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红包，看病最熟悉的环节
给医生送红包，成为患者与医生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送红包，似乎成了反例，一旦被媒体发现，还会被当作典型大肆宣传。
2009年6月公布的《中国家庭育儿方式研究报告》显示，在随机访问的1227位孕妇和0—6岁孩子的妈妈中，送红包现象非常普遍。最高5000元，平均619元。全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新生儿，其中有249万产妇派送红包，以平均数619元计算，每年妇产科医生、助产人员的红包收受金额高达14.856亿元，相当于2008年３个北京首钢的利润。
《金陵晚报》的一位记者在2010年通过明察暗访大致了解了南京医疗界的红包行情：脑外科、胸外科等大手术： 1000元起价，主任医师2000元左右，知名专家3000—5000元；胆囊、阑尾等小型手术： 500—1000元；产科医生：剖腹产400—2000元左右，顺产500元左右；慢性疾病： 1000—5000元（根据疾病及医生的不同，多半会在不同的时间分次送出，一般一次200—500元）。
明明医生救死扶伤是职业操守，他们拿着工资，就应该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医生职责，尽心尽力治病救人，为什么患者还要额外“嘉奖”医生？
患者给医生送红包，不外乎两种情形： 一是表示谢意，二是花钱买平安（医德）。
医生妙手回春挽救了家人的性命，即使在其职责范围之内，表示感谢也无伤大雅。如果数目不算夸张，与去餐厅等服务场所里给服务员的小费没有太大区别。恐怕，没有人会因为服务员以理所应当的表情收下小费而破口大骂，称其败坏社会风气。而表达的意思也不过是“区区礼物，不成敬意，略表心意”罢了。此时的红包，与古时敲锣打鼓大肆声张地送一块“医德高尚，妙手回春，医术高明，华佗再世”的牌匾异曲同工。
第二个理由花钱买平安就复杂多了。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从众效应，指的是个体迫于真实或臆想的群体压力，在认知上或行动上以多数人或权威人物的行为为准则，进而在行为上努力与之趋向一致的现象，既包括思想上的从众，也包括行为上的从众。大家都送了，你送还是不送呢？你坚持“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拿身体健康做赌注。万一你碰到的医生见钱眼开，偏要给你这个“忤逆者”一个教训，你还敢坚持你的原则吗？
而且，时有耳闻的医疗事故，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整个医疗群体的信誉度和美誉度。
5个月大的徐宝宝在南京市儿童医院不治身亡，在其病情加重期间，值班医生无视家长苦苦哀求，还玩游戏；湖北通城中医院给84岁的老人动手术时，阴差阳错，右腿骨折，左腿动刀；四川内江张厚明车祸受伤，内江市中医院医生在其未死亡的情况下，仓促做出死亡、“就地处理”的病情判断……
据国家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遭遇“医闹”的医疗机构有80%；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的医院有70%以上；遭遇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的医院也有60%。
医院与医生的信誉严重缩水，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医疗事故会不会再发生。提高医院与医生的责任感，显然不能仅靠“医德”，任何对道德的约束只能依靠社会歧视，但社会歧视并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用脚投票与吐口水，也很难促使医生迫于社会歧视压力，将自己拔高到“白衣天使”的道德高度上。
具体到个人，你软硬兼施，给医生戴道德帽子或进行制度、法律的“恐吓”，到底有多少效力，你心里没有底。最直接也最可能有效果的“花钱买医德”，成了一部分人最心安的选择。送医生红包，他们就会在值班期间兢兢业业，不玩游戏，在进行手术时也会更加谨慎，不会犯“左腿骨折，右腿动刀”的低级错误了。因为父亲患冠心病住进三甲医院实施心脏搭桥手术，“不送红包会心不安”的儿子给每个与手术相关的医生都送了红包，主刀医生2000元，副手1500元，普通医生1500元，连当班护士也塞了600元。
拿人手短，一些习惯了以冷漠示人的医生，在收了红包后可能就不会理直气壮地把惯常的冷脸拿出来，对患者的病情可能会多关注一些。但对于医生来说，收取红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且抛开道德的拷问，如果手术不成功，患者病情没有出现好转，恐怕家属就会和医生撕破脸皮闹了。一旦潜规则被曝光，不管众人如何默认这个潜规则，医生也难免被戴上“缺少医德”的帽子在社会舆论中游街，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迫脱下白大褂。为一时红包之利，丢人又丢职位，这就得不偿失了。尽管收取患者红包，也有风险，但红包现象仍然大行其道，难道是因为部分医生“钱迷心窍”？
医生工资低，相对剥夺感严重是首要原因。在政府的价格管制下，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很低。如果一个医生向你抱怨，医疗行业也是个清水衙门，你大概会觉得他是无病呻吟。事实上，受制于政府价格管制框架的医生工资，的确不尽如人意。“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并不是空穴来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魏丽惠提供给我们这样的工资数字：
比如说做阑尾炎手术，国家明文规定，一台阑尾炎手术费的技术费是155元（不包括药品、纱布、一次性耗材）。但一台手术，不可能由一个医生完成，至少需要两个医生完成，还需要麻醉医生和护士。护士又是两套班子，分为手术室护士和回病房的护士。真正癌瘤手术大概需要1200—1800元钱。心脏手术费贵，贵在导管钱。骨科手术贵，贵在钉子和人工关节的钱。所以大家老在外面看医院费用很贵，但医生的价值没有真正体现。
在一个高级理发店，理个发还需要50元甚至上百元，而且理发只需要一个理发师和助理，无需动用更多的人力。即使做一个看起来不大的阑尾炎手术，也需要大动干戈，155元技术费并没有真正体现医生的技术价值。公立医院的价格管制，导致医生的工资偏低。民间医院十二分愿意给医生高工资，无奈民间医院不景气，数量少，品牌知名度不高，有些还有坏名声，医生也不会轻易去蹚民间医院这个浑水。
如果是同行竞争者如云，一片红海，为在争夺消费者来本院消费医疗服务中搏出位，倒也情有可原。相反，医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对自己得什么病、怎样治疗，几乎一无所知，只有医生才有话语权。同时，中国的医疗市场化不足，医疗资源供给匮乏，很少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患者哄抢专家的现象倒是屡见不鲜。这是医生在卖方市场的独家垄断优势。
“物稀”，却不为贵，医生的不平衡感加剧，免不了“曲线挣钱”，患者又对送红包乐此不疲，于是医生也乐得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让送了红包的患者安心，自己也能弥补低工资的缺憾。
一方面，我们承认红包现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相信，广大的医疗队伍中，还有一大批人与院士钟南山的想法如出一辙，“收红包现象极为丑恶，答谢医生有很多方法。医生最重要的是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是物质待遇”。他们一贯坚持医生良知，却不得不与业界收受患者红包尤其是大红包之人一起背负骂名，身心俱疲，这同样是社会的无形损失。
老百姓还是喜欢往大医院跑
对于医院的感情，可能很奇怪。所以为了解大医院现状，记者约访了江苏南京鼓楼医院的郑明医生，而周末约访时就被告之，郑医生要参加会诊，等到休息日又来了个深圳的患者，直到4天后抽出中午休息的两个小时才与郑黎明医生碰上面，采访期间电话不断，大部分都是患者打来的，询问各类看病事宜。
中国的医疗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努力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促进医疗发展。在1980年代，政府的投入占到30%～40%。在过去三年，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当属政府对新农村医疗保险的补助。
鼓楼医院是南京市大型的公立医院，2011年，这家医院的南扩工程投入13个亿，建筑面积达22万余平方米，是国内医院中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医院。此前有数据显示，国内90%以上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了公立医院。诚如郑医生所说，在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一直都很忙，老百姓还是喜欢往大医院跑，找名大夫看病。医保现在可以跨省报销，加上交通也逐渐便捷，为什么不去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呢？但是随着外地人口向大城市涌入，随着社会老龄化，随着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加，公立医院依旧上演着门庭若市、不断扩张住院大楼的好戏，医疗资源继续过度地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导致公立医院改革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在10年的时间内，江苏省的GDP一直稳步上升。2009年，江苏省召开了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在今后三年，全省各级财政将新增投入418亿元，主要用于五大重点项目。可见该省财政在医疗投入上还是积极投入，那么这些钱砸下去，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否就得到缓解了呢？
2012年的2月16日，记者曾走访了南京市5家大型的公立医院，其中不乏江苏省三级甲等医院，某科室的专家门诊号几乎都被预约掉，其中一家医院一天挂专家号的病人数竟高达200人，该医院办公室主任也证实，想找名医看病还真得提前一周预约。
医疗系统内部的人士不止一次表示，关于医改，不仅是中国，这个难题在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美国也没有真正解决。不过，中国医疗改革正在探索解决路径，而这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已为此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背着“敛财”骂名的医院
“救死扶伤”的医院，很难冠冕堂皇地把“公益性”挂在嘴上了，除了医生借着“公益性”的招牌，还一如既往地怠慢和给你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公益性”打了很多折扣。络绎不绝的患者，倒是闻到了越来越重的铜臭味。
同样是来自卫生部网站的统计数字，全国卫生总费用（即“全国当年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量”）由1978年的110.2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289.50亿元，增长了102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由1978年的22.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098.66亿元，增长了约226倍，远高于同期 GDP 和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吴明江向媒体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公立医院并非真正公立，国家投入只占10%，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医院90%的资金来自患者。
市场化一直是医疗改革的热门词汇，让医疗吹吹市场的风，形成高效、公平的医疗竞争市场，这曾经是医疗改革的美好蓝图。现在，已有90%的资金来自患者，医院不再亦步亦趋于政府的财政，这不就是医疗的市场化吗？
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曾经被大张旗鼓地从正门迎娶进来，大部分只是噱头，只是装模作样地在医疗行业转了一个圈，又偷偷地从窗口溜了出去，单单留下“患者自掏腰包养活医院”这个市场后遗症。确切地说，中国医疗行业患上了市场化半身不遂。
中国的医疗从未出现完全的市场化。相反，由于口径一致的“医疗涉及生命和健康，具有特殊性”的原因，政府从未完全退出中国医疗市场。还是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2005年，全国 82.8%的医院、 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属国有和集体机构，而 52.8%的医院、 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直属政府办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院长的任命权都在政府手里，医院的人事编制也直接或间接受政府的影响。尽管医院也是聘任制，但医生是否具有合法的行医资格，还需卫生行政部门拍板，公立医院如果要扩大医生和护士的数量，也要掂量掂量是否触及了严格的人事编制的底线。
求医者络绎不绝，医院人满为患。医院若要扩大门面，同样自己做不了主。你以为是开一家小卖铺，拿到工商部门的鲜红大戳就可以了？医疗事关性命，需要卫生行政当局审批，即使新增科室和专业，也得相关部门点头才行。
在管理体制上，医院并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和话语权，须在政府的框架之内运作。在财政上，政府扮演的并不是大包大揽的角色，仅有一小部分由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则由医院自筹。
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匮乏，只是医院喊着“缺钱”的显性理由，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他们还要应付一批覆盖范围少但就医便宜得令人大跌眼镜的公费医疗人群，这部分人又切走了应该分给医院的一部分收入蛋糕。
2006年，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提供的数据吓人一跳，“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以 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 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 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 500亿元”。
与带“长”字的各级干部的胃口相比，身体的治疗疗养更像是一个无底洞，在医院享受无微不至的周到服务，出院后是甩手大爷，留给公家一屁股巨额医疗费。当然，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也不全都用于公费医疗，庞大的公费医疗并不是政府可以承担的。医院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会自己填补一部分公费医疗的缺口。
政府只管医院不管钱，医院需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紧赶慢赶，为了赶上市场化的盈利潮流，医院还不得撒着欢儿地挣钱？不管是“以药养医”还是“以技养医”，都是从消费者的腰包里掏钱。在经济负担的驱使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开始变味，医院从患者身上敛财也就不足为怪了。2007年7月，福州市第四医院甚至爆出同一个医生看一次病，患者竟然挂了19次号、医生开出19张处方的怪事！
消费者抱怨看病又难又贵，公立医院也有一肚子委屈。曾在医院担任院长职务的吴明江，其牢骚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医疗费用昂贵，但我讲个大实话，在扣除了日常运营费用后，医院每年能够有8%的赢利就不错了。其实医药费高，还是体制导致的。患者总说医生收入如何如何高，我承认医院里有一部分专家水平高、收入高，也承认医疗队伍里有医德、医风不正的少数人存在。但在医院里，人数颇多的年轻住院医师，什么收入加一块儿，一个月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他们要维持基本生活，买房子更是不敢想。为什么年轻医生流失这么厉害？他们的收入太低了！”
医学生道路为何越走越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