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春节。我喜欢这个“又”字，因为它意味着在一件事上，我和沈弥已经共同经历过不止一次。窗外鞭炮声的高低总会和春晚节目的好坏成反比，有时鞭炮声停下来，会有那么一星半句的俏皮话蹦到耳朵里。其实都是挠人胳肢窝的句子，但看着沈弥笑得开怀，我竟然也觉得它们不那么招人厌烦了。
没有要去拜访和上门拜访的人，正月初一我们就恢复了正常生活。沈弥每天塞着耳机闭目养神，我就窝在他的屋子里写论文。起初他总把我往书房赶，说那里宽敞舒服，可我只想赖在他卧室里那张不大的桌子旁边。渐渐地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在我抱怨写累了的时候分一个耳机过来，让我听他喜欢的歌，还有他喜欢的章节和段落。
四月中旬，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学校里退休了一批教职工，其中包括政治崔老师。我清楚这件事可能会带来什么，可我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过，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事实，我知道它存在，却也仅限于此了。我从来就不是个贪心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无师自通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获得日益增多的过程里忘记初衷并因此痛苦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何况老天已经给了我十分，我也没打算要求更多。
“你考没考虑过毕业以后的事？”崔老师退休不多久，沈弥忽然问我。我说：“考虑过，我最近还在打算跟学校再签两年合同。”给沈弥做助教转眼已有七个月，或多或少地听过几句扼腕。不过这些都是旁人眼中的想象，与我自己关系不大。
沈弥摇摇头：“渺渺啊。”他抬起右手，我把脑袋迅速探到他的掌心下面。沈弥照着我的头发揉了几把，“你都二十三了，别的孩子早就忙着找工作去了，你怎么一点也不为以后考虑？”“我都说了想再签两年合同，您就别再提我的年龄了好吧。”“不是喜欢讲台吗？在美国讲的那么好，回来当个助教多可惜。”我装成思索的语气：“要不就让校长另拟一份合同，您不想讲课的时候我再替您讲？”沈弥说：“这样签到头也还是临时工，要签就签长期的。”
沈弥在对外招聘之前为我争取到了试讲的机会，因为我的学历看上去十分可观，加之始终承担班主任的工作，于是校方决定省去外部应聘时笔试与面试环节，试讲后即可留下。沈弥帮我敲定了试讲内容，他从不亲自示范，却替我预设了一系列突发状况：没有学生回应怎么办、提前把上课内容讲完该怎么办、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怎么办……
他把这些亲自写在我崭新的备课本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幼稚的笔体与他漂亮的行楷混杂在一起，依旧有种说不出的滑稽。我说：“既然上面也有您的字，咱俩干脆都把名字签在扉页上吧。”沈弥习惯把三点水拉得很长，下面余了好大一截空白。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片空白处，没有签全名，只写了“渺渺”，名字的后面，我还画了一颗歪歪扭扭的桃心。
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在不时会出现的小快乐里结束了，我开始强迫症似的一遍遍说课。我的情绪始终是一个饱胀的圆球，只有通过不断的演练得以消耗。我习惯站在靠窗的位置，让白板抵在窗台边上。我会让沈弥来听。他的脸上常常带着微笑，有时会闭目养神。我以为他困了，便放低声音，每到这时他就迅速睁开眼睛说一句“稍微大点声”。不远处的桌子上摆满了我的资料、面膜和爽肤水，这间苏茹亲手布置出来的空空的小客房，如今已经彻底变成卧室的样子了。
时间在试讲中一日日临近，沈弥逐渐不再提意见，我却愈发不安。他直说试讲那天他没课，也不会特地过来看我。可是我的紧张与此无关。如果能走普通程序，和其他人拼个你死我活大概也不会如此。偏偏没有竞争者，而我又不甘心只讲一堂毫无亮点的课——我不愿意凭借一个平凡庸常的结果草率的留下。
试讲前夜我回了自己的住处，打算早早入睡，却始终难以成眠。枕边的手机震动起来，短信是这样写的：“我都没怕，你怕什么。”大概在他心里，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短信还是最正式的。我回复：“害怕讲砸了给您丢人，真的怕死了。”沈弥回复：“讲成什么样学校都会留你，不用怕。”我回复：“我知道，可我还是希望成为您的骄傲。”沈弥回复：“七年前就是了，怎么现在还没倒腾明白？”
因为安神药是沈弥给的，所以效果终究不同。我平稳顺利地结束了整堂课，最后一个知识点讲完，刚好打铃下课。我随着听课的老师和学生出了门，忽然瞥见一个穿着西装的身影站在阶梯教室的后窗。“老师！”我无所顾忌地狂奔过去。沈弥低着嗓子喊了声“尹老师”。我这才想起是在学校。“您怎么来了？”沈弥笑了笑，他撑着拐杖的右手微微有些发红，上面的骨头和血管都凸起得明显。校长夹着听课笔记走过来：“沈弥，你自己的学生讲课都不来听，这老师可是当得不称职啊。真应该来听听，尹老师这堂课讲得非常好，不愧是你的学生，讲得真的非常好。”我听得无限受用，沈弥却说：“是尹老师准备的充分，我没帮上什么忙。”校长走后，他一脸歉意地朝向我：“渺渺啊，老师能帮你的真的太少太少了。”这是我成为助教之后，他第一次在学校里喊我渺渺，也是最后一次。
五月底，我返回北京完成了本科答辩；六月初，我成为了一名在编老师。“开学之后，三班和四班的政治课将由你独立来带。”办公室里，校长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说：“您放心，我会尽全力带好他们。”和沈弥相处久了，我没有了点头的习惯，而言语的承诺往往意味着没有机会逃避，没有后路。看着校长笑得一脸意味深长，我才忽然想起来：“我独立带三班四班？那我……沈老师他去哪？沈老师怎么办？”校长没做声，他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文件袋，里面赫然放着沈弥的内退申请，落款时间是我试讲后的第二天，已经做了“同意”的批复。
我死死地盯住校长，他以一种很小的幅度向后仰着脖子，“沈老师虽然离开了讲台，但会去参加市教研组的命题工作。”这个消息没有让我感到一丝一毫的宽慰，沈弥天生就属于讲台，他也只该属于那里。除此，任何工作于他都是屈就。
我低头用力掐着手，让自己不会说出“我宁愿当一辈子助教，让我老师回来”这种傻话。那是沈弥的苦心，我不能辜负。校长从抽屉里拿出两份合同，其中一份干干净净，另一份则落着我去年夏天签下的名字。他把两份合同翻到相同的页数，白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如果沈弥在正常行课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乙方可以随时向学校提出事假申请”，我签下的那份里却没有。
“这是我们为沈老师招助教，特地拟的合同，”校长说，“沈老师坚持内退，我们不能强求。可你从里面应该不难看出来，我们找新老师的初衷，不仅要辅助他教学，更重要的是承担帮助甚至照料他的任务。可就在你主动提出要做助教之后，沈老师忽然给我打来电话，答应了回学校教课的事。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把原合同的这项条款删去。他告诉我，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对教学的热爱和领悟力不在任何人之下，以后或许将代替他留在这里教书。同时他告诉我，等你有能力独立带班的时候，他就不再教课了。毕竟到时候你需要批改多个班的作业，压力太大。最重要的是，他不希望别的老师提起你的时候，只记得你是他的助教……今天跟你说这些，就是希望你能好好地留在这里教书，不要辜负你沈老师的期望。”
从校长室出来，我回到了曾经为沈弥租住的房子。我没有退掉这间房子，我总是寄希望于他能改变主意，所以始终将这里空置。当时买的轮椅还停在床边，上面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靠着它慢慢坐到地板上，所有曾经被我忽略的片段和细节，如今全部重新拼接之后再次出现：
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张罗着熟悉路况，因为在学校，“很多事，晚辈做起来理所应当；同事做起来，就显得过分了”；他提醒所有的学生和老师称呼我尹老师；他为我拿来了全校的课表，我逃了崔老师的课，他发了很大的脾气，我跟他吵架说他谨慎得过了分，他却连连说我不懂事；我问他为什么总往好处想，他说因为我还在学校……我被往事压着一点点地向下沉，当时选择成为他的助教，只因为不希望他离开讲台，然而我考虑了那么多却从没想到，原来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在不动声色地为我规划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