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某些母亲们，在十来年内，尤其在饥饿威胁每一个家庭的三年内，已被老年扯拽得趔趔趄趄，过早地随之而去了……
她们可算是共和国的第二代母亲，她们生下的是共和国的次子次女们。
由于她们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亲，她们对女儿们的企盼，比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的企盼高得多。她们每每因还没上学的儿女居然也会写她们教过的某些字非常惊喜。而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往往只因她们的脸蛋漂亮小嘴儿乖甜笑逐颜开……
尽管，共和国的许多次女幼小时吃过“代乳粉”，但智力却比第一代们开发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龄也比第一代们小。普遍的她们，学龄前就已经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甚至，连她们的入学年龄，也比第一代们提前了一二岁……
然而，饥饿的黑翳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又能吃上两年饱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的准备是较周密并是经过了较长期运筹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得使他们一时懵懂。四月份“黑云压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国，六月初宣布“停课闹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一月份里。像许多他们和她们的身体发育，中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很有些与此前此后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中国女性
在世界美术史上，通过女性和书的关系体现某种美感的名画是不多的。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大师们，创作的目光一专注向女性，也往往首先被她们的肉体的美所吸引。不惟画家们如此，连雕塑家们也如此。罗丹和毕加索，都对女性肉体的美说过许多情不自禁、如醉如痴的话，但却都没有为我们留下将女性和书统一在一起的雕塑或绘画。
而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我想说的是——入画的托腮凝思的少女我见过；哺育着的成熟的女性我见过；编织着的老妇人我也见过。但是——入画的读着书的青年女性，我只见过两幅。一幅画的是一位公爵夫人，在豪华的房间内静静地仿佛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圣经》——如果《圣经》也算是书的一种的话。
另一幅是俄国画家画的——一位少妇坐在小窗前一把旧椅上，聚精会神地读一部差不多与《圣经》等厚的书。她一只细长的手指正打算抚过一页……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入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我记得有这样一幅画——一位面容清秀的姑娘，身着白连衣裙，手捧一册刊物看得忘我。她的身后是街头报刊亭。那一册刊物似乎是《知识》。那一幅画的题似乎是《知识就是力量》。它一经问世，便被许多报刊转载。如果能够统计一下，我们将会更加确信不疑——它可能是当年转载量最高的一幅画。起码是之一。
当年，许多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一看到这幅画时竟泪光闪闪。尤其那些被时代蹉跎了岁月，永远再没有机会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跨入大学校门的男人和女人，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无不百感交集。
“老青年”、“后知青”，当年的高中生们，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三十余岁的一切城市里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无不参与到了同一种竞争中——那就是升学。
当年的升学竞争并不像今天的升学竞争这么激烈。或者反过来说，以今天比当年，今天的升学竞争不但显得尤为激烈，而且简直可以说达到了惨烈的程度。
当年的考题容易，分数线定得低，高考恢复后的前两届，分明地带有体恤性和关怀性。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女大学生之间，当一名十八九岁的年龄最小的女大学生和她的二十八九岁的可能已经做了妻子的女同学坐在一起时，时代在尊重文化知识方面曾经一度发生的断裂就呈现出来了。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当年还没有那些；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一点，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其实都是最不容易的选择。因为——孜孜苦读考上大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远比埋头苦干挣上一大笔钱通过整容术将自己的脸整得端正些还需要执着的精神。而当年又恰恰是那些被耽误了十年的大龄大学生，尤其他们中的女性，其苦读之执着精神特别令人钦佩。四五年后曾有报纸做过调查，她们的毕业成绩是令她们的许多老师深为满意甚至深为叹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校门的她们，转而毫不气馁地成了夜大、电大、职工大学里学习态度最具自觉性的“女生”。
从恢复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二三年，中国当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城市里，你几乎可以到处看到她们捧读的身影和姿态。有的是在读刊物上发表的最新小说。这倒并不怎么特别值得喝彩。因为支撑文学延续至今的主要读者群，几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连女性也不看小说了，全世界十之八九的出版社就该倒闭了。好比如果某一天连男人也不看足球赛不看拳击赛了，那么足球运动和拳击运动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当年你也会不经意间发现她们手捧另外一些纯知识性书籍全神贯注地读着的身影和姿态。比如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历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等等。或在公共汽车站，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商店的采购队列中。她们惜时如金令人怦然心动。她们大抵是些上夜大、电大或职工大学的女性。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公共汽车站或公共汽车上，那么往往是下班的时间。她们的小包儿里装着一个面包一罐头瓶水，往往直接赶去上课。若你发现她们是在商店的采购队列中，那么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们又往往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些东西。
当年我曾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前门二十二路公共汽车起点站，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没带伞而捧着一册几何书看。她怕雨淋湿了书，将书捧在前边一个人的伞底下，任凭自己被细雨淋着而又似乎浑然不觉。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经快湿透了，头发上聚着一层非常细微的雨珠儿。我排在她身后，也没带伞。但我穿着风衣，并不在乎雨淋。我身后是一位老者，他撑着伞。他尽量将伞举过我头顶，撑向前边。那么一来，不但他自己被淋着，伞上淌下来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头正欲开口提出“抗议”，瞬间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伞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闪身将他让到了我前边。那样，他自己不会再被雨淋着，也能将那位女子罩在伞下了。他对我说谢谢时，我内心里却被他的善意感动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之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汇入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和她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当年的许多中国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在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始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的知识追求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苛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那些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一种标志。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对于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当年，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等。除了学历一条，与五十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
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