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众舆论有限影响力的观点，自由主义学者们通过对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公众反战运动的舆论研究，对阿尔蒙德李普曼一致论提出了挑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公共舆论是理性的和稳定的，应该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公众舆论与公共政策是一种呼应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舆论，而政策制定者也重视来自公众的舆论。罗纳德·辛克里作为里根政府的成员，根据其亲身经历指出，民意测验所反映出的公众舆论扎根于总统决策的全过程。布鲁斯·拉希特对政府军备开支水平和公众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清楚地表明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着呼应关系(Philip Tetlock，1998)。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对公众舆论具有政策影响力这一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只是对于公众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理性的民意，并且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哪一阶段产生积极的影响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肯定学派指出了民意对社会管理的目标起着决定性的定位作用，而怀疑一否定学派将重心落在社会公共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总之两种学派都指出了民意与社会管理所构成的整个链条中的某一个重要方面（韩运荣等，2005）。公众影响力的产生受到决策背景、问题领域以及信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公共政策舆论场”内，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公众舆论受到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塑造，但毫无疑问，公众舆论是一个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例如，1964～1965年，林登·约翰逊决定介入越南战事是因为公众支持，后来又由于公众舆论反对慢慢撤了出来。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布什总统是得知有公众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作出决定出兵打伊拉克的。在美国国内政策方面，我们也能看出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影响。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民登记法”
都是在公众舆论倾向于解除种族隔离、支持民权运动的形势下通过的。1973年最高法院认可堕胎行为合法，这个决定是经过十年公众舆论反对声渐小的情况下作出的。70年代初，美最高法院认定“死刑”不合宪法，后来因公众舆论反对，遂又裁定“死刑”合法。美国公众舆论不仅制约政策的制定，有时还促使某些政策的实施或者搁浅。克林顿政府1994年的医疗保障改革计划就是在一片公众舆论反对声中搁浅（罗曦，2007）。
公众舆论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实际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是由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定期举行的选举使得美国选民有机会对领导人的行为进行直接的舆论表达，这种舆论决定了领导人能否当选。而已经当选了的领导人因为面临下届任期的选举，所以会一直关注选民的意见，在作出任何决策之前评估公众舆论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由此简单归结为政府根据公众舆论制定政策，而是两者的互动关系在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领导人既要代表民意，又要操纵民意。美国国务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成立了信息处以引导民众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对公众舆论的了解和引导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程序的一部分。二战以后，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纷纷建立，新闻媒体也不定期进行公众舆论的调查。在当今美国公共决策中，公众舆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宏观和方向性的。
思想库与公众舆论的呼应关于思想库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从阿尔蒙德舆论理论的视角是一种精英舆论与普通公众舆论的关系。在“公共政策舆论场”内，思想库与公众舆论的关系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公众舆论是思想库的目标受众之一和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工具，思想库作为舆论精英塑造并引导着公众舆论的内容和走向；第二，公众舆论为思想库的舆论生产设定了宏观的框架和范围，思想库反映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与精英舆论的融合将会产生巨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第一，思想库塑造了公众舆论的内容，引导着公众舆论的走向。思想库对公众舆论的塑造和引导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功能，使得思想库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影响公众舆论。对于公众舆论的主体而言，他们是群体庞大的普通公众，由于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限制，他们大多对公共政策问题缺乏兴趣和了解，他们主要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相关信息。在自身缺乏对公共政策理性判断的情况下，因为思想库所代表的专家地位和独立性，使得这些公众更容易信任思想库所倡导的舆论。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危机事件、外交政策问题和一些与公众实际生活距离较远的国内政策问题上。
比如说，对于美国的军备控制问题、导弹防御问题以及反恐战争问题等等，可以说完全是由思想库的专家们来确定出具体问题和政策框架。2008年底，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发表了《2009年核态势研究报告》，报告列出了奥巴马在政府过渡阶段、就职后100天内和第一年中应该就“核战略调整和核力量发展”做的事项。报告发布后，纽约时报、美联社、CNN等媒体一致认为，此报告是奥巴马政府打造“新核力量”的指南。①面对这一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完全陌生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成功的塑造了公众舆论。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民意是托马斯·戴伊所指的“自上而下制定出的民意”，只是具有数量上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是思想库用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有力的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舆论完全被思想库所塑造和引导，在公共政策的大的框架、方向上以及一些与公众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公共舆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第二，思想库反映并引导公众舆论。总的来说，公共政策舆论的生产是由思想库来主导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专门知识和信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库不考虑公众舆论。思想库进行舆论生产时首先要顾及大原则：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一些与社会大众密切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上，如社会福利政策、保险政策、教育政策、税收政策等等。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即使最普通的公众也有自己最实在的亲身体验和具体的要求。因此，对于这一类的政策问题，思想库在进行舆论生产的时候，通常通过实地调查和民意测验等信息渠道事先了解 公众舆论的倾向，（资料参见联合早报，透视奥巴马左膀右臂的智囊。http：//www. chinanews．com. cn/hb/news/2009/06-02/1715895．shtml.）对公众舆论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然后再进行具体的政策研究。思想库的舆论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舆论，更准确一点说，思想库的舆论产品是在反映公众舆论基础上的更加理性化、具体化的舆论。这样的舆论产品更容易与公众舆论产生强烈共鸣并且为政策制定者所采纳。
以美国进步中心提出的“进步性增长”(Progressive Growth)方案为例。2007年11月，美国进步中心发布了《进步性增长：通过清洁能源、革新与机遇扭转美国经济》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着五大挑战：当前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正在减弱；美国经济依赖于高碳能源体系，全球变暖威胁经济资源；美国国民对未来充满恐惧，社会流动性不断减弱；全球化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在世界上留下了严重的贫困问题；布什政府的军费透支遗产和有限的财政收入使美国将来的投资面临风险。报告认为，“进步性增长”是解决五大挑战的最好途径。
实现“进步性增长”的核心步骤包括：(1)促进美国向低碳型经济的转变；(2)刺激变革，促进生产力增长，创造就业机会；(3)促进经济安全，增强社会流动性，为国民创造经济上升的机会；(4)创造一个使不断增长的全球中产阶级增收的良性循环，为美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未来的消费者；(5)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保证国家的进步性投资。美国进步中心的这项政策建议显然建立在美国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为美国每一个家庭考虑。美国进步中心也声称“这些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观点，将有效地指导进步人士管理国家，实现所有地区经济增长和国民整体收入提升”。因为有了巨大的民意支持，进步中心的这些政策建议目前正成为奥巴马政府所具体实施的方案。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舆论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公众舆论也受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精英舆论以及政府舆论的影响，有时甚至被左右。但是，从政治结构看，美国的公众舆论比其他国家能够更容易地介入政府决策。美国政治体制的集约化程度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比较弱，社会舆论相对开放，以及国会在政策领域的巨①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电子版，袁华杰，王鹏权：《进步性增长：新罗斯福时代，还是回归中间路线》。
http： //ssic. cass. cn/yb./29/3-1. html.
大权力，使美国成为政策方面最为分权的国家，这些都使公众舆论有很多机会和渠道去影响决策。
通过这一章的分析，我们明确了美国思想库影响力是其在“公共政策舆论场”
中通过与其他舆论因素的互动而形成的。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存在着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等多个舆论生产和传播的中心，而思想库处于“舆论聚散核心”的地位。思想库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目的就是通过独立、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提出创新的思想，从而影响政府舆论和其他舆论。利益集团既属于阿尔蒙德所言的“关注公众”又是舆论传播的渠道之一。利益集团的主要工作不是生产思想，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为特定集团争取利益。公众舆论所反映的是普通公众的意见，具有量的优势，可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因而成为其他各种舆论主体试图影响和引导的对象。而大众传媒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是各种舆论得以大范围传播、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以及作为舆论的放大器、塑造者和引导者。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美国思想库具有其他政治行动体和影响因素所不可替代的“舆论聚散核心”地位。
美国思想库所具有的舆论地位是其发挥影响力的基石，但是在数量众多、竞争激烈的美国思想库市场上，要想把“专家”知识转化为“政策”权力，实现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诉求，还必须依靠全方位的影响力策略，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影响其他舆论因素，从而最终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接下来一章就是要详细论述美国思想库如何进行影响力的传播和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