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杂乱无章的、以热病般的亢奋状况所进行的思想或曰他的哲学妄语中，“超人”乃是他彻底否定一切前提之下创造出来的一种“东西”。用尼采自己的话说——他们是“高迈的人”，“最高的高人”。尼采自己则似乎是他们的“精神之父”。
“超人”究竟是怎样的人？
迄今为止，一切研究尼采的人，都不能得出结论。
因为尼采一切关于他的“超人”的文字，都未提供得出任何较为明晰的结论的根据。
他不无愤怒地反对人们将他的“超人”与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过的这一种人或那一种人相提并论。哪怕那是些堪称伟大的人，尼采也还是感到倘与他的“超人”混为一谈，是对他可爱而高贵的“超人”孩子们的侮辱。
故我们只能认为那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不曾出现过的人，是仅仅受精在尼采思想子宫里的人。既然业已受精成胎了，那么尼采自己是否能说明白他们的形态呢？尼采自己也从没说明白过。他只强调“超人”非是这种人，非是那种人；他似乎极清楚他的“超人”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类，但就是不告诉世人。因为世人不是卑鄙虚伪的人，便是该被咒死光光的贱氓。“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尼采如是说。“他就是大海。”尼采如是说。“诚然，人类是条污秽的湍流。一个人必须成为一个大海，可以容纳污秽的湍流而不失其洁净。”这话也说得极好。“人是要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一切生存者都能从他们自身的种类中创造出较优越的来。”这个道理也是极对的道理，但并非尼采发现的道理，几千年以前的稍有思想的人便懂得这个道理了。“上帝死了！——现在，是该由高人来支配世界的时候了！”然而这一句话却是令人惊悸的了。原来否定了一个上帝只为制造另一个上帝。这“上帝”如是呐喊：“你们更渺小了，你们渺小了的人民哟！你们破碎吧，你们舒服的人们！时候到了，你们将毁灭了！”“毁灭于你们的渺小的道德，毁灭于你们的渺小的怠慢（对尼采的哲学及尼采的‘超人’孩子们的怠慢） ，毁灭于你们的乐天安命！”
这个上帝比“死了”的上帝更加严厉，“他”连渺小的人民乐天安命的渺小的权利都将予以毁灭予以剥夺。“不久他们将变成干草和枯枝！”“那一时刻就要到了，它已逼近了，那伟大的日午！”读来不禁使人毛骨悚然。尼采赋予他的“超人”们两种“性格”——优种的傲慢和征服者的勇猛。这两种性格也是尼采极其自我欣赏的“性格”。后来它们成为从将军到士兵的一切纳粹军人的集体精神，体现于纳粹军队的军旗、军服、军礼、军规、军犬乃至作战方式……
尼采生前，所谓尼采哲学在德国并不曾被认真对待；尼采死后的三十年间，他的思想渐在德国弥漫；又十年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从纳粹军国主义分子们不可一世的“精神气质”中，能很容易地发现尼采“超人”哲学的附魂。
细分析之，“超人”哲学是反众生反人类的哲学，是比任何一种反动宗教还反动的哲学。因为宗教只不过从德行上驯化世人，而“超人”哲学咒一切非是“超人”的众生该下地狱。它直接所咒的是众生普遍又普通的生存权。
太将尼采当成一回事儿的中国人（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人才这样） ，定会以尼采所谓“超人”哲学中那些用特别亢奋的散文诗句所表述的“精神”上“纯洁”自身的炽愿，当成某种正面的思想境界来肯定和颂扬。但是此种代之辩解的立场是极不牢靠的。
因为一个问题是——如果某人不能成为那种精神上“高迈”的“最高的高人”将如何？那么他还配是一个人么？答案是肯定的——不配！那么他便是虚伪卑鄙之徒，是贱氓，或有知识的行为文明的贱氓。甚而，简直是禽兽不如的虫豸！倘他们竟敢与“最高的高人”们共享某一食物，那么那食物“便会烧焦了他们的嘴”，仿佛“他们吞食了火了”。更甚而，“最高的高人”于是便有权“将自己的脚踏入他们的嘴里”。
但“最高的高人”们的“精神”所达到的“纯洁”的高度又是怎样的一种高度呢？
“在最高迈的高峰的夏天，在清冷的流泉和可祝福的宁静之中——这是我们的高处，是我们的家——在将来的树枝之上，我们建筑我们的巢；鹰们的利喙当为我们孤独的人们带来食物！”“如同罡风一样，我们生活在他们上面！”“并以我们的精神夺去了他们精神的呼吸！”总之是坚决地不食人间烟火，亦不近人间烟火。而且，坚决地仇视人间烟火。“最高的高人”们的居处已是如此的“高迈”，食物又是那样的稀异，他们的“精神”上的“纯洁”程度高到何种境界，也就难以想象了。自从有人类以来，有几个人能修成为那样的人？替尼采辩解的人们难道是么？若并不是，便先已是虫豸了！便先已该被“最高的高人”们“将脚踏入他们嘴里”了！尼采自己难道就是么？其实也断断不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停止过的一种怨恨就是——世人首先是他的国人对他的哲学的不重视。足见他又是多么地在乎凡人和贱氓们对他的感觉了。尼采在这个世界上一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便是丹麦人莱德斯博士——因为后者在自己国家的大学里开讲“尼采哲学”……“超人”哲学——一种源于主宰人类精神的野心，通常每在知识者中形成瘟疫的思想疾病。疗药——对症大力倡导“普通人”的哲学。
关于尼采与红卫兵
将尼采与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联系起来，表面看似乎太牵强附会。然而这一种联系起来的思考，对中国是有意义也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中国文化界便无人再鼓吹尼采。
国家将亡，民族将沦为奴族，谁还来谈怎样成为“最高的高人”呢？当“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竖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华人集体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解放，又能张显到哪里去呢？
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几乎听不到尼采的名字了。“文革”中的红卫兵，无论是中学的，高中的，还是大学的红卫兵，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知尼采其人。但是，红卫兵的理念、意志、表述思想的语言以及口号，与尼采是多么的相似啊！首先在彻底否定一切这一点上，两者是空前一致的。尼采认为——他以前的世界已经彻底地朽烂了，而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宁评说资产阶级“僵尸”的话，但列宁显然是不屑于“利用”尼采的吧？红卫兵认为——在自己们以前的中国，刚刚变成了“红色”的，却又由“红色”完全变成了“黑色”的。尼采要从文化上对他以前的世界进行彻底的清算。红卫兵也要对中国那样。尼采蔑视他以前的一概道德标准——文化遗产和价值判断的原则。红卫兵亦如此。尼采要由自己“改良”人类。红卫兵也同样“允诺”进行如此“伟大的事业”，虽然不曾有人拜托。尼采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最洁”者。红卫兵认为自己们是政治上的“最纯”者。尼采在精神上“惟我独尊”。红卫兵在阶级立场上也“惟我独革”。尼采极为骄傲于他血液里的一种元素——勇猛！“勇猛就是击杀！每一次击杀伴随着一次凯旋！”红卫兵也是勇猛的。每一次勇猛的行动都伴随着破坏和鲜血。“我总是想要将一只脚踏进他们（指贱氓）的嘴里！”尼采这么说，红卫兵几乎这么做。倘谁真的能将脚踏入别人们的嘴里的话。
“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同胞们，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我意象中的影像！呀！它卧在最坚固，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的铁锤猛烈地敲击他的囚牢，石块中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美丽的超人向我移来了，呀！同胞们……”尼采如是说。“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高举起红色的铁锤，将旧世界砸它个落花流水！让我们砸出的火星汇成一片片新世界的曙光！让我们彻底砸烂旧世界，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卫兵在“文革”中每振臂作如此大呼。尼采强烈反对说教，但是他一再说教世人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他所授的方法是“自我刷洗”。红卫兵“超越自我”之方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那么多，那么多。而最相似的一点是，尼采说：“现在，这个世界当由我们来支配的时候到了！”红卫兵们说：“我们来掌握中国命运的时候开始了！”尼采的话印在尼采的书中。红卫兵们的话，记载在当年的红卫兵小报中。尼采有精神“红卫兵”情结。红卫兵有“后尼采意志”。这一种相似证明了一种真相，即——在某些人类的本性中，潜伏着强烈的欲念，总是企图居于主宰、统治或用尼采的较温和的话来说是“支配”的欲念，它有时体现为反抗压迫的行动；有时驱使着的仅仅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尼采以他著书立说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调动和彰显了他本性中的这一欲念。“文革”以它号召“造反有理”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调动和彰显了红卫兵们本性中的这一欲念。
用尼采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即《人性的，太人性的》——之真相。
尼采哲学的一种真相。
关于尼采和中国知识精英
凡尼采思想的熔岩在中国流淌到的地方，无不形成一股股混杂着精神硫黄气味的尼采热。
“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几乎一切古典思想，以及后来支撑中国人国家信仰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们而言，已不再能真实地成为他们头脑所需的食粮。
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渴望提高物质生存水平的口号——“将面包摆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面包者，洋主食也。在中国人看来，当时乃高级主食。
但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头脑所需之方面，表露同样的渴望，提出同样的口号。故一边按照从前所配给的精神食谱进行心有不甘的咀嚼，并佯装品咂出了全新滋味的样子；一边将目光向西方大小知识分子丰富的思想菜单上羡慕地瞥将过去。
如鲁迅当年因不闻文坛之“战叫”而倍感岑寂；中国那时的大小知识分子，无不因头脑的营养不良而“低血糖”。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尼采“面包”来了，弗洛伊德“面包”来了。在大小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它们是“精白粉面包”，似乎，还是夹了“奶油”的。
与水往低处流相反，“弗尼熔岩”是往中国知识结构高处流去的。
撇开弗氏不论，单说尼采——倘一名当时的大学生，居然不知尼采，那么他或她便枉为大学生了；倘一名硕士生或博士生在别人热烈地谈论尼采时自己不能发表一两点见解以证明自己是读过一些尼采的，那么简直等于承认自己落伍了。如果一位大学里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导师，关于尼采和学生之间毫无交流，哪怕是非共同语言的交流，那么仿佛他的知识结构在学生和弟子心目中肯定大成问题了。
这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追星”现象，或曰“赶时髦”现象。虽不见得是怎么普遍的现象，却委实是相当特别的现象。此现象在文科类大学里，在文化型大小知识分子之间，遂成景观。在哲学、文学、文化艺术、社会学乃至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诸方面，尼采的思想水银珠子，闪烁着迷人的光而无孔不入。
但是尼采的思想或曰尼采的哲学，真的那么包罗万象吗？
台湾有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很凄美的咏落叶的诗，首句是：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看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普遍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其思想貌状，如诗所咏之落叶。好比剥去了皮肤，裸露着全部的神经，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出国去感受世界，或裸露着全部的神经在本土拥抱外来的“圣哲”。每一次感受，每一次拥抱，都引起剧烈的抽搐般的亢奋——“痛并快乐着”。
当时，对于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影响之久，之广，之深，我以为无有在尼采之上者。而细分析起来，其影响又分为三个阶段。或反过来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藉尼采这张“西方皮”，进行了三次精神的或曰灵魂的蜕变。
第一阶段：能动性膨胀时期。主要从尼采那里，“拿来”一厢情愿的“改良”者的野心。区别只不过是，尼采要“改良”的是全世界的人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文人型知识分子们，恰恰由于文化方面的自卑心理，已惭愧于面对世界发言，而只企图“改良”同胞了。这其实不能不说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愿望和姿态，但又注定了是力有不逮之事。因为连鲁迅想完成都未能完成的，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都未能达到之目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也是难以接近那大志的。一国之民众是怎样的，首先取决于一国之国家性质是怎样的。所谓“道”不变，人亦不变。所以，在这一时期，“尼采”之“改良”的冲动体现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身上，是比尼采那一堆堆散文诗体的呓语式的激情，更富浪漫色彩的。
尼采的浪漫式激情是“个人主义”的；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浪漫式激情却有着“集体主义”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