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华盛顿总部的员工超过100人，以此作为一个运营中心将其他的计划联合起来，在贸易、能源政策和政治转型方面进行合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成立于1993年，它的规模和类型在该区域内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的指挥工作人员包括40名俄罗斯人和1名美国人，莫斯科中心因其谨慎、独立、高质量的分析已在俄罗斯成为众人皆知的品牌。2004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首次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通过2005年与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合作计划，使其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扩张。在2006年末，该合作计划有5名工作人员，包括3名来自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高级学者，此外还同其他5家主要的中国机构建立了研究合作关系。2010年，卡内基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卡内基清华中心。2006年，该基金会在贝鲁特建立了中东区办事处，由一名杰出的中东学者和政策专家保罗·塞伦领导。该中心与华盛顿总部活跃的“中东计划”和该地区及欧洲的机构进行密切的合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07年春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办事处，旨在为欧盟各个机构和国家政府内的高级决策者提供一个多边政策论坛。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充分利用其在华盛顿的全球网络，以及在莫斯科、贝鲁特、北京的主要区域研究中心的资源实施了很多项目，从政策研讨会到在欧洲进行协商，以此与当地有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活动中融人更多的欧洲成份。
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人员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新闻界、法律界和公共事务领域，拥有不同学科的深厚资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该基金会的专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听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
除以上途径，基金会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认为“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控制各种力量以影响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已经降低。和平的愿望主导着各个大国，但破坏稳定的冲突还在加剧。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长，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融人国际市场和被拒该市场大门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我们仍然面临着强权政治和传统的安全威胁，但全球化趋势中复杂而不时出现的冲突性影响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法则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许多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向非国家性的角色转移，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和犯罪联盟。这些重大的变化对国际的安全和人类的福利有深远的影响”。
这也正是卡内基基金会当前研究和工作日程中的主要内容。
卡内基基金会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全球性政策项目(The Global Policy Program)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的全球化过程对现有政策的挑战。它的研究项目涉及诸多领域：民主与法制、防武器扩散、国际贸易，以及美国的全球角色。这个项目重点将全球政策的最新议程与传统安全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并推动新的政策对特定的跨国问题作出回应。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Program)是在冷战结束后，卡内基基金会为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加强自身建设而加以扩展的。该中心致力于知识分子间的自由交流，并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了享有盛誉的中立论坛。
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基金会的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Carnegie Chi-naNet)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卡内基中国透视》( Carnegie China Insight Monthly)电子月刊利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人力与信息资源，提供对当前中国问题客观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传统基金会专注于企业自由竞争原则，有限政府理论以及拓展个体自由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研究……”
这是写在传统基金会宣传册前言中的一段话，它集中地概括了这个机构的性质和研究范围。传统基金会创建于1973年，旨在以“自由企业、有限政府干预、个人自由、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以及强大的国防”理念为基础，制定和推广保守的公共政策。通过全方位的战略传播，传统基金会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以下主要对象：美国国会议员、国会的关键工作人员、执行机构的决策者、新闻媒体、学术和公共政策团体。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思想库之一，同时也是政策倡导型思想库的代表。它的研究成果很多被作为政策纲领应用到历届政府的内外政策中。
1973年底，科罗拉多州大啤酒制造商约瑟夫·科尔斯(Joseph Coors)出资25万美元，帮助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艾德温·福尔纳(Edwin Feulner)建立了传统基金会，并于1974年正式运行。传统基金会的成立目的是为国会提供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研究，为国会提供代表保守原则的数据、事实和健全的论点。
1977年，艾德温·福尔纳成为传统基金会的领导者，并组建一个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团队。在他创立的资源库中还吸收了无神论和自由主义，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保守政策组和专家的网络。多年来，资源库逐渐发展，拥有包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2 200多名政策专家和475个政策团体。艾德温·福尔纳是一位高学历人才，拥有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
尽管开始时，传统基金会的发展较慢，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今天，基金会一直保持平稳快速的发展，到1980年代，传统基金会的成员已经达到40人，每年的运行支出翻了两番达530多万美元。80年代后半期，传统基金会为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新总统里根施政量身定做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是一份投入25万美元巨资和250多名研究人员耗费一年心血完成的宏篇巨作，该报告为里根详细地勾画出了一个“保守政府的蓝图”，它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内外政策，终结了盛行长达48年的自由政策。到1985年，里根执政中期，传统基金会的预算已经增长到1 150万美元，人员达到100名，并且整个机构搬进了新落成的基金会办公大楼，时任副总统的布什也亲自前来为传统基金会剪彩祝贺。里根下台后，传统基金会依然在不断扩大。1995年，基金会的年度预算超过了2 500万美元，研究人员达到150名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府保守思想库中的大佬。目前传统基金会拥有近200名正式员工，其中研究人员100多人，经费达到近3 000万美元。
传统基金会能够在美国上千家思想库中脱颖而出，成为保守阵地上的领军人物，并非偶然现象。传统基金会从成立之初就具有了其他思想库所不具备的独特特点。在思想库的发展历史上开创了新的一支流派，并引导了思想库发展的潮流。
传统基金的创始人之一艾德温·福尔纳在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传统基金会的作用和目标要有别于以往建立的思想库组织。他提出：“我们的角色是力争影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影响国会，其次是政府机构，再次是新闻媒体。”相对于其他思想库的沉默寡言，传统基金会想尽千方百计将他们对时政的态度和反应及时地传达给每个国会议员，这是其他许多思想库所无法做到的。福尔纳一直将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战场”，一个打赢“思想之战”的战场。他认为传统基金会的责任和目标是要使美国重新回归到保守主义的路线上来，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要与影响华盛顿的其他思想库展开激烈的“思想之战”。为此，思想库招募的研究人员并非像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委员会那样多是些美国当代一流的学者、专家或者退下来的政府高官。传统基金会的确有一部分这样的研究人员，但更多的则是些有能力的年轻硕士、博士，他们在某一政策研究领域有很扎实的功底，可以很简明且准确地对特定问题提供分析材料。基金会盛行着这么一句口号“我们不去赊购信誉，我们要自己树立信誉”。此外，与其他思想库不同，基金会很少雇佣辅助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专职研究者，这保证了传统基金会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传统基金会也一直拥有广泛的会员基础，这些会员遍布美国，人数多达20多万人，他们所捐赠的资金每年都占到基金会收入一半以上。同时基金会避免过度依赖某几个大的捐赠人，因为这是有教训的。曾经有大公司老板因为不赞同基金会支持贸易自由化而撤销了一笔数十万元的赠款，使基金会短期内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很多人支持基金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国会经常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违反原则，但传统基金会从来不会因为大的捐赠人而在原则问题上有所动摇。传统基金会从不接受政府的拨款，这是众多人捐助、支持基金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基金会一直认为联邦政府规模过于庞大，在开支上铺张浪费，因此不断批评联邦政府。如果接受了联邦政府的拨款，基金会则无法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没有政府财政的支持，基金会依然保持了稳定的财源，30年来，个人对基金会的捐赠始终稳定在47%左右，另外其他的收入比如大公司捐赠、基金捐赠以及投资收益等等，也为传统基金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2009年，曾担任布什政府劳工部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卸任后加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资深研究员。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它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加强了与政府的密切合作，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加影响。
美国企业研究所于1943年由摩根财团控制的约翰斯·曼维尔公司董事长刘易斯·布朗创建，原名美国企业协会(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1962年改为现名。它自称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学者、新闻界和公众提供对国内、国际问题的客观分析”，主要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向国会兜售维护企业界利益的言论，宣扬自由市场思想。该所在成立后的20多年里，实际上是资助它的公司的附属机构，并不为人们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威廉·巴鲁迪任所长后，才开始改变该机构性质，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除经济政策研究外，还增设了社会和政治研究、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与此同时，研究所还大量出版、发行其研究成果，产泛宣传其主张，陆续与30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媒体建立沟通渠道，竭力扩大影响，并一跃而成为主导华盛顿政客和媒介立场观点的主要声音。尤其是尼克松、福特政府的20多名高级官员加入该所后，使该所大为得势。里根竞选总统期间，该所20余名研究员和学者为他充当顾问；里根当选总统后，这些顾问有不少被任命为政府重要官员。该所曾积极为里根政府出谋划策，成为了里根的重要智囊团之一，对里根政府制定各项政策，尤其在经济政策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主轴包括：经济政策研究、社会及政治研究、外交及国防政策研究。亚洲研究计划的重点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台湾民主化与两岸关系、朝鲜军事威胁与朝鲜半岛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等。目前，研究所还增加了全球环保政策、美国国防组织改革、美国外交政策重新界定等研究项目以及亚洲、俄罗斯、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区域研究。
美国企业研究所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与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等以保守著称的研究机构有密切联系。它也是美国近年崛起的“新保守派”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共和党人的新论坛”之称。从1974年开始，“美国保守同盟”为了凝聚保守政治力量，拟定每年年初在华盛顿举办“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美国企业研究所成为其中重要成员，与传统基金会一道肩负起推动共和党更趋“保守化”的重任。近年，随着其知名度提高，为了标榜自身是“无党派的组织”，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它也吸收了部分民主党人士，但这些人士绝大多数是民主党的保守派。因而，其立场虽有向中间靠拢的趋势，但仍未改变其保守派思想库的本质。
美国企业研究所有专职研究人员50人，外聘100多位各界名士从事研究工作，还有30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其经费最初主要得到摩根、梅隆等东部财团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