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的文科大学生们，以她们的喜好一改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凭她们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之稿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每每也“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上也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目前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就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
一九五八年也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有人在那两年中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在那两年中因工致残，有人在那两年里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 ，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非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条待遇，她们也就放弃理争了。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摆不清楚，什么厂长局长以及更大的官儿，日子也许就不太消停。
或许，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认为她们还应该像五十年代的妇女们那样才可爱。
但是试问，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据我看来，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存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因为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其实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还有丁点儿认识的价值。
我至今没接近过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要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倒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是“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尤其惊讶的是，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那就是——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的不情愿，多么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多么的内心悲苦。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入数倍甚至数十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收入高了，花钱也大方了，穿得也时尚起来，住的也改善起来。中国是世界上许多行业的大市场。她们似乎都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确信不疑——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尽管还不能公开化，但前途似锦，“职业”队伍将不断扩大。
她们快活，自在，满意于现状，毫无羞耻感。除了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再没什么不顺心的。
据说，倒是些初涉此道的男人们，每每在大大方方的笑容可掬的善于周旋的她们面前显得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她们就仿佛关系稔熟地调侃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放松些，自然些，大胆主动些……
那么，你在听说得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你还会怜香惜玉地同情她们吗？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钱钞为前提所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根本是违背她们天生在陌生男人面前掩护自己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从她们内心里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以叫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妇科男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
因为，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的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地显出几分雅。
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 ，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过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们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之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从前的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现在更少束缚更自由吗？
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等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