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于3月在莫斯科成立由列宁领导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参加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通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受它的领导。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
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1919.3—1927.7），对推动中国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一些错误”。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以往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较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是苏联政策的失败或斯大林的失败；苏联学者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等等。国内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很少提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作用。但是，随着前苏联的一些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布和挖掘，学者们认识到，俄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奎松认为，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布）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
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之后很快走入群众之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甚至有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进行干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与干预也导致了中国革命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自身对于中国革命的胜败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党内的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革命斗争经验都很有限，党内也存在一些派别争议，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发展。所以，应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创立初期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力求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而中国的革命者也一直在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希望能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获得共产国际的一定帮助，李大钊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李大钊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国际的成立，向中国人民大力宣传介绍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能给予中国革命以实际帮助和支持，担当起领导世界工人运动的大任。而共产国际需要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全世界，中国革命同样需要找到联系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承担起了这份连接的重任，拉开了中国革命者与共产国际相互联系的序幕。
1.明确支持共产国际的成立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是向往俄国革命的，痛恨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的专制制度。
由于痛恨专制制度而更加向往俄国革命，又由于向往俄国革命而更加痛恨专制制度，二者相辅相成。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与此同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从李大钊所著《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俄国革命是很向往的。李大钊指出：“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所有这些，都促使李大钊去联系俄国革命者并支持由于俄国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对与共产国际的主动联系更会充满期待。
1919年，当《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发布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具备派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条件。不仅力量很弱小，而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尚缺乏广泛性。当时，中国报刊上对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也作了一些介绍，例如1919年2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载，1919年1月25日苏里克电：“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大会议决召集新国际革命党大会，并拟定计划，盖合德国斯巴达克斯团与俄国过激党之主义而成者……”但此消息公布后，并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强烈影响。中国的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想到要去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从而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或指导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创立，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李大钊虽然已经在国内进行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工作，但并未提出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明确支持共产国际的成立。应该说，李大钊成为了明确支持成立共产国际的中国第一人。
1919年2月1日，李大钊在《新潮》第1卷第2号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抒发了他对为了解放运动而成立的世界组织的期盼。李大钊认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
他说：“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
共产国际成立后，李大钊充满激情地向国人介绍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乃与苏俄的革命同时崛起，执世界工人运动的牛耳”；“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苦瓦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中国的特权，更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加深了对苏俄的认识，如何与之建立联系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成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1919年夏，在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布尔特曼会见了李大钊。他向李大钊介绍了苏俄的革命及俄共（布）的情况，并向李大钊推荐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李大钊向布尔特曼介绍了中国的革命以及五四运动，提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工人、组织工会等方面的经验。布尔特曼对李大钊印象深刻，称赞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据“缪勒尔回忆说：‘布尔特曼广交京津两地高校和专门学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与李大钊有私交。布尔特曼认为李大钊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在1919年5月北京学生反对帝国主义行径、反对凡尔赛和会上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让给日本的激烈抗议和罢课之后，各大城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天津也一样，布尔特曼直接参加了这里的运动’”。
从上述史实我们可以了解到，李大钊由此开始了致力于与兴盛发展中的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零星的，是非正式的，却意味着李大钊等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未来的期盼。
此外，一些学者倾向于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是“蔡和森和毛泽东较早地探讨过共产国际问题”。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于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两次致函毛泽东，信中详尽地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情况，将共产国际所召开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的国家以及中国派代表的情况作了介绍，并且对于共产国际的性质也有一些论述，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欧美和东亚各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动向，并评述了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从时间上看，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要比蔡和森的介绍提前一年，理所当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联系共产国际的第一人，掀开了中国革命者与共产国际接触的第一页，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篇章。
2.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工作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曙光，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历代仁人志士的改良与革命，中国依旧在黑暗中摸索。苏俄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让一些中国人开始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中国的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了社会主义。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成立时，肩负着推进中国革命乃至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任。共产国际预测到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人数剧增，将出现群众罢工高潮，因此，共产国际认为“应当通过这些政党或团体与殖民地里的革命运动发生接触”，“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为此目的，殖民地革命从开始之日起，就必须要由共产主义先锋队领导，绝不能把运动的领导权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革命会走上“正确道路”。在这样的方针下，共产国际通过俄共中央远东局着手开展与中国的联系工作。1920年4月，魏金斯基被派往中国，进行先期的宣传工作，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魏金斯基是一个比较谦和的人，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也很推崇，对中国的工作充满热情。北京大学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与李大钊教授关系较好，曾经为李大钊提供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在他的介绍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会见了魏金斯基。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草案，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
正是有了共产国际的特殊形式帮助，有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新型政党的热烈期待，有了中国民主革命新的发展需求，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成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具体方针、政策上依赖共产国际，甚至在党的活动经费上都要靠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曾经提到过，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1923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元。而中共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元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活动开展给予了经济上的必要支持，而其在中国的活动也会进一步得到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共产主义组织的认可。
共产国际结合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适时给予了各国的支部以一定的领导和指示。特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给予了很多帮助，让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逐渐清晰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各国革命有着各国的具体国情，共产国际的指示还需要中国革命者在实践中因地制宜的应用。如李大钊对待共产国际的“联吴”政策的指示即采取了接受的态度，而对吴佩孚的军阀本质却缺乏应有的深刻认识。
1920年10月9日，苏俄政府远东问题专家威廉斯基发表文章，称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希望能够“联吴”。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人接触频繁，对“联吴”政策也充满着期待。这主要是基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组织的弱小，同时也体现出了李大钊对共产国际特别是俄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一种憧憬，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像苏俄革命一样取得成功。
共产国际提出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临时协议或暂时联盟，希望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临时协议，在短时间内共同推翻外国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被严重忽视，导致了结盟理论在落后国家实施中的矛盾，甚至含混不清。对中国来说，谁是中国革命的敌人，谁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理论还不能达至统一。从共产国际观点来看，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国的封建军阀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反对另外的帝国主义，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显然没有体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对民族革命真正的参加者认识不清，导致在中国革命阵线在寻找盟友和伙伴的过程中，把中国的封建军阀当作结盟的主要对象。
从1921年开始，李大钊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联合吴佩孚做了大量的工作，目的是通过联合吴佩孚，创造扩展北方工人运动的环境。虽然吴佩孚并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联吴”政策，这既是对共产国际的崇拜和服从，也说明了在中国革命势力弱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作为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给予帮助。这也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成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结合。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李大钊等人也并未一成不变地接受共产国际的“联吴”策略。1923年2月，《中共中央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
