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大多数议会制度，美国的内阁部长们并不是完全由议会的政党会议产生，高级部门官员也并非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有许多途径来获取这些政府职位，很多的职位在政府换届时需要填补，还有一些前政府官员从政府部门轮换下来但希望继续涉足政策制定。智库天然地适合这样的美国政治体系。”
美国历届政府都大量依赖思想库学者来填补高层职位，例如卡特总统曾吸纳了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数十位成员在他的政府任职。里根总统大量使用了较为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当前危险委员会和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人才库来实施其政策议程。奥巴马政府组阁之后，布鲁金斯学会进入政府从政的有30多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进步中心等也都有大量学者进入奥巴马政府。2007年成立于华盛顿的小型思想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有超过十位政策专家获得奥巴马政府与外交安全相关的职务，如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提供的这个桥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的智库学者们成功的将知识转化为了权力。
每当新一届总统上任之际，除了一大批思想库的学者进入政府之外，同时也会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员进入思想库从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担任财长的鲍尔森离开政府之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原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进入传统基金会担任荣誉研究员。原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东亚主任丹尼斯·怀德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曾于2002～2006年间任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的包道格博士，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美国思想库之所以乐于聘用这些前政府官员，一则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在政府内任职的经验和见识；二则也有利于思想库在政策领域的公信力；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再次将知识与权力进行转化的环境和平台。
在美国思想库里，除了大多数资深学者和前任政府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精英，他们把思想库视为一个通往白宫或者国会的桥梁，试图在这里积累政策经验和人脉，从而成长为明日的政治明星。美国思想库作为一个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摇篮，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比如传统基金会的“青年领袖计划”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面向年轻精英的会员项目都是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政策人才。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是从对外关系委员会崭露头角，从而成为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政治人物。
在“知识”与“权力”的转换过程中，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桥梁功能赋予了其本身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舆论力量。
推动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作为一个专业术语由美国塔弗兹大学教授埃德蒙德·古利恩在1965年首次提出，是指那些“在外交政策形成和执行问题上影响公众态度”的做法。①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的外交行为。而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已经从政府拓展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思想库、利益集团、媒体和普通公众为主要行动主体的外交行为，而思想库在其中凭借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作用。
目前，由于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紧迫性议题以及若干国际事务必须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思想库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库就某些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有时会成为在幕后推动双边关系的“助推器”。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在访华之前，通常都会选择一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思想库进行前期的演讲，并且选择一家思想库来打前站。思想库则带着访华的一些议题与中国各方面进行接触，试探中国的态度，在掌握了各方情况后，为美国政府的决策作充分准备。（ The Murrow Center quote comes from the web site " 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page http：//www. pub-licdiplomacy. org/lhtm.）
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等，在会前一起谈论了此次访问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形成备忘录，为双边关系提供政治和外交参考。之后克林顿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不’提法，就吸取了双方思想库商讨的结论（陆洋，2005）。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在佐立克公开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鲁金斯学会就拿到了佐立克的演讲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佐立克的演讲发表后，“利益相关者”一时成为热门术语，并带来很多不同的解读。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派高级研究员到中国与相关机构接触，向它们做解释工作，同时听取中方的反应。2005年12月8日佐力克与戴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会谈前，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研究人员到中国，与中方的研究机构进行了会谈，中美两边的智库后来分别把会谈结果向戴秉国和佐立克做了汇报，使得战略对话进行得非常成功。
2009年4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的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以“中美战略及经济对话的结构与形式”为主题的研讨会，参加者有中国的著名学者和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以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副主任、美国国务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秘书、美国财政部部长政策顾问等。（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研究员，笔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打一个前站，就讨论议题和相关合作进行事先的非官方途径的沟通。
除了充当“助推器”之外，美国思想库还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和对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来承担一种更加积极的第二轨道外交的角色。
以西藏问题为例，在中国政府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集团之间的对话多年来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达赖集团在海外的活动又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情况下，自2005年至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多次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主要成员进行沟通、对话。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也组织专家学者们与中国的思想库：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现代国际研究院的学者们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流，提出政策建议。2007年10月中旬，在美国前总统布什授予达赖国会勋章前夕，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组织专家学者再次与达赖及其代表进行内部交流、对话。（笔者当时作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访问研究员参加了此次会谈）此次会谈之后，布鲁金斯学会把政策建议和会谈内容呈交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布鲁金斯学会以非官方身份介入西藏问题，“所希望承担的就是一个官方之外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平台。”①试图积极推进中国政府与达赖流亡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的对话。
除了布鲁金斯学会之外，其他更多美国思想库也把自己的权限扩展到积极参与预防性外交、冲突处理和解决争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把南非重要的政治家、牧师、商人、劳工代表、学者和流亡的自由派人物，与美国国会成员和行政机构的官员聚集在一起。这些持续了八年多的聚会，帮助美国在微妙的政治转折期对南非的未来增进了了解。同样，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一项以改善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关系，调和和沟通以色列宗教世俗的分歧，推动希腊和土耳其对话为目的的计划。
通过推动公共外交，美国思想库从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不具有政策合法性地位的政策研究机构，成为一个对国内、国际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机构。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公共外交功能有巨大的潜力来使缺乏沟通的国家之间、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和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建立和平、达成和解。思想库或者可以作为美国政府努力的补充，或者可以作为当美国官员介入不可能时的替代者。
通过这一章的分析，我们对本书的研究对象美国思想库及其影响力有了较为清晰、深入的认识和把握。美国思想库是为促进政府决策的最优化而诞生的，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利益和公共利益。（引自笔者2008年1月16日在华盛顿对时任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主任，现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杰弗里·贝德的专访。）
美国思想库通过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推行公共外交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完善，美国思想库不但对美国公共政策和舆论具有强大影响力，也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走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接下来，本书将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