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岁时的某一天，桑巴乘火车外出，却赶上了火车出轨。桑巴坐的那节车厢人员死伤最多：17人死，34人伤。在列车出轨前的5分钟，桑巴上厕所，厕所却正被使用。桑巴无奈，只好到别的车厢去找厕所。事后桑巴得知，那位使用厕所的人，正是死者中的一个。桑巴冒出一身冷汗。他想：如果当时是他先进的厕所，那么他该是17名死者中的一个了。
就在这事关生死的10天中，桑巴还想了很多很多。他发现人生原本是没有规律的，你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你可能差一点变成有钱的富人，你也可能差一点沦为衣食无着的艰辛者。也许你本该活到70岁，但有可能你在10岁、20岁时便突然故去，可也没准你活过了80岁，而且依然健康。这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
既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那人生真没什么好算计的。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万般神通皆小术，唯有空空是大道”，其实说的就是应该遵循事情自身的本性，顺应自然，不以现实功利为追求目标。
国学大师冯友兰对那些经常算计人生的人告诫说：“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全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此外求对，是没有的。”
这段话是王阳明“随感而应”的最好诠释。记住：幸福的人生不是计划，而是“随感而应”。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作天理当优，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
——《传习录·陆澄录》
）第八节 宣泄情感要中庸
陆澄接到家信，说儿子病危，陆澄心情忧闷，无法克制。
是啊，儿子病得都快要死了，你还能不让人家愁苦么？
王阳明找陆澄谈话说：这正是你实践心学的最佳时候啊。如果在这时不用功，平常时讲的那些有什么用处？父亲爱儿子，自然是人之常情，不过天理也有个“度”，过了就不好。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人认为，七情六欲应该尽量发泄才算是人，就如父母去世，做儿子的岂不想哭死，可是，古话说了：不能过分悲伤而失去了本性（毁不灭性）。本性的存在靠什么？当然是身体。
这其实就是“度”的问题。七情六欲、悲喜哀乐，人皆难免，且各种情感都有各自必然会发生的强烈的理由：失恋的人觉得“我都失恋了，能不忧伤吗”，贫困的人觉得“我都穷成这样了，能不烦恼吗”，失去亲人的人觉得“亲人都没了，这心里能不悲苦吗”……但这些“不得不”的情感依然要有一个“度”，一旦过度，便是不好。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个情感太过的人，她太喜欢寻愁觅恨，一点小烦恼到她心中就被无限放大，确切地说，林黛玉最后就是死在了过度的“多愁善感”上。人的情感从先天而来，正面的喜乐和负面的哀伤在所难免。但医学家研究过，过度的烦恼不但毁坏心情，还会对生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欢乐的大醉之后紧随而来的是酒醒后的空虚，要死要活的悲伤后随之而来的是心情的更加沉重，如此，何谈快乐和幸福？
其实在王阳明看来，无论是快乐还是哀伤，都是自己的事。人应该对得起自己，如果哀伤就是你的本色，那倒不妨每天多愁善感。但事实却是，哀伤只能使人和幸福隔离，不可能达到快乐的境界。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快乐地活好每一天。
尤其是，人不能因为负面情绪和正面情绪的过度释放而毁灭自己的身体，凡是各种情感的释放都该有个度，保持这个度才符合人生修行的要求；过了，那就失去了幸福与快乐的源泉。
先生曰：“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
——《传习录·黄省曾录》
）第九节 心外没有束缚
孔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聪明的人在生存中，对任何事都没有厚薄，按“义”的指引去做。
当然，孔子的话，不能完全凭字面意思去理解。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如下的理解：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不变的哲理在里面。所以遇到了事情，应该随顺事情本身，而不应该事先料想或者是计划该如何。比如遇到一件事情，心中料想一定是可行的，这就是“适”，这样即使遇到了不可行的事情，都会认为可行，必然导致轻率而妄为；如果遇到一件事情，心中料想一定是不可行的，这就是“莫”，这样即使遇到了可行的事情，都会认为不可行，必然导致固步自封，走投无路。如王阳明所说，这两种心态其实都是出于“私心”，所谓“私心”，并非是专门利己的心，而只是刻意去为之的心。一旦有了这样的“私心”，必然会影响做事。
真正的聪明人，对于天下任何事，都不会事先认为可行而妄为，也不会事先认为不可行而就不去做。他们做事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否合乎天理——合理的就做，不合理的不做——从不轻易地改变是非标准，一切都以天理道义为准，丝毫没有自己的私心在其间，所以能够从容面对。
说得直白一点，其实就是让我们在做事时不要为一些外在的规则所羁绊，要摆脱世俗的束缚，心中只要秉承着一点——义——就可以了。
孟子也说过，真正的君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阳明说得更浅显：只要心中有义在，不必有表面的原则。心外没有任何原则、束缚。他举个例子说，比如你是个清廉正直的人，对别人的贿赂向来深恶痛绝，可有些时候，你就必须要收，那就要看收了别人的东西是否符合道义了。千万不要给自己提前定下规则，然后自以为是个有原则的人，其实这种人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在现实世界，大多数人都在画地为牢，其实也就是毫不犹豫地遵从外在命令，根本不问他所遵从的命令是否符合道义。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因为这是当时纳粹的“法律”。战争结束之后，这种野蛮行径的罪责被一级一级地推到了纳粹政府的最上层，所以，如你所知的那样，最后在整个德国只有希特勒及其身边的几名高级官员对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负全部责任，而至于其他人，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士兵，只是被解释为在执行“元首的命令”，遵守“第三帝国的法律”。
至少从王阳明心学层面来看，纳粹的千万士兵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射出数以万计的子弹，堪称是冷血动物。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能力认为他们的暴行是违反天理的，但为什么，那些士兵即使在杀了千万无辜的人后，而从不感到愧疚？
也许，在纳粹士兵看来，他们只是服从命令，但他们完全可以在杀人时不用那么认真。可他们没有，杀起人来聚精会神，把杀人当成是一种使命。这只是因为他们太遵守外在规则，忘记了“义”。他们就是在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没有自我，没有自由，只是一具喘气的尸体。
西方心理导师韦恩·W.戴尔在他的《心理治疗指导书：你的误区》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外在规则能让人愚蠢：
我的一位同事曾给我讲过士兵们如何坚决执行规定的一件事。他所在的部队在南太平洋关岛驻扎期间，让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许多士兵都自觉地遵守着一些显然没有道理的规定。例如，当时有这样一项规定：在露天看电影时，军官可以坐在有顶蓬的红条凳上。可是在半夜放电影时，军官是从来不去看的。这时就会有一个士兵专门守着这些空着的红条凳，禁止任何人坐上去。这样，在夜晚你经常可以看到一群水兵冒着雨看电影，而一排红条凳却空着，旁边还有一名水兵在看守，以确保规定得以遵守。我的这位同事上前询问为什么要遵守这种荒谬的规定，他得到了一个标准答复：“我不负责制订规定，我只管实施规定。”
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发现这样的现象。比如在游泳池、网球场以及超市等其他公共场所，大约有一半的规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例如，超市规定，不允许在超市内部吃还没有付账的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守外部规则，即使面对等待付账的长长的队伍，马上就要渴死，他也不喝就在手中的饮料，因为他还没有付账。
按王阳明的说法，这个时候，那些规则就是违反天理的。而你恰好又去遵守这些规则，就说明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道义。所谓道义，在这个时候，就是活下去。人的生存就是天理，违反人的生存的任何规定都是恶的，都是错的。
使我们沮丧的还有外在的一种规定，那就是王阳明所谓的“礼”，今天，我们称之为礼节。王阳明对“礼”有着很清晰的判定：礼就是理，驻守在你心中的道理其实就是外在的礼节。如果你心中的道理是正确的，那外在表现出来的礼节即使贻笑大方，那也是对的，也应该去做。
如果你有兴趣，你不妨回顾一下在为人处世中那些毫无意义的规矩。你的父母肯定从你小时候就告诉你要遵守这种或那种规矩，至于原因，可能仅仅是某某权威人士在某书中是这样写的。周公制作的礼，如果今天把它放到社会中去遵守，那肯定会让很多人痛不欲生。这并不是因为那些礼过时了，而是因为很多礼节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即使在今天，去什么样的地方吃饭，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面试应该穿什么、注意哪些外在修饰，这都是不必要的礼节。
在一些所谓的礼节教科书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是毫无意义的规矩，因为这种规矩是一些人过去凭空武断地确定下来的。实际上，你根本不必机械地遵守这些死板的规则。王阳明说，只要你的行为不妨碍他人，你认为怎样做合适，就可以怎样做。你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来。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遵守各种外在规矩，喜欢把一些很简单的事复杂化？这可能缘于他们的懒惰。德国作家黑塞说：“有些人极为贪图安逸，他们不愿思考，不愿判断问题，仅仅满足于安分守己地生活；另一些人则在内心制订自己的法律。然而，法律明文禁止他们去做每个正直的人都会做的事情，可以去做的却往往是他们不屑一顾的事情。尽管如此，每个人又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
王阳明说，所有的规矩都在你心中。你认为该如何就如何，不要被外界的规矩所牵绊，如果你时刻都遵守各种外在规定，就会成为规定的奴隶，这样活着的人身心俱疲，而且未必就能得到幸福。当然，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又是提倡人们要安分守己的，人们是不应该为所欲为的，这是不是矛盾了呢？其实不矛盾，规矩之外还有一个“义”的存在，我们心中必须要存个“义”，有能力确定哪些规定是可取的，并且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而哪些规定是在不妨碍自己或他人的情况下可以违反的。
由于“义”也在我心中，是由我心的好恶来决定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对“义”的不同解释。归根结底，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出路。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
请问。
先生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了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
——《传习录·黄直录》
）第十节 不着相才能不逃避
王阳明虽然年轻时深刻钻研过佛学，但在创建心学后，对佛学就失去了兴趣。正是因为他对佛学有研究心得，所以才说，佛家一直在逃避，为了逃避父子、君臣、夫妇的责任，所以跑到寺庙里出家为僧。而他对儒家的进取精神却推崇有加，认为儒家永远都是眼光向前看，像一头撞树的小牛犊，不停地努力，直到最后获得胜利。
逃避，是每个人都极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当我们面对无法解决或者是不想解决的事情时，就会选择这种心理定势。
有两只小猫特别讨厌自己的影子，所以选择逃避。一只猫永远闭着眼睛，另一只则永远待在阴影里。
对吸毒者所做的调查中发现，99%的吸毒者有过痛苦的遭遇。他们之所以吸毒，是为了让自己逃避这些痛苦。这就像是那只躲进阴影里的猫一样。
我们经常说，闭上眼睛就是天黑。这样的行为方式其实就是掩耳盗铃，可惜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就能摆脱人间的痛苦。正如王阳明所说，摆脱痛苦的方式只能在痛苦中去磨练，而不是逃避痛苦。
我们人类太聪明，所以发明了无数种形形色色的方法去逃避痛苦，弗洛伊德将这些方式称为心理防御机制。太痛苦的时候，这些防御机制当然是正常的，但令人沮丧的是，如果心理防御机制对事实扭曲得太厉害，它会带出更多的心理问题，譬如强迫症、社交焦虑症、多重人格，甚至精神分裂症等。
王阳明说，真正抵达健康的方法只有一个——直面痛苦。直面痛苦的人会从痛苦中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它们最终会变成当事人的生命财富。这就是“事上磨”，而不是如和尚们那样，端坐在清风徐来的禅房里，自认为四大皆空。其实他们根本不敢面对痛苦，因此又哪里来的“空”？
况且，空也绝不是好东西，很多人都说心中要空，但一个人的心中“空”得太久，就会什么都装不下。
逃避，有时候意味着我们的举手投降，也就是自我毁灭。
看过《动物世界》的观众都见到过牦牛，它们体型庞大，样子很吓人。可当它们远远地见到狼时，就如同一群老鼠见到了猫的耳朵，领头的牦牛发现危险，迅速作出反应，带领牛群狼奔豕突起来。狼也随着牛群奔跑，尾追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