法，比瑞澂要大刀阔斧得多：他把所有新军调离长沙，同时调各府县的巡防营来长沙布防。这一招称得上是釜底抽薪。
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武昌首义的消息。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召集新军代表开会，决议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18日，城外的炮队举火了，但因为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其他各营未能发动。起义夭折了。焦达峰等人决定24日再次发难。20日，情况突变，新军中有革命党人被捕叛变，供出了湖南起义计划。余诚格闻讯后，立即严令驻长沙新军在22日一律开赴湘南株洲，不得逗留。革命党人遂决定在22日提前起义。
10月22日晨，长沙城外一阵哨响，新军官兵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齐刷刷地冲向城内。守城军警平静地放下武器，打开城门，任由起义军长驱直入。官兵们还没冲到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大汉”两个大字。原来，余诚格见大势已去，赶紧写了一面白旗竖起来，表明态度，缓和与起义军的关系，然后趁起义军不备逃出城去，乘轮船逃往上海。如此兵不血刃的革命，顺利得连起义官兵们都不敢相信。起义怎么能连一枪一弹都不放呢？于是，有人在巡抚衙门内空放了三枪，算是宣告长沙光复。
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集中湖南谘议局开会。立宪派此时纷纷附和革命，议长、著名立宪党人谭延闿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他希望尽量不对既有秩序造成破坏，同时企图和平夺取地方政权。谘议局议员和士绅们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最后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此后，湖南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在革命胜利后，暴露出了政治上的幼稚。他们埋头组织军队增援武昌，将革命骨干扩编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革命力量空虚，只能调外地军队来接防。湖南立宪派和自私军官，趁机发动了政变：
立宪派不甘心被排除在政权之外，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就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参议院，由谭延闿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掌握决策权，将都督限制为参议院的执行者。立宪派还挑拨焦达峰和新军的关系，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来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策动焦达峰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31日，在全省各界代表大会上，焦达峰宣布取消参议院，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
也就在这一天，长沙城内发动了挤兑风潮。副都督陈作新单骑前往处理，在半路上被伏兵乱刀砍死。原来，这是从外地调来接替长沙防务的某营管带梅馨策划的阴谋。梅馨是个削尖脑袋要往上爬的自私分子，接防后要求焦达峰提升他为旅长，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立宪派乘机挑拨煽动。31日，梅馨指使一些流氓、乱军制造了骚乱，伏兵杀死陈作新后，再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军政府。当时，焦达峰还在埋首组织第二批增援武昌的军队。部下劝他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愤然说道：“不用躲避！我参加革命，凡是附和革命者，我都宽容以待。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谭人凤之言，根除乱军和伪装革命的小人，今天才遭到这些人暗算。我坚信革命必将成功，小人反复，自有天谴。”说完，他挺身走出大堂，立即被两旁射来的子弹击中。焦达峰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25岁。
当晚，梅馨迎接刚刚辞去参议院议长的谭延闿出任都督。谭延闿假惺惺地推辞一番后，接印治事。立宪派掌握了湖南政权，获得保守分子的一片支持。湖北的立宪同志汤化龙发贺电给谭延闿说：“闻公出，欣喜无量。”而在武汉前线的焦达峰、陈作新部下数千人得报后气愤填膺，扬言要返回湖南复仇。后来考虑到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巩固武汉前线而不是同室操戈，革命党人被迫接受现实与谭延闿妥协，默认了政变的结果。谭延闿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就在湖南新军起义的同一天，西安的新军也举行了起义。
西安的情况和武昌、长沙类似，新军基本倾向革命，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知道新军不可靠，又没有军队可以依靠。他能做的，就是准备将新军全部调出西安，分散到各地去。不料消息走漏，革命党先行一步，鸣枪起义，很快占领了西安城的主要部分。钱能训开枪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只是受伤而已，起义军也没要他的命，只是将他逐出陕西了事。
西安的特殊之处在于，清朝在此派驻了八旗军队。清朝入关后，在重要城市留驻了八旗军队，设置将军统帅。这些旗人，往往聚居，形成“城中之城”，称为“旗城”或者“旗营”。那些将军，则根据地名不同称为某某将军。比如统帅西安八旗军队的就叫西安将军。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过分宣传种族革命，社会上兴起排满反满气氛，起义官兵也有一些错杀、滥杀满族人的情况。这就导致满族人敌视、抵制革命，他们尽管早已不习鞍马，在起义发生时还是拿起武器与起义军对抗。这一点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在各处与起义军顽抗的多数是八旗子弟。而在有八旗军队聚居、有将军统帅的地区，满族人的抵抗就有组织，也有力得多了。
时任西安将军文瑞，是朝廷的世袭男爵，从皇帝身边做头等侍卫起家。他一方面对清朝死忠，一方面为了西安八旗子弟的身家性命着想，在新军起义后卖力地组织抵抗。西安城内烟火四起，新军节节推进，文瑞率领八旗军迎战新军。交战几个小时后，八旗军不利，文瑞身旁的亲兵被击毙多名，只好退守旗城顽抗。起义军两面进攻，战斗到第二天，旗兵伤亡惨重，弹药将尽，渐渐不支。中午，旗城被攻破，文瑞还组织旗兵巷战。最后，八旗子弟死二千多人，部下见败局已定，劝文瑞逃跑。文瑞则说：“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惟有死耳！”他口授遗疏，然后从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杀，成为地方大员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指挥西安起义的是新军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都加入了同盟会。西安光复以后，张凤翙和张益谦被推为正副统领。
陕西新军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江西九江宣告独立。
江西新军也只有一个混成协，下辖两个标，一个标驻扎在南昌，一个标驻扎在长江重镇九江，并且有炮台等配合。九江新军中革命力量强大，距离武昌又近，先爆发了起义，赶走知府后，公推标统马毓宝为都督。马毓宝其实是个旧军官，并不赞同革命，可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就被缺乏强有力领导人的起义官兵们推举为都督了。不久，九江籍同盟会员、曾担任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的李烈钧回到故乡，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参谋长，实际负责指挥。李烈钧立即下令严密控制炮台，封锁长江江面，断绝湖北清军的水路供应。长江航运截断，使清廷大为震动，更使逗留在长江中游的清朝海军供应断绝，陷入困境。刚刚脱离武汉战场的舰队包括11艘军舰和2艘鱼雷艇，在萨镇冰的指挥下顺水驶往上海。船行至九江，萨镇冰见如今人心倾向革命，便以身体不佳为由，独自离开舰队前往上海“养病”。各舰管带推举“海筹”号管带黄钟瑛为司令，宣布起义。舰队上有三名满族管带不愿附和革命，自愿领取津贴离舰回家。
九江独立后，10月30日南昌《江西民报》发行全红色的喜报，社论开头第一句就是：“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人民的雀跃之情毫无掩饰。
九江新军起义后，派出部队直取南昌。没等他们抵达，南昌新军就爆发了起义。10月31日晚，城外革命士兵缒城而入，城内新军各学堂的学生群起响应，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衙门，清朝官吏闻风而逃。只有清朝的江西巡抚冯汝骙没有逃跑，仍留在巡抚衙门中。这又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光复。
冯汝骙的心态很纠结。他一方面看到清朝失去人心，不愿意与起义士兵为难。驻守袁州、萍乡一带的军官曾密电冯汝骙，报告军心不稳，请求指示，冯汝骙复电说：“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萍乡官兵看到电文，兴奋异常，立即全体剃去发辫，宣布独立。另一方面，冯汝骙又想报答朝廷的“恩遇”，不愿意参加革命。江西独立后，各派势力要推举冯汝骙为都督。他坚辞不就，离开南昌向北而去。冯汝骙走到九江，被民军扣留，软禁在客栈。冯汝骙害怕起来，服毒自杀了。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各地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光复后难以推出能为社会接受的革命都督。江西尤其如此。人们先是推举几位新军教官为都督，后来又从九江请马毓宝来做都督，都不能控制局面。省内不乏投机分子想借革命之机，扩充势力，谋取荣华富贵，弄得江西省内混乱一时。最后还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央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才稳定了政局。
再回到北方，陕西革命后，邻接的山西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
山西巡抚陆钟琦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刚刚到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预防太原新军起义。可惜他还没想出防范措施，新军就在10月29日发难，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巡抚陆钟琦全家当时都在衙门中。陆钟琦，顺天宛平（今北京）人，进士出身，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有孝子之称。儿子陆光熙，也是进士出身，也是孝子，曾有割股疗亲之举。不同的是，陆光熙曾留学日本，倾向革命。据说他来山西，就是为了劝说父亲反正附和革命。父子俩还没交流出结果来，起义官兵就蜂拥而入了。陆钟琦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起义者不回答就开枪，杀死了来太原仅23天的陆钟琦和一名仆人。陆光熙怒斥：“你们这是做什么？”结果也被起义者开枪打死。最后，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多名仆人也被杀身亡，13岁的陆家孙子被刺伤。可见革命毕竟是流血暴力事件，爆发之时稍有约束不当或情绪过激之处便会夺人性命。陆钟琦因此成为第一位殉节的汉族督抚，加上阖门遇难，迅速被清廷树立为“正面典型”，说他“满门忠烈”。陆钟琦获谥“文烈”，陆光熙获谥“文节”，唐氏得到旌表。保守势力常常举他的例子来说明革命的破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