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国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这里所说的“中心势力”，即指政党。他尤其希望中国政党政治复活，并分析了当时温和系统（指研究系，先前之进步党）和激进系统（指国民党）的不同的政治目标，认为“温和一派，则欲凭借政治上、社会上之废墟，渐次以趋于新运；激进一派，则欲推翻政治上、社会上之因袭，猛进以摧其陈腐。二者均有累次失败之历史，以备尝困苦与艰难，故能凭空造成一种势力。此等势力之于政治皆堪宝惜，国民果能用之得当，俾二种势力各觅其所当遵循之正轨以进。一方固善良之秩序，一方促锐新之进步，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以达政治上生存之公共的志则，不惟其各个势力之本身，可享永久之寿命，如英伦之有统一党与自由党，造福国家，有功社会，亦非浅鲜”。李大钊的主张强调“达政治生存之公共志则”，其实蕴涵了“政治调和”的思想。
李大钊分析指出，温和、激进两派日渐消弱的原因，“一以系统中之分子，泰半皆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恒不惜以国家殉其私欲与野心，此种行为，渐以暴白于社会，遂来国民之厌弃；一以其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故其所为，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这里，李大钊认识到了政党政治与民生的关系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政党都来源于它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阶层和群体，它的存在、发展和壮大都必须以获此必要的支持为基础。作为一个政党或是政治领袖，在对待群众的态度方面，是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利用群众、组织群众还是不关注群众，不管其死活，这是决定政党政治生命的关键节点。上述一派“为国民之厌弃”，另一派“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之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这就注定了两派必定失败的最后结局。对此，李大钊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命运出发，开始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的政党身上，他呼吁“吾民……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种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及能永久”。这颇有见地的思想，对他以后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理念以及开展革命工作有相当大的影响。
此时的李大钊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关注点放在政党政治建设上，认为应以立宪的精神指导政党的活动。政党既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政治工具，那么它就必须在宪政中合理、合法、有序地活动，高扬立宪的精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说：“窃谓吾国政党不造则已，造则必求其根据。此等根据宜求之于政制之主张，不宜求之于人物之依附。果能利此机会，借此二种相反之主张以为号召，其他人物之臧否，感情之向背，悉屏除之。而奠二大政党之基础，以统一目前棼泯之各小政团，廓清政界阴霾黯淡之象，则国运于以康宁，党帜于以鲜明矣！”
李大钊比较和研究了美国政党中的“二种相反之主张”，并对此极力推崇，“美国当Phila
delphia会议之际，其议员中亦有二种相反之主张，即一则欲创一坚牢统一之共和国体，一则使加入联邦组织，而由其州主权取一定之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之各州，无所损其独立也。直至今日，殆弥漫于美国历史之全部，而其二大政党率以是为基础”。
政治上代表不同政治力量、不同利益集团的对抗力，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规律。国家和社会政治上所存在的一定对抗力，是自然平衡之理。国家政治若缺乏对抗之力，必然导致权力上的专制。源于此，李大钊希望政党“能以优容之量涵纳反对之主张”，“任在何时，任在何种一致政府之下，反对党实不能全泯其迹”。明确主张反对党对于台上执政党而言，是一种极好的政治对抗力，可以监督执政党的执政行为，以及政府执行政策的行为，所以说反对党是不可或缺的。李大钊还特别撰写了《爱国之反对党》一文，从英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谈起，对于英国的政党政治尤为推崇，对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职责分工很是赞同。在他看来，英国政府（执政党）为国家当政治之实际而负其责任，在野党为国家司政治之批判而行其监督，地位虽有不同，职务则无或异。这种状况才是理想的一国政党政治。“反对党之为用于国也，固非在以攻击政府为能事，实立于援助扶持之地位以为之辅佐者耳。惟若在平时，对于政府所持之主义，确见其有所未当，或实不协于民意，则取而代之，以行己党之主义，斯亦在野者无可旁贷之责任；而在外患繁兴之会，则反对党纵与政府所施之军国计划，外交方针，不尽相同，或竞适居其反，亦当隐忍以为补苴之图，而不许公然以肆其攻诘”。这里，李大钊说明了“反对党”的责任问题，表明政党政治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求反对党在外患之时“策政府之后盾”，以援助政府为使命。不过，李大钊并不是主张“反对党”一味地顺从政府之意而使政府专横，他同时要求“政府及议会内外之政府党，亦当尊重反对党之意思，凡于枢要之问题，务求竭力疏通，征集各方之主张，而折衷于一是。勿徒一闻反对之声，辄以失当之辞相加，挑拨感情，贻祸军国，莫此为甚也”。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执政党应当虚心倾听反对党意见，接受反对党的批评与监督；其二是在台下的在野党也要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国民利益为目的，支持、拥护执政党的政策。很显然，居于监督地位的反对党，绝对不是执政党的政治障碍，而是国家政治运作层面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政党间相互尊重彼此的生存空间，不仅仅是党德的体现，更是现代政治发展的要求。而民初的党争，最为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相互尊重彼此的生存空间，缺乏的就是建立在政治规范前提下的“以优容之量涵纳反对之主张”的党德。这是党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政党之间相互批评、互相监督的基本条件。
此外，李大钊还极力主张变革中国政治运行模式。他认为“专制政治尚秘密，立宪政治尚公开”。然既如此，那么，政党政纲应该公开，不同的政治见解可以通过演讲进行舆论宣传。他提到外国的情况，“文明国之政争，皆在演说台上，入日本政治演说之场，犹恍闻‘板垣虽死自由不死’之声，登美国政治演说之堂，犹恍见前总统罗斯福氏之血。盖于稠人广众之中，公布其主张，以求舆论之同情，乃政治家之天经地义，虽刀锯在前，鼎镬在后，有所不顾。区区反对之声浪，乌能摧卷其政帜者。”而具体到民国的政争，则是“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而慷慨淋漓热烈蓬勃之政去演说会无闻焉”，这种状况与立宪精神背道而驰。李大钊认为，舆论宣传是政治得以形成的条件，是政党操纵和利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只有坚持言论自由并形成自由言论的舆论机制，政党政治才能趋于正轨，“抑言论之争持，本为立宪政治之所尚。争而能守相当之态度，一定之范围，则争持亦何尝不可。平心论之，各国议会能平心静气以相讨议而绝无骚扰之象者，英、美而外，殆无所闻”。
凡此种种表明，李大钊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系统探讨政党政治的，最早系统探讨中国的政党建设思想的。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政党实践及主张不同之处在于，其一，李大钊对政党政治的探讨，其目的主要在于使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能够不断走向完善；其二，发挥政党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以期真正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及其在社会政治中的主导作用；其三，凸显李大钊对政党政治以及对中国政治的理想追求。
8.对现代化新型政党的期待
由于李大钊对当时中国社会政局的失望，以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问题，不能改变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现状，所以促使他将改变中国社会的关注点放在对建构新的社会现代化政党力量的进一步探讨上，即寻求能引导中国社会现代化得以全面启动的主导推动力量。1917年4月，李大钊提出“中心势力”这一颇具新构想的概念，认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并认为“中心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希望有新的政党力量的出现，但当时中国“以中级社会为中枢”的政党无论在中国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严重滞后还是“中级社会”过于弱小的情况下，都不可能担负在中国开辟政治现代化的重任。
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李大钊对现代化政党的认识有了新的升华，开始初步地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的重要性。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革命手段进行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现代化运动，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现代化的新纪元。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的开篇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
可见他对俄国“急进社会党”所领导的革命予以充分肯定，并认为俄国革命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独特，且“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对Bolsheviki作了比较详细的描绘：“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并认为Bolsheviki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从李大钊的介绍来看，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的胜利”！可见，对于外部世界所出现的世界性变革，李大钊更希望在中国尽早出现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革命，这其中就包含了他要在中国建立俄国Bolsheviki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期待。可以说，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虽然在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上只是初步的，但却是在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最早地表明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新型政党。
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李大钊在北京领导五四运动，组织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建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以后，他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1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条件逐步成熟之时，李大钊写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从世界范围内政党的作用及中国政党发展的实际阐明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政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书”。
那么，中国将要成立怎样的新型政党呢？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建立的新型政党须有三个突出的地方：一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成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李大钊非常重视社会力量联合的意义，在他看来，“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办好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正是由于十分注重强调民众联合的力量，所以，他认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二是要具有“强固精密的组织”，而且注重党员的训练。李大钊指出：“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最近谈Communism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鉴于这种状况，李大钊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出建党的号召：“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三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有利时机，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呼应。李大钊分析了以共产国际为中枢的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希望中国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相互支持。当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以后，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已提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日程上。
后来，在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重大意义时指出，鉴于中国的阶级状况，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如此“才能开始进行实际改革的事业”。这是李大钊对中国政治及政党活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即如何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确立一个能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政党的主导“中心”力量。其落脚点是政党服务服从于社会的“实际改革的事业”。
从李大钊所生活的时代性看，民国政治一直处于不同的政治、军事压力之下，特别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极不利于建立起一个理想化的政党文明体制下的共和政体社会。因此，李大钊的上述观点，“虽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的问题有感而发的”，然而，“这些观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相互联系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政党政治的基本认知标准。因此，无论是看待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变，还是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李大钊的上述观点都是很有思想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