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已开始发展，地理大发现正在进行，商业的触角正伸向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朦胧可见，人们日益要求有一个稳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以便能安心地从事经济活动，发展生产。为此，就必须消除中世纪那种贵族纷争、战乱不断的局面，建立统一、独立的强大国家，以克服内乱、抵御外侮。这样，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了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建立的首要前提则是民族的觉醒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形成。
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民族是特定地域内的特定血缘集团成员，随着互相交往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共同特质，逐渐由松散的血缘集团扩大凝固成稳定的共同体，而不仅是有共同血缘、地缘、语言等的自然共同体。只有当民族共同体成员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体验认识到他们的同一性时，民族才会产生。
在西欧，中世纪的人处于一个分割的封建社会里，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是领地而不是其他，封建原则高于一切。人们认同于领地，而不认同于国家或民族。“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等基本上是一些地理的概念，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等也只是地域概念的人，并不表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在中世纪，只有一个基督教的大认同，大家都是基督徒；在此之下，就是领地的认同了，效忠的对象是领地与领主，并非“国家”与“国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逐步分离，工商业城市兴起，城市市民与经营工商业的中小贵族和骑士有了较多的共同利益，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他们开始关心国内市场的发展，要求限制大封建主的专横，消除分裂割据状态。他们希望国王能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逐步开始支持王权，支持王国的统一。到14世纪，随着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手工业兴起，羊毛衣料出口大增，英国人在对外竞争中越来越认识到本民族共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此时，相继出现的英法百年大战和红白玫瑰战争终于促成了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形成，对英国而言，这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当时西欧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谁先形成民族国家，谁就先强盛、先走向现代世界。英国是最早形成民族国家的西欧国家之一，由此而抢占了发展的先机。
在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只有王权是统一国家的强大力量，国王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铲除封建割据，建立专制统治。在这个时刻，专制主义是一个进步，“国王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民族抱负的核心和民族尊严的目标。”王权在维护民族自决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肩负了重要的使命，为克服贵族的分裂势力，国王和市民阶层结成联盟，创建了民族国家。这是一种以君主专制为核心、把王权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新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专制的权力保障着国家的稳定，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一种在专制君主保护下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这是专制王权的特殊历史作用。
都铎王朝的开国君主是亨利七世，他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强王权，打击贵族势力，从而使得英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与统一。恩格斯对此曾有高度评价，他说：“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国王的权力被推向高峰，此时，国王与国家合为一体，君主的权欲与国家的意志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必须具有压倒地方割据并不受外国控制的国家主权，以及超越于个人私利、集团利益和宗教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它的政治、经济利益不能受到任何的干涉和侵害，它必须保存和发展自身的国家利益。它的特点是“主权在王”，国王作为民族国家的代表，享有“绝对”的权力，是共同体的一切居民都必须服从与效忠的对象，不应受任何外在力量的威胁或挟制。可是，中世纪以来，整个西方一直在教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教皇的权威不受国界限制，他有自己的教会行政官员（主教、大主教等等），还有独特的司法权，超出各国君主权之外。因此，民族国家必然要挑战教会的权力，国王必然要摆脱教皇的控制，否则国家就不能独立，国王就成不了“绝对”的君主。这就是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动机与背景。
宗教改革的导火线是著名的离婚案。由于罗马教廷拒绝了亨利八世离婚的要求，促使国王通过一系列法令，宣布英国教会不再效忠罗马教皇。此外，他还宣布没收修道院的财产，用英语代替拉丁语传道，每个教区有一本英语圣经，使英语得到普及。通过上述举措，亨利八世在财政、司法、政治权威、文化舆论方面完全控制了英国教会，从此成了英格兰俗界和宗教界的双重首领，打破了教权至上的观念，剥夺了教皇干预世俗君主的权力，使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使国家主权得以确立，它标志着英吉利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终于完全成形。
不过，专制主义王权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同时，也可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后，继续追逐至高无上的权力，终于堕落为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1547年，亨利八世死后，英国再次陷入动乱。在贪婪和宗教狂热的驱使下，复旧势力开始排斥急进的新教主义，企图恢复亨利八世以前的天主教统治，宗教倾轧和政治斗争风云突起。年幼的爱德华六世在摄政王萨默塞特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的辅佐下，强行推行新教主义，新教权贵乘机侵吞小教堂和为提供相互扶助、慈善、传道等宗教性协会所拥有的财产，大规模圈地养羊，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新教权贵所表现出的贪婪、腐化、暴虐和凶残，激起了人民的强烈怨恨，使英格兰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1553年，爱德华六世病死。当天主教徒都铎玛丽——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的女儿即位时，就连在伦敦的大部分新教徒也特别欣喜。
玛丽恢复了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地位，不过，玛丽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缔结的婚姻，使英国沦为罗马教皇的臣属，地位相当于西班牙的一个省份，并使英国被西班牙拖入对法战争，丧失了在法国惟一的领地加莱。英吉利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对此深恶痛绝，称之为“血腥玛丽”。当玛丽于1558年去世时，伦敦敲响了欢庆的钟声。
伊丽莎白女王继承了一个危在旦夕的王位。国家贫困、衰弱和分崩离析，而且在国际上受到强敌包围。伊丽莎白首先颁布了《至尊法》和《宗教划一法》，确认女王为英国教会的至尊统治者。她采取亨利八世时的宗教组织与爱德华六世时的教义和仪式，并对英文祈祷书进行了修改，满足了大多数人的要求，使最终形成的英国国教介于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保持了一种独立性，英国国内渐趋安定。与此同时，女王迅速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和约，使英格兰从战争中摆脱出来，并使两大天主教国家承认了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女王坚持都铎朝开国以来的基本国策，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商人和海盗参与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使英国逐渐朝着海洋帝国的方向发展。1588年，英国在反对西班牙商业霸权和海洋霸权的战争中，一举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吉利民族国家终于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英国第一次作为欧洲大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显然，都铎王朝的几代君主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民族任务——统一和创建民族国家，他们的统治是英国勃兴的关键。由于他们把握了英国民族国家发展的机遇，始终把专制王权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对内镇压封建贵族的叛乱，对外打击西班牙和法国的竞争，排除罗马天主教的干涉，英国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鼎盛的黄金时代。经过一百年的起伏跌宕，时而吉星高照，时而险象环生，到16世纪末，英国终于在风雨磨炼中悄然崛起，出现了生产发展、贸易发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艺术辉煌的繁荣景象，从一个三流弱邦一跃而成为欧洲一流强国，迅速站到了走向现代化的起跑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