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的时间很充裕，于是我搭乘法国控制下的火车到了河内看望我在北京认识的老朋友——美国领事保罗·迈耶和他的妻子。我登上了内燃机动力的米什林火车。米什林的轮胎由硬橡胶做成，整趟路途都没有听到恼人的噪音。铺设的铁轨如同一个螺旋瓶塞钻，在沿着峡谷的地形转过无数道弯、穿过了无数条条隧道后，我们在边界小镇换上了蒸汽车头，连夜开往河内。
视野里开始出现一些典型的热带植物，当我们沿着红河谷继续向东南走时，热带植物愈发的多了。天亮后不久，我们就到了距小镇一百六十英里外宽阔的三角洲，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就在这里，远看仿佛是地处亚热带的东方小巴黎。通往殖民政府行政大楼的宽阔大道两旁，欧式风情的公园、简洁的洋楼和有着独特外观的旅馆、银行和商店错落有致。当地居民住在殖民政府外围，聚居区里有别致的集市市场，琳琅满目的广告牌上还用法语和拉丁化的日语介绍着要售卖的商品。法语是这里学校的必修课，当地人几乎都能掌握——至少所有人都听得懂。
由于汉口和广州的失守，曾作为次要交通枢纽的河内突然间成了一个繁忙的城市，从这里通往云南和广西的铁路是进入中国的三条路之一。其他的两条，一条是刚完成的缅甸到昆明的公路，另一条是苏联到中国西北的公路。大量的日本特务看似在旅馆和咖啡馆消磨着时间，实际上是在暗中监视着中国和殖民政府的活动。
在海防，我登上了一艘汽艇，开始了前往香港的双日游。此行我计划去看望宋子文和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我的中国考察报告不可能完整。
船到达直布罗陀式的岛屿上时，我想起了一个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却依然记忆犹新的英国朋友——近卫兵第一团的上尉。他曾经告诉我，当他第一次从他的战舰甲板上看到香港时并没有注意到近在咫尺的繁忙码头，而是将目光投到了远处的银行和商业大厦，接着是山上外国员工和殖民地政府官员整洁的住宅，最后停留在了山顶上的总督官邸。他不由地惊呼道：“我的上帝，这简直是另一个英国！”
宋子文正在广东银行他的专属办公室里。自从当上财政部长后，他的身材发福了不少，也更加严肃和成熟了。不过他的魅力并没因此减少一丝，厚重眼镜片后的那双犀利的眼睛依然还闪烁着智慧和善解人意的光芒。
众所周知，宋子文是中国公认的财政奇才，并且赢得了外国银行家的高度赞扬。他是蒋介石夫人、孔祥熙夫人和孙中山夫人的兄弟，今年才四十四岁。1915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毕业论文。北伐战争（1926年至1928年）期间给蒋介石的军队提供了资金支持，南京建立新政府后一直担任财政部长。1933年，由于同蒋委员长有了分歧便辞了职，在那以后就一直为中国银行工作并且担任董事会主席。不过，一个拥有宋子文般能力、能量以及宗教信仰的人是无法冷眼旁观中国如此不堪的局面的，更何况政府还有赖于他提供的意见。外国人对他在这个紧急关头拒绝担任任何要职的决定感到十分迷惑，可能他觉得自己在幕后工作时能发挥更大的力量。他是一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前者是他的本能，后者则是受环境影响。
在告别时，他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说出了大部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的：“我们不期待美国为我们而战，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美国给日军提供援助。假如美军减少为日本提供援助，转而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少量的财政支持，这场战争的胜利就会是我们的。”
上次见到孙中山的夫人还是在孙先生出殡时。那个灰蒙蒙的清晨，成了寡妇的宋夫人步履沉重地跟在她那位杰出丈夫的灵车后前往南京紫金山陵墓里国父的最后安息地，那场景转眼已过去了十年。从那以后她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过着安静的隐居生活，同时也继续进一步发扬和诠释着孙先生的教诲。1927年，蒋介石加入右翼阵营后，她认为蒋违背了孙先生的教导，视他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并且与蒋委员长或是国民党划清了界限。在这危机关头，我想知道她的态度如何。
孙夫人的秘书引着我来到了她在香港的摩登住宅楼。我在只有简单摆设的房间里等待时感受到了她杜绝奢靡的生活态度。她走了进来，自然诚恳地跟我问了好。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八路军中流行的“不要客气”的态度，顿时像回到了家。她的思想成熟，充满着自信却并不只专注于自身。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她高尚的品格体现得愈加淋漓尽致：她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尤其是受压迫的人民的爱。她没有任何伪装，表情淡然，美丽又安详。
她并不缺乏幽默感，当我说起我在北方的经历时，她常常饶有兴致地插几句话，向我解释为何中国人会有我描述中的行为。我本是来喝茶的，可是时间飞逝，当我起身离开时仍有很多话没说完，于是她提议我们可以前去一家中餐馆同她的两位秘书共进晚餐。
毫无疑问，她认为一直在执行三民主义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而蒋介石还不断鼓励下属对他本人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虽然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行使参政权，但是代议制政府本应一早就建立了。不过政府最大的失败是没有执行民生主义，相反却置人民于不顾而迎合着上海的银行家，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
她比以前充满了希望。虽然战争已经向那些自私自利的政府官员们证明了国家的力量是来源于人民，但是贪婪和自私仍然存在。
她对自己的工作所谈甚少，但我知道她全身心投入了中国保卫同盟这一事业中。在她的指导下，同盟会从国外筹集了资金和支持用来开办和援助医院，照顾前线的伤员，解决绝望中的难民，她把每一块钱都用在了刀刃上。在她鹰眼般锐利的目光下，绝不会有钱流入无耻官员的口袋里。
与孙夫人的谈话为我对这场战争长达几个月的观察工作划下了完美的休止符。她成为了新中国的精神领袖：忠诚、无私、爱国，为了获得更好更平等的生活而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
在乘船向东横渡太平洋的几周颠簸里，过去数月的往事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像拼图的碎片一样最终都找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拼图的主题就是保卫中国的独立，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是使自主抵御外敌入侵成为可能的政治、经济的改变，是能够为独立运动提供足够的推动力和牵制这种力量的博弈。
在这个发酵中的史无前例的时代中，在为平等和机会努力奋斗的同时也在极尽全力满足一己之私，例如蒋介石。他的经历、对民族的奉献和他个人的品格让他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党派，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践行各党奉行的思想并且实践。共产党中那些诸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淡泊名利的领导人，已经成为了自由思想与行动的先锋，自我修养和个人权利的守护神，一个平等、经济井井有条的社会的驱动；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他们有能力在这样一个宽广无垠的国家建立政权，通过利用现存的经济体系以及技术手段组织资源。同时，国民党引入了西方大量的先进思想、科学知识、商业理论、西方文化以及技术。诸如白崇禧、李宗仁、孙连仲和汤恩伯等的军事领导人，改善了军队行军以及阵地战的组织和效率。
各方的努力正稳步向前，正在为了实现中国民族独立、民主和更优的生活质量的目标凝聚成一股新的力量，不久的将来，这股力量就会为她四亿五千万的人民带来福祉。
这个模式的关键也正是那些正在成功运转的社会模式的关键：社会成员的无私奉献以及我为人人的高尚情操。
六个小时的飞行，在途径两站后我抵达了长江上游、四川省的商业中心重庆。刚刚离开饱受战争摧残的汉口，两者相比较，重庆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宁静、碧绿，让人心生安慰。穿过了总是盘绕在重庆上空的云彩后，我们突然从最低的云层钻了出来，看到了脚底下长江和城北商业区参差不齐的建筑。长江和北面的嘉陵江由一条细长的岩石隔开，商业区就坐落在那里。随着马达的轰鸣声，我们的重型海上飞机紧贴着湍急的水面向前滑行，停在了一片停机坪上。
这里将会是中国的新首都——自开战以来的第三个首都。中国的政府机关将迁移到此地，大概等同于美国首都从华盛顿迁到奥克拉荷马州的土尔沙。
重庆在四川盆地的南部，这里同中国其他地区完全不同。根据地质学家的意见，在第三纪时，这里还是一个有着红砂石沉积湖泊的面积达七万五千平方英里的盆地。长江的四条支流（因此该地取名为四川）都流经这里，使得四川成为了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整个地区都被西藏高原的山脉包围着，唯独长江切出了一条峡谷。这里的气候温润，晴天少，冬天几乎没有霜冻，盛产水稻、小麦、小米、玉米、豆子、糖和烟草，这些作物供养了战前的四千四百万居民。新修的公路将这里和南边的云贵以及北面的陕甘都连接了起来。
这里会是中国的新首都，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已经搬到了这里。几周之后，日军的飞机从他们在汉口的新基地出发，把这里活生生的变成了人间炼狱。可是此时，至少这里还都是平静的。
在外国住宅集中的长江南岸，在标准石油公司的院子里新建的大使馆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大使。他还是那么的亲切，让我跟他一起和大使馆参赞威利·佩克和他的秘书西德尼·拉丰一起分享住所。
这一周我过的很悠闲，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中下下中国棋，现在已经代替了以前的扑克牌。同时，根据我过去十年的观察，还要不断修订我对远东局势的看法。
日本领导人以经济合作以及根除共产主义的传播为理由，试图以此来开脱罪名。可是事实正好相反。
如果日本只是想要寻求经济上的合作的话，他们满可以在1931年9月攻占满洲里前的任何一个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实际上，此次战争开始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主顾和最大的原材料出口国。战前对日的抵抗并不是他们对于日本人天生的反感，而是日军已经太多次侵犯中国的主权了。
至于共产主义，据我的观察，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原则，在政治方面是代议制民主政府，在经济方面坚持合作，在社会方面，由于强调社会平等所以也能够称其为共产主义。日本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不但不能限制，反而还加速了它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