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人为何突然消失
玛雅人既然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那么现代的人类文明为何又失去了玛雅人的行踪呢？玛雅人这种“从天而降”的文明，为何在一刻之间就消失了呢？玛雅人为何突然背弃文明，又回归原始呢？
公元830年，科班城浩大的工程突然宣告停工。公元835年，帕伦克的金字塔神庙也停止了施工。公元889年，提卡尔正在建设的寺庙群工程中断了。公元909年，玛雅人最后一个城堡，也停下了已修建过半的石柱的工程。
这时候，散居在四面八方的玛雅人，好像不约而同地接到某种指令，他们抛弃了世代为之奋斗追求、辛勤建筑起来的营垒和神庙，离开了肥沃的耕地，向荒芜的深山迁移。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玛雅人的那些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文化遗址，就是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间，玛雅人自己抛弃的故居。如今的专家学者们徜徉在这精美的石雕和雄伟的构架面前，在赞叹、惋惜之时，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玛雅人抛弃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繁荣城市，却要转向荒凉的深山老林，这种背弃文明，回归蒙昧的做法，是出于自愿，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史学界对此有着各种解释与猜测。譬如说：“外族侵犯、气候骤变、地震破坏、瘟疫流行，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集体迁移。然而，这些假设和猜测都没有说服力。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南美大陆还不存在一个可以与玛雅对抗的强大民族，因此，外族侵犯之说站不住脚。气象专家几经查阅，仍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间，南美大陆没有灾难性气候骤变的记载，同样，玛雅人那些雄伟的石构建筑，有些已倒塌，但仍有不少历经千年风雨仍然保存完整，因此地震灾难之说可以排除。
至于瘟疫流行问题，看来很有可能。然而，在玛雅人盘踞的上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内，要大规模地流行一场瘟疫，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再说玛雅人的整体迁移，先后共历时百年之久，一场突发性的大瘟疫，绝无耗时如此长久的可能性。
有的人从部分祭司雕像被击毁，统治者宝座被推倒的现象上，做出阶级斗争的推测。阶级斗争的确在玛雅社会中存在并出现过，但这种情况是局部的，只在个别地方和城市发生的，而玛雅人的集体北迁却是全局性的。
有人试图从生态角度解开玛雅人大迁移的谜。譬如认为玛雅人采取了某种不恰当的耕种办法，破坏了森林，土地丧失了肥力等等，造成生存的困境被迫大迁移。可是不少学者在考察中发现，玛雅人在农业生产上却表现出颇为先进的迹象，他们很早就采取轮耕制，出现了早期的集约化生产，这样既保证了土地肥力不致丧失，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试图从这个角度解开谜题的尝试也是行不通的。
还有一些专家想像力更丰富，他们认为要寻找玛雅人搬向深山的原因，可以先反过来看看他们怎样选择自己定居的故土。我们已知的这些玛雅人最古老的城市，都不是建设在河流旁。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明，首先发祥于尼罗河与恒河流域，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则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河流不仅给这些早期的都市带来灌溉和饮水方面的便利，同时又是人员与商品交往最初的通道。从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来看，他们的文明都离不开河流。
玛雅人偏偏把他们那些异常繁荣的城市，建筑于热带丛林之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以提扎尔为例子。从这个玛雅人的城市到洪都拉斯海湾的直线距离为109英里，距坎佩坎海湾仅161英里，到太平洋的直线距离也才236英里。玛雅人对海洋是十分了解的，在他们的城堡废墟和文化遗址上，大量的珊瑚、贻贝和贝类动物制品，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最初的城市为什么不修建在河流边，或者海滩旁，而要选择与世隔绝的丛林莽障之中？其后的大迁移，不向河沿岸和海边转移，偏偏要移至更为荒凉的深山之中？这种现象的确让人无法猜测。
提扎尔就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城市。为解决这个人口众多城市的饮水与灌溉农作物的需要，他在城周修建了13个水库。这水库的总容量达214500立方米，在古代修建这样的工程，其艰苦是可以想像的。但让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些聪明绝顶的玛雅人为何会在这种条件艰苦的地方安邦筑城，而不去寻找一处较为方便，更符合生命逻辑的地方呢？
这虽然包括那些后来匆匆停下进行过半的工程，仓促地收拾行装，扶老携幼，举族迁移的玛雅人。他们历经长途跋涉之苦，最终只得绝望地在北方建立一个新王国。他们再次按照历法预先规定的日期，开始修建他们的城市、神殿和金字塔，而绝不重返故土。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全世界的科学家也同人们一样，茫然不知。
古印度文明揭秘
很多人都在想像中把古印度和现在的印度混同起来，其实它们几乎是两码事。古印度因其神秘，使得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真实面目！
百年之误
公元前44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告别了文化之都雅典和好友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图里奥伊。他一踏上这块美丽安静的土地，就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过四处飘泊的生活，我要把自己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研究写出来，以“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沐浴在地中海海风和亚平宁半岛灿烂阳光下，希罗多德文思奔涌。自30岁起，他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游历和考察，足迹遍及希腊、意大利、埃及、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每到一地，他都潜心钻研当地的历史、传说，认真观察古迹文物。现在，是到了该把它们都记下来的时候了。
在书中，希罗多德写道：
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
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组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像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
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却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一样。……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天空中飞翔的生物，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都非常丰富。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希罗多德自己并没有亲自到过印度，他记下的是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因此有些荒谬内容不可避免。但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的富庶，这里的人民栽种棉花（长在野生树上的毛），人们穿着棉织品：他还告诉我们，大流士皇帝在派人调查了印度河的入海口之后，征服了这块土地，将这里分割为一个行省和另一个行省的一个部分，并要求这里的居民缴纳黄金。希罗多德虽然没有记下大流士征服印度的准确时间，但却提示后人，早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印度文明就已存在，印度就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富饶之国。
10世纪时，一位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到达南亚次大陆，他发现，眼前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过去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的繁荣程度。这一切大大激发起他探索这一文明源头的欲望，可是在经过一番寻访贤者、探查古迹之后，他悲观地写道：“印度人不十分重视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喜欢讲故事。”他的看法成为后来许多接触古印度文明的学者的共识，文明之源的探索便这样长期停留在希罗多德的水平上。
1784年，离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已过去了2000多年，一轮新的尝试开始了。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倡导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存在的大量古代梵文古籍进行翻译和研究，“吠陀学”由此诞生。琼斯对包括古梵文在内的东方语言有很深的造诣，在对《薄伽梵歌》、《吠陀》等文献和西方古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之后，琼斯宣布这些远隔千山万水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有着“姑表之亲”的渊源关系，这激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古印度文明研究的热情。
1806年，33岁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詹姆斯·穆勒喜得贵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不过此时詹姆斯·穆勒并没有因喜悦而忘乎所以，他开始了一项艰苦的工作——撰写《不列颠印度史》。11年之后，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3卷本著作出版了。在这部巨著中，穆勒指出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期，这种观点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但有不少西方学者怎么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古印度文明外来论。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就明白地写道：“史前印度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考古发现，……南印度并不存在铜器时代，这一事实证明，当雅利安人携带铜器进入印度时，本地居民还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
由穆勒明确提出的古代印度文明始于吠陀时代的观点是当时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希罗多德称印度河流域以东已经没有其他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吠陀文明早在希罗多德生活年代之前1000年就已兴起，并兴旺于恒河流域。因此，尽管许多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坚决反对古印度文明外来说，但仍同意穆勒的古印度文明发端观点。一百多年间，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权威的位置。
然而神秘的印度又一次向人们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文明是以印度河命名的次大陆文明之始，这一名称上的矛盾是否暗喻着一种错误？当20世纪20年代人们把目光从恒河移向印度河的时候，世界才明白：所谓的权威观点原来却是一个百年之误！
发现“死亡之丘”
印度河的上游有五条大河，它们像五个指头并列于旁遮普平原上，这里土壤松软，原是一片富庶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发，气候干热，植被稀少，放眼望去，满目苍凉。当五条河流终于合而为一之后，便奔腾而下，直贯入海。印度河及其支流年复一年定期泛滥，把过去的一切都掩埋在洪水带来的泥土之下。
在今日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西南不到200公里处，有一个叫哈拉巴的地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居民发现只要从松软的浮土上挖下去一点，就能找到一块块规则的长方形“石块”，用来建筑房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挖掘这种免费建筑材料的行列。
随着开挖范围的扩大，有人察觉这里是一个过去居民区的遗址，那些“石块”是用火烧制成的泥砖。1826年，英国探险家查理·马森在沿印度河探险时来到这里，当他看到那些残墙断壁时，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已经死去的古城，并猜想这可能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运送英国国王赠送给锡克族首领的5匹马途经哈拉巴，对印度古代文化兴趣浓厚的他特意停下来进行了一番考察，但除了得出和查理·马森一样的结论之外，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意的看法。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存于泥土之下的东西。考古学在英国被十分看重，当大英帝国最终将印度纳入自己的版图，使这个海外省成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之后，他们还在印度设立了考古局。
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作为考古局长来到印度。坎宁安在对哈拉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手工艺品，特别是在废墟中找到了石制的印章。1875年，《印度考古年鉴》刊登了他撰写的题为《哈拉巴》的文章，文章中他论述了对这一遗址考察的结果。坎宁安称哈拉巴是拉维河岸地区众多遗迹中最大的一处，并首次绘出在这里发现的印章图。他指出这不是印度现代文字，但却错误地认为是“外国传入印度的”，伟大发现的机遇便这样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也被后人讥为“有眼无珠”的考古局长。
1856年，英国当局修建一条与印度河走向相同、纵贯这一地区的铁路，当铁路伸延到印度河中游地区时，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技师们的面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掘地数尺，仍是松软的土壤，到哪里去找石头来铺设路基呢？这个问题不久就被“聪明的”英国人解决了。他们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个被称为“死亡之丘”的地方挖出了数不尽的方形“石块”。历史又一次重演，不过此次这些“石块”并没被用来建房，而是被捣成道砟铺在路上，成为从拉合尔到卡拉奇这条大铁路中的一段辅轨石。
1902年，印度考古局来了一位新总监约翰·马歇尔。这位出生于1876年的英国人从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考古事业。他先后参加了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考古发掘工作，当一件件沉睡千年的器皿和那些古城重见天日，一段段被人们遗忘的过去再现光彩的时候，马歇尔总监体会到巨大的喜悦，同时又产生新的冲动：什么时候能再有一个新发现，给世界一个新的轰动？所以，他一踏上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就跃跃欲试。可是。从何处下手呢？在主持犍陀罗文化遗址和佛教遗址发掘工作的同时，一则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信息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他的印度助手报告说被捣碎铺铁路的并不是石块，而是古代人用来建城的砖块。
敏感的马歇尔凭直觉预感到这些道砟后面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1911年冬，他指令考古局西部地区主任班达卡尔对“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进行全面考察。可是，在第二年提交的报告中，班达卡尔认为，这是一座真正的死城，其历史不过200年左右，谈不上有太大的考古价值，眼看这件事就要最后被搁置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另一位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弗利特又把马歇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里，并从此没有移开。弗利特对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三枚印章进行了研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过多地注意印章上的图形，而是认真地研究了那些古朴的刻画符号。在经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比较之后，弗利特提出这是一种在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的古代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考古学界被震动了，经过考虑和筹划，马歇尔的印度助手拉·巴纳吉于1920年率领一支考古发掘队进驻摩亨佐-达罗，1922年，马歇尔也到达哈拉巴，亲自领导了对该遗址的发掘。
系统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不久，马歇尔就欣喜地发现他脚下是一个足以让他扬名百世的宝地。1924年9月，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他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久远的未知年代的人们所创造的高水平的文明，“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后来，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
从那时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被称为考古学大师的惠勒在1944～1948年担任印度考古局总监时，将细致严谨的工作方法运用于发掘和研究，使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除了英国人之外，美国、法国等国的考古学家也积极参加了考古发掘和研究。
印度河流域文明首先发现于哈拉巴，所以又称哈拉巴文明，研究表明，它是约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支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比吠陀文明早了约1000年。从分布的范围看，属于这一文明成熟时期的遗址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萨雷·科拉和坚戈，南至濒临阿拉伯海的坎贝尔海湾附近的坎吉塔尔，东达今日印度共和国首都新德里附近的阿拉姆吉普尔，西抵今巴基斯坦与伊朗交界地区的苏特卡根·杜尔，其覆盖地域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文明遗址达250多处，远远超过与这一文明同时存在的西亚地区的另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地域。
马歇尔看到的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很快就成为辉煌的文明之星，照亮了对这一文明的探索之路！
文明之门
1954年11月，坎贝尔海湾附近的新一轮考古发现又一次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印度河流域。印度学者子S·R·拉奥宣布，他所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距坎贝尔湾19公里的波戛瓦和萨巴马提河之间发现了一个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代港口城市——罗塔尔。“罗塔尔”是当地的古吉拉提语，意为“死亡之家”，与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之意相同。
对罗塔尔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60年，共发掘出各种物品17万多件。拉奥和他的同伴发现，罗塔尔和其他遗址一样，也存在着至少5个文化层，而且时间的下限可能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如果这个观点得到确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时间就将延长约700年。
在罗塔尔，我们看到了与文明古都同样的情景，城市规划严谨，在四条主要街道和其他街巷边排列着各式建筑物，排水系统四通八达，不过罗塔尔最吸引人之处是它的港口。在城南有巨大的船坞和港口平台、已发掘出来的船坞用砖块砌成，高约5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人们还发掘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这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开挖的通往坎贝尔湾的运河。在河道的边上，排列着不同时期建造的码头，可以停靠长18～20米，宽4～6米的大船，每当涨潮时，人工河道中可并排行驶两艘大船。来自西亚、北非以及更遥远地方的商船将各种宝石、工艺品、食油、矿产筹运到这里再输往各地，次大陆出产的纺织品、象牙制品、木材等也从这里经海路运往世界各地。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罗塔尔就像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一道海上大门，它使全世界了解这里，也使古老的南亚次大陆对外开放。
尽管发现了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罗塔尔等古印度的城市，历史学家们仍不敢确认，古印度的真正面目已完全揭示出来……
毁灭文明的神秘之手
在四大文明中，古印度不是最古老的，但它的神秘程度可以堪称世界之最。它的突然消失，使得人们至今不能完全了解这个谜一般的国度！
寻找古文明的主人
当印度河流域文明被发现的消息传遍世界时，各地的学者就开始探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谁创造了这一高度发达的文明？
在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遗址中，人们发现了来自两河流域的物品。而在这之前，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西亚也发现了不是当地出产的印章和陶器、石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出土文物把南亚和西亚两个相隔千里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麦克唐奈尔认为，从时间上看，苏美尔文明比印度河流域文明要早l000年，而且苏美尔文明曾经有过向其他地区扩张的历史，因此他断言，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创始人是苏美尔人。有些语言学家也通过对文字符号的研究，认定两地的文字属同一个语系，从而更加强了苏美尔人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权威性。
甚至还有人把这一文明的传播始末也勾勒出来：在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处于两河流域南端的苏美尔人已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那些富有的人们用粘土做成刻有自己家庭地位和身份标记的印章，盖在属于自己私有的粮、油、酒等的贮存容器上，奴隶出现并大量增加，城邦国家产生了。出于对财富和人口土地的需要，苏美尔人开始向东方扩张，其中有一部分人从海路或陆路来到印度河流域，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变为殖民地，而当地人则成为他们的奴隶。苏美尔人也把自己的文明传播到这里，以后渐渐改变了原有的特色，成为与两河流域文明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文明。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才提出就遭到许多人的批评。美国探险家赫尔调侃地说，为什么要说文明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河的，难道就不存在完全相反的可能吗？即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之母，苏美尔文明是印度人创造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两河流域更多的地方出土了印度河流域印章和其他物品，而且对楔形文字的释读也使人们明白在这两个地区长期存在着商业往来。在两地都发现了有明显差异的来自对方的物品，这只能说明它们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明体系。
几乎就在上述观点提出的同时，有几位英国考古学家提出是雅利安人创造了这一文明的看法。塞·兰顿和G·罕特认为，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文字和后来的吠陀梵文文字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从而创造吠陀文明的雅利安人也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
但是当学者试图用释读梵文的方法来释读印章文字时，却彻底失败了。通过碳14等科学手段对出土器物的测定年代也表明早在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之前近千年，印度河流域文明就已衰落了，雅利安人不可能是这一文明的创造者。另外，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与印度河流域居民也存在着很多差异。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马在其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吠陀文献中多次提到马。可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上几乎看不到马的踪迹。雅利安人不吃鱼，而印度河流域居民则很喜欢吃鱼，捕鱼钓鱼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活动。印度河流域居民修筑大浴池淋浴，进行宗教活动，这与雅利安人的风俗习惯毫无共同之处。
与上面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其创造者当然就应该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但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是印度的土著居民？
一些英国的和印度的学者认为，达罗毗荼人可能就是印度河流域最早的原始居民，他们皮肤颜色较深，鼻子扁平，说着达罗毗荼方言。严格地说，他们的最早家园也不是印度河流域，但他们很早就定居在这里，创造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铜器青铜器时代过渡的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对文字的释读，也提供了众多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最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时，更新的观点又出现了。
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先后发掘出十多具古人遗骸，科学家在对这些骨骸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并不属于单一的种族，而是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地中海人种、蒙古人种等，因而有人提出，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种族，除了达罗毗荼人之外，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人等也参与了这一文明的创造。随着对这一时期文字的释读，学者们所提出的文明创造者的名单进一步扩大，又加上了布拉灰人、帕尼人、阿修罗人、乌拉提亚人、瓦黑卡人、那迦人等等。
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后两种观点，但即便在后边的观点中也依然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看来关于谁创造了这一文明的问题还会长期探索和争论下去，谜底真正能够解开吗？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谜。
隐藏在朦胧纱雾之中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时间，翻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述：“英国考古学家M·威勒爵士提出的公元前2500年到1700年的观点被一般人所接受。”另一位学者D·阿格拉沃尔把考古和碳14测定时间相结合，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
但实际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摩亨佐－达罗城位于印度河岸边，由于泥沙沉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印度河的河床已抬高了许多，当考古人员挖掘到低于河水平面深度的时候，渗过泥沙层的河水不断涌出，他们明知下面还有文化遗迹，但也只能望水兴叹了，因而他们所说的这一文明开始时间，也只是根据已发掘的内容定出的。
此外，考古学家们在调查和发掘中不断还有新发现。从1974～1980年的6年间，巴基斯坦和法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印度河西岸的距摩亨佐－达罗仅190多公里的麦赫尔迦尔地区，发掘出一系列农业文化遗址。这里的人们使用铜制工具，手工业十分发达。它的工场每年都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小珠子和成百上千的粘土容器，除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还输往整个印度河流域。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来自伊朗的绿松石和阿拉伯海湾的贝壳。最让学者感兴趣的是，这些村庄和小镇已用砖修建起规整的、永久性的房子，而这正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乃至今日这一地区民居的建筑方式。另外，棉花的种植已经开始。与摩亨佐-达罗隔河相望的科特·迪吉，它的居民为防止洪水侵袭，在村边用石块筑起护墙，然后沿墙建起砖房。在对这些遗址进行分析后，人们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600年。
那么，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有没有承袭关系？学者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有，那么前者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农业，而后者是比较典型的城市文明，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没有，两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又有很多相通之处。严谨的学者有时也不得不讲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他们把前面提到的发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发现统称为早期哈拉巴文化。至于它们应不应该归于一个体系，让读者自己去考虑吧——或者，说句恭敬的话——让历史去回答吧。
和其它文明一样，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一个向四周扩展的过程，从总的趋势看是从西向东发展，但也有向南发展的迹象，正是后一种迹象对学者们所认为的文明下限时间观点提出了挑战。古代港口罗塔尔是位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地域最南瑞的遗址之一，发现得较晚，在时间上，也是延续最晚的一个文明遗址。当学者们对从这里出土的物品进行分析后，认为它的存在时间可能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比权威的观点晚了700年！
时间上存在着的前移数千年，后延数百年的情况使这一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中的定位难以确定。它们只能说，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但它存在的确切时间却依然隐藏在朦胧纱雾之中。
一只看不见的手
不少人在谈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总是津津乐道于它所独具的和平、民主的气氛。你看，偌大一座拥有数万居民的城市中，居然找不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宫殿建筑，也没有令人们顶礼膜拜的寺庙大殿。在出土的成千上万件物品中，竟没有一件被认定是代表权威标志的东西。表现人、兽、万物的雕塑、图案等令人叹为观止。可是那处于人上人的王在哪里，似乎至今仍未被发现。在这里很少见到武器一类的东西，矛尖和箭镞只占青铜器的一小部分，而在其他文明遗址中，武器往往成为青铜器或铁器的代表器物。就是在公共墓地中，我们也似乎感受到一种平等，被葬者的姿势基本一致，随葬品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几乎就是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遗址，巨大的王陵、令人目眩的随葬品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此，一些人便把这里描述为一个不存在专制制度的，充满和平的理想之境。他们认为，人们的差别仅仅在财富拥有的数量方面，富者高楼大宅，贫者矮房陋室。但人们是平等的，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市民，对城市事务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们出资兴建房屋和公共设施，参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管理。宗教成为维系市民团结甚至整个城市机器运转的重要手段，人们尊奉共同的神灵，循行相同的祭祖仪式。总之，维护这个文明的基本力量不是权威和武力。甚至有人称这里就是真正的“乌托邦”。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整齐，一切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连文字、度量衡也全地域统一，这种“壮观的”统一文化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控制着一切。
从经济角度看，印度河流域的生产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齐头并进。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货币。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地说，这种商品交换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经贸活动。一位研究两河流域经济史的学者波拉尼认为，两河流域的贸易由政府垄断并由其决定价格，也许这也正是对印度河流域贸易的最好解释，如果真是这样，印度河流域就不再有一种所谓的平民管理城市的民主制度，而是存在着一个操纵着经济活动的强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一块比今日巴基斯坦疆域还大的土地统一到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这个观点也只是一种猜想。也许，当人们有朝一日能把印章文字全部破译，或者又有新的发现时，就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答案了。
未知的突然失落之谜
真奇怪，那广阔而存在了数千年，发展水平极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突然几乎是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在后世的文字典籍中，几乎见不到一点对这一文明的记载：在以后的印度文明发展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一点这一文明的影响，它失落得无影无踪！它沉睡在泥沙之下，不为世人所知。几千年过后，当它重见天日之初，人们也只把它当做一个与以后的文明锁链毫不相关的环节。它失落了，只留下许多假设。
大凡时间久远的历史文化，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未知数。然而像印度河流域文明这样的情况，大概并不多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它都给我们出了难题，而人们也喜欢在解决这些难题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事实上，今天的很多人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究竟哪一个更正确，他们不仅为印度河流域向人们所展示出来的文明成果而入迷，也为这个伟大文明遗留下来的谜而着迷，更为人们在解决这些谜时所做出的努力和创造而赞叹。这也许就是古印度文明的最迷人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