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作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r，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8)。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将知识分子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队伍力量。解放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对知识分子的阶级进行了认定，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1984)。而同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政策也确实解放了知识分子的言论权。但之后不到一年，中国领导人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认为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领导人又通过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将很多社会知识精英“打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水平被视为政治的累赘而不是资本，白领阶级并没有像其他社会一样一直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和职业声望。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大部分社会知识分子几乎被打压到社会底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乏存在掌握理论知识与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不少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但是那些专家只能从事依附于政府的政策解释性研究，而且研究结论必须始终严格与党中央和政府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这样做是当时知识分子保持经济与生活处境的唯一办法，一旦被别人寻找到自己研究观点与党中央和政府的细微不一致证据，就很难逃脱被“扣帽子”从而被“打倒”的命运。
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中国不可能出现或存在真正影响政策决策的思想库和学者。
多元化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库尤其是官方思想库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民间思想库也得到一定发展。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特定的政治事件和由此带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处于多元化发展中的思想库一度停滞，但是，这一时期为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面对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相继建立了许多官方思想库。
1981年，国务院先后成立了四个研究中心，它们分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进行重组并发挥重要的政策咨询功能。另外，各级政府在不同层次设立了政策研究机构或者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官方思想库网络。
这一时期思想库的职能主要是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规划提供智力支持。其政策观点更多的是基于实际操作，而较少出现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弊端的研究。从研究领域上来讲更多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如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不久，就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的设想，组织了500多名专家，从战略的角度对“2000年的中国”进行了研究（刘雪明，2001）。
这一时期不但官方思想库充分发展，民间思想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民间思想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该所被一分为二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北京社会和科技发展研究所，以及1989年由一批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社会经济所接管的报纸《经济学周报》新一期《致读者》表示：“《经济学周报》代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的社会力量，表达思想，维护权益，提供帮助！”而几年以后，该报已经享有“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美名。另外，社会经济所还承担并完成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政府人员评价系统研究。最后，社会经济所发展成为在北京德外双泉堡所址拥有60间房，约1 000平方米，拥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49人，兼职研究人员100多人的大型研究机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述三家机构总共以合作出版或编委会组稿方式编辑出版发行的各类出版物约500种左右。
平稳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长达两年的沉寂，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而新的一代思想库也开始兴起。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也更加开放。各种类型的思想库也不断涌现。这一时期，大学附属型思想库得到充分发展，中国思想库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附属和民间思想库共存的局面，但是民间思想库无论在数量、资金还是影响力上都处于边缘。
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纯民间的、私人政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发起人一般都是原事业单位型思想库中已经获得了一定成功和声誉的专家，为了自己思想上的追求和信仰脱离了原单位的束缚，开设属于自己的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1993年成立）、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88年成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2000年成立）都属于这类机构。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大学附属型思想库开始高速发展。国内重点高校纷纷依托高校研究力量成立研究中心，从海内外吸收大量政策人才，中国的大学学者开始积极介入政策研究领域，开始对中国政策发挥着影响力。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成立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中心，如清华大学的国情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等。其中应当特别指出那些海外归国的学者在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研究机构，它们一方面拥有相当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也拥有海外资助。如附属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由林毅夫以福特基金会提供的种子资金创立的。
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思想库更具有独立性、影响力和国际视野。大部分机构的研究经费虽然还是主要来自于政府，但那并不意味着思想库的专家不敢表达不同于政府的观点。不同思想库对一些政策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有研究表明不同思想库就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积极参与不同观点的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贸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石油大学等的专家均参与了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旋转门”现象开始出现在中国智库界，专家治国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朱镕基，他在改革刚开始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最后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另外，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库尤其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决策和情报分析的重要部门，同时它们也成为中国官员与国外专家之间日益重要的纽带，承担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功能。
战略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才是新的竞争点，而思想库作为创新思想的源泉是“软实力”竞争的关键。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矛盾显现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最高领导层更加强调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对智库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应该说，21世纪初至今，中国思想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国际化发展的时期，中国思想库不但要影响中国政策，还要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发挥中国的软力量。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力发展思想库，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被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月都进行集体学习，邀请专家学者到中南海讲课。从2002年12月26日第一次学习起到2010年12月3日，中央领导已进行了68次集体学习，其中十六届政治局集体学习44次、十七届政治局集体学习24次。讲课的专家学者大多是来自官方智库型的研究机构。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同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
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办好社会科学院”。2008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分别就政策咨询和工程咨询工作提出要求，希望政策咨询和工程咨询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供更多更好的政策建议，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2009年6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要求，“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长期发展需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储备性政策研究的主要机构一思想库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9年7月初，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旨演讲中认为来自许多国家的思想库、学术机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方面的代表，共同研讨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和展望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很有意义。在此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会见了出席全球智库峰会的外方代表。这些举措，凸显中国困家最高决策层对决策咨询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
除了政治层面的战略重视外，中国思想库业界也开始主动寻求发展与合作，2006年11月和2007年7月，中国智库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智库论坛。2006年首届中国智库论坛推出了“中国十大著名智库”和“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智业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国内著名官方、大学附属思想库都榜上有名。
这次论坛标志着思想库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思想库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不足：民间思想库数量少、影响力缺失。
此次论坛之后，思想库的独立性问题一时成为知识界讨论的焦点。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政府也迫切需要思想库独立的思想和建议。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官方思想库开始寻求改革和转型。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一家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担任执行副理事长，汇集了中国政界、商界、学界力量，有5亿人民币基金作为强大后盾的思想库。其目标是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思想库参与政府决策、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全球舆论影响力拓展的强烈渴求。
这一时期，中国智库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是中国智库的黄金时代。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随着以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和“全球智库峰会”的成功举办，“思想库”不但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汇，而且也逐渐真正成为政治决策、政治传播、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第四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
目前，中国思想库在数量上应该说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创新能力却相差甚远。与美国思想库的强大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权相比，中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相对还很弱小，国际话语权也相对缺失。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今世界都极不相适应，同时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诚然，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的产生依赖于其生存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国思想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模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其运行机制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从而寻找到一条提高中国思想库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中国思想库现状目前，中国思想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官方和大学思想库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无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以官方思想库为主，但是独立思想库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体上没有形成官方、大学、独立三种思想库模式的互补机制，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独立思想库作为介于官方和大学思想库之间的一种模式，其影响力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目前，独立思想库处于发展初期，无论其数量还是其影响力都非常薄弱。
他们在中国社会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批评政府、传播新思想、教育公众的功能，而不是影响政府决策。
第三，自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一些个体学者来实现的，思想库作为一个机构，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影响力机制和品牌声誉。另外，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思想库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